法国，特鲁瓦

“撒梅里亚？你想听撒梅里亚的事？那里曾经是人间天堂，是伊甸园。到处是果树和橄榄树、甜瓜和香蕉、青瓜和小麦。撒梅里亚很简单，很纯粹。耕种与收获、雨季和旱季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节奏。我们有八百多人，有一座清真寺，还有学校。我们很穷，但安拉给了我们需要的一切。”

听听她的话，加百列边开车边想，我们……我们的……她出生的时候，撒梅里亚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二十五年，可她提起那里时，就如同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

“我的祖父是个大人物。当然，他不是村长，但在年长的人里，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当时有四十德南的土地，还有很多羊，应该算是富人了。”她嘲讽地笑了笑，“在撒梅里亚，富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别人那么穷。”

她的眼睛更黑了。她看了看腿上的枪，又转头望向了窗外飞驰而过的法国农田。

“1947年，我们村子开始消亡。11月，联合国投票决定把我们的一半土地送给犹太人。撒梅里亚和西加利利的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属地。但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投票刚结束，战争就开始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想要的是整个巴勒斯坦。”

战争是阿拉伯人先发起的，加百列想反驳——阿萨德酋长，贝特赛义德村的头领，是他率先血洗了内坦亚到耶路撒冷沿线的公车。但现在不是争吵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她现在正沉浸在对撒梅里亚怀念中，加百列不想打断她。

她转向了他：“你在想什么？”

“我在听你讲故事。”

“你只有一部分心思在听我的故事，”她说，“但其他部分在想别的事。你想拿走我的枪吧，还是在计划逃跑？”

“已经没法逃跑了，巴勒斯坦尼娅——我们两个都跑不掉。接着说吧。”

她望向窗外。“1948年5月13日，哈贾纳自卫组织的武装车队从阿科沿河岸出发了。他们的行动代号是本·阿米。这是‘Tochnit Dalet’的一部分。”她看着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Tochnit Dalet’，就是D计划。”

加百列点了点头，想起了站在贝特赛义德废墟中的迪娜。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一个月？但感觉却恍若隔世。

“本·阿米行动口头上的目标是支援西加利利地区几个孤立的犹太人村庄，但真实的目标却是征服和吞并。事实上，当时上级的命令就是摧毁三个阿拉伯村庄：巴沙、济卜，还有撒梅里亚。”

她顿了顿，想看看加百列对她刚刚的话有什么反应，然后她继续自己的“演说”。撒梅里亚是三个村中第一个被消灭的。哈贾纳在黎明前包围了它，装甲车前的大灯把整个村子都照亮了。有一些哈贾纳组织的成员戴着红色的格子围巾，让站岗的人错把犹太人的袭击当成了阿拉伯的保卫行动。他向天空放枪庆祝，然后就被犹太人杀害了。犹太人伪装成阿拉伯人进村的消息很快传开，村里人一下子慌了。撒梅里亚的守卫者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但他们当然打不过装备精良的哈贾纳。几分钟之内，人们就开始撤离了。

“犹太人希望我们离开，”她说，“他们故意没有把守村子的东边，让我们有路可逃。我们没时间收拾行李，甚至连食物都没来得及带。我们只顾着逃跑。但犹太人还是不满意。在我们穿过那片我们种了几个世纪的农田时，他们朝我们开枪扫射，五个村民死在了田里。哈贾纳工兵马上进了村。逃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爆炸声。犹太人把我们的天堂变成了一堆碎石头。”

撒梅里亚的村民跑到大路上，一直向北逃，最后到了黎巴嫩。很快，巴沙、济卜，还有东边几个小村子的村民也来了。“犹太人让我们去黎巴嫩，”她说，“他们让我们在那里等上几个星期，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回到哪儿去？我们的房子已经变成了瓦砾，我们只能朝前走。我们穿过国境，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彻底被遗忘了。巴勒斯坦的大门对我们永远地关闭了。”

兰斯：下午五点。

“停车。”她说。

加百列把那辆奔驰停到路边。他们默默地坐着，车身被飞驰而过的车辆震得微微发抖。电话响了。这次对方讲话的时间比以往都长，加百列怀疑这应该是最后一道命令了。她一言不发地结束了通话，然后把手机放进包里。

“我们去哪儿？”

“巴黎。”她说，“和你猜想的一样。”

“他想让我们走哪条路？”

“A4。你知道吗？”

“知道。”

“那条路直通——”

“直通巴黎东南部。我知道它通向哪儿，巴勒斯坦尼娅。”

加百列加速进入主路。车上的时钟显示着五点零五分。路牌上写着“巴黎145”。离巴黎还有一百四十五公里，也就是九十一英里。

“讲完你的故事吧，巴勒斯坦尼娅。”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说到黎巴嫩，”加百列说，“说到你们被遗忘了。”

“我们在山上搭起了帐篷。我们四处寻找食物，靠阿拉伯弟兄的接济过活，等着有一天巴勒斯坦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打开，等着犹太人兑现他们在我们离开时许下的诺言。但六月份的时候，本·古里安说，难民不能回家了。他把我们划为第五类不能回去的人，我们会威胁到这个新犹太国家。我们知道我们再也看不到撒梅里亚了，天堂没有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五点十分。离巴黎还有八十英里。

“我们向北走，到了西顿。那个长长的夏天，我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然后天气变冷了，雨季来了，可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帐篷里。我们把这个新家叫‘艾因赫勒韦’，意思是‘甜美的春天’。这一切对我祖父来说尤其难以忍受。以前在撒梅里亚的时候，他也算是个重要人物，看管着田地和牲口。可现在整个家庭都在靠接济过活。他有地契，可土地却没有了；他有房子的钥匙，可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第一个冬天，他就病了，后来很快就去世了。其实他是不想活了——至少不想在黎巴嫩活着。撒梅里亚死了，我祖父也死了。”

五点二十五分。离巴黎还有六十二英里。

“我父亲当时只是个男孩，但他有责任照顾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他没法工作——黎巴嫩不允许难民工作。没有黎巴嫩的社保，没有黎巴嫩的医保，我们也没法离开那儿，因为我们连有效的护照都没有。我们谁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五点三十八分。离巴黎还有三十五英里。

“后来我父亲娶了一个撒梅里亚女孩。村里剩下的所有人都聚集在艾因赫勒韦难民营，为他们庆祝。当时大家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虽然周围的环境迥然不同。那里不是天堂，地面上是阴沟，四周围着棚屋和帐篷。母亲给父亲生了两个儿子。每天晚上他都给他们讲撒梅里亚的故事，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家。他给他们讲了经受过的灾难，也讲了回家的梦。我的哥哥们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巴勒斯坦的战士，他们没有选择。当他们长大到可以拿枪后，法塔赫就开始训练他们。”

“你呢？”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75年出生，那时候刚好黎巴嫩开始内战。”

五点四十七分。离巴黎还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再来找我们。是啊，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的家，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土地，但至少在艾因赫勒韦，我们是安全的。犹太人永远都不会来黎巴嫩。他们会吗？”

五点五十二分。离巴黎还有十九英里。

“加利利的和平行动——这是他们起的名字，天啊，就算是奥威尔也想不出更好听的名字了。1982年6月4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标是一次性彻底清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一队以色列士兵沿着公路北上，唯一的不同是，这条路在黎巴嫩，而非巴勒斯坦，士兵也从哈贾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很糟。艾因赫勒韦难民营被认作是法塔赫的地盘，是流亡国外的巴勒斯坦人的中心。6月8日，战争开始了。以色列派来了伞兵。我们的人像狮子一样勇敢地反击，在每一条巷子中、每一间房子里，从清真寺到医院，任何投降者都会被击毙。人们都在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艾因赫勒韦之战就会继续下去。

“以色列改变了策略。他们用飞机和大炮一条条巷子、一个个街区地毁掉我们所有的帐篷。每过几个小时，以色列人都会劝我们投降。我们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绝不。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失去了一个哥哥，我的另一个哥哥在第四天也牺牲了。战争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母亲在爬出石头堆时被误以为是游击队员，被以色列人击毙了。

“一切结束以后，艾因赫勒韦变成了一片废墟。犹太人又一次把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失去了哥哥，失去了母亲。你问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因为撒梅里亚和艾因赫勒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我心里的意义。我除了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去了哪里？”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她说，“太多了。”

“我想听。”

“开车吧，”她说，“你就快见到你的妻子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晚上六点。离巴黎还有十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