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在乡间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当五位忧心忡忡的太太向当地警察局报告，她们的丈夫没有回家时，一名乡村警察绞尽他那有限的推理脑汁，得出了结论：这支国民军巡逻队已然全体失踪。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迷了路：这些人非聋即蠢，要不就是年纪老迈，不然他们早就在军中服役了——不过，那位乡村警察还是照样上报给总局，只是为了开脱自己。收到消息的值班室中士马上意识到，这伙失踪的人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军事区巡逻的。

他向他的警长报告，警长上报到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一面派出一名特警队员到现场，一面通报给军情五处，军情五处立即派出布劳格斯。

特警队派的那名队员正是哈里斯，他曾经办过斯托克威尔的谋杀案。他和布劳格斯在火车上会了面。哈里斯再一次邀请布劳格斯星期天到他家用餐，而布劳格斯也再一次告诉他：自己大多数星期天都要照常工作。

他俩下了火车之后，借了两辆自行车，沿运河的纤路骑行。哈里斯比布劳格斯年长十岁，体重也多了五十六磅，对这一路奔波倍感疲累。

他们在一座铁路桥下遇到了搜索队的一支小分队。哈里斯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下自行车喘口气。

“你们发现什么了？”他说，“尸体吗？”

“不是，是一艘小船。”一个警察回答，“你们是什么人？”

他俩作了自我介绍。一个脱得只剩内衣裤的警察正钻下水去检查那艘船。他露出水面时，手里拿着一个塞子。

布劳格斯看着哈里斯：“是有意弄沉的船？”

“像是这么回事。”哈里斯转向那个下水的人，“还注意到别的情况没有？”

“船沉的时间不长，而且完好无损，船桅是卸下来的，不是折断的。”

哈里斯说：“你在水下只待了一分钟，发现的情况倒不少。”

“我周末会做做水手。”那个下水的人说。

哈里斯和布劳格斯跨上自行车，继续骑行。

他们遇到搜索队的大队时，那些尸体已经找到了。

“五个人全是被杀死的。”带队的警长说，“兰厄姆上尉、李下士和士兵沃森、戴顿和福布斯。戴顿的脖子被扭断了，其余的都是用一种刀子杀的。兰厄姆的尸体曾经落在河里。全是在一座浅坟里找到的。血腥的谋杀。”他显得深受震惊。

哈里斯靠拢去仔细看那摆成一排的五具尸体。

“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刀伤。”他说。

布劳格斯凑过去观察：“天啊，是他。”

哈里斯点点头：“锥形匕首。”

那位警长惊讶地说：“你们知道谁干的？”

“我们能猜到。”哈里斯说，“我们认为他以前曾两次杀人。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知道他是谁，可是不清楚他在哪儿。”

警长眯起眼睛：“这地方离禁地这么近，你们特警队和军情五处又这么快就来到现场，对这件案子我还需要了解些别的情况吗？”

哈里斯回答说：“你只要合上嘴什么也别说就行，等你们的局长和我们的人谈就是了。”

“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布劳格斯问：“还发现别的情况吗，警长？”

“我们还在这一地区搜索，圈子更扩大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那座坟墓里有些衣服。”他指着说。

布劳格斯小心地翻了翻那堆衣服：黑裤子、黑毛衣、一件皇家空军式样的黑夹克。

哈里斯说：“夜行服。”

“适合一个大个子穿。”布劳格斯补充说。

“你们那个人有多高？”

“超过六英尺。”

警长说：“你们来时遇上发现沉船的人了吗？”

“遇上了。”布劳格斯皱起眉，“最近的船闸在哪儿？”

“沿运河向上游四英里的地方。”

“如果我们说的那个人在船上，看闸的人一定见过他，对吧？”

“对。”警长附和着。

布劳格斯说：“我们最好和他谈谈。”

他返身回到他的自行车前面。

“又是四英里，我骑不动啦。”哈里斯抱怨说。

布劳格斯说：“借这个机会把那些星期日的美食消化消化吧。”

四英里的路程，他们骑了快一小时，因为线路是为马蹄而不是为车轮修的，崎岖不平，泥泞不堪，暗布着松动的石头和四下伸张的树根。他们抵达闸门时，哈里斯已经气喘如牛、汗流浃背了。

看闸的人坐在他的小屋外面，吸着烟斗，享受午后的户外空气。他是个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动作更是慢吞吞的。他略显开心地打量着这两个骑车人。

布劳格斯开口了，因为哈里斯还喘不过气来。

“我们是警察。”他说。

“是吗？”看闸的问，“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吗？”他兴奋的样子如同炉火前面的猫。

布劳格斯从皮夹里取出“针”的相片，递给了他：“你见过这个人吗？”

看闸人把相片放到大腿上，划着一根火柴点烟斗。随后端详了一会儿相片，又递了回来。

“怎样？”哈里斯说。

“嗯。”看闸人慢悠悠地点了点头。

“昨天差不多这个时候，他来到这儿，进屋要杯茶喝。蛮不错的家伙。他犯什么事了，在灯火管制之后点灯吗？”

布劳格斯沉重地坐下。

“差不多。”他说。

哈里斯自言自语：“他从这里顺流而下，天黑以后进入了禁区。”他说得很轻，不让看闸人听见。

“他回来之后，遇上了监视他的船的国民军。他料理了他们，向铁路方向又航行了一段路，沉掉他的船然后……跳上一列火车？”

布劳格斯对看闸人说：“下游几英里处有一条铁路线与运河相交——铁路通哪儿？”

“伦敦。”

布劳格斯：“噢，该死。”

布劳格斯于午夜时分返回白厅内的陆军部，高德里曼和帕金正在那等候他。布劳格斯说：“是他，没错。”接着把情况讲给他们听。

帕金十分激动，高德里曼神情紧张。布劳格斯讲完之后，高德里曼说：“这样看来，他如今已返回伦敦，我们又要在大海里捞针了。”他摆弄着火柴，在办公桌上组成了一个图案。

“你知道吗，每当我看着那张相片时，总有一种感觉：我遇见过那个狗娘养的。”

“是吗，想想看，”布劳格斯说，“在哪儿？”

高德里曼沮丧地摇了摇头：“应该只有一次，是在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像是我在一次讲座的听众中见过的面孔，要不就是在一次鸡尾酒会的人堆里。一闪而过，一次偶然的相遇——等我想起来，可能已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了。”

帕金说：“在那片禁区里有什么？”

“我不清楚，就是说，大概十分重要吧。”高德里曼说。

一阵沉默。帕金用高德里曼的火柴点燃一支香烟。布劳格斯抬起眼睛：“我们可以把他的相片印上百万张——让每个警察、空袭民防队员、国民军成员、现役军人、火车搬运工人手一张；再贴在布告栏上，刊登在报纸上……”

高德里曼摇摇头：“太冒险了。要是他已经向汉堡报告了他所看见的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通缉这个人，他们就会知道他的情报是有价值的。我们只会为他提供凭证。”

“我们得采取点行动。”

“当然。我们要把他的相片分发给警官们。我们要向报界披露，只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可以提供海格特和斯托克威尔谋杀案的详情，但不涉及安全问题。”

帕金说：“照你这样说，我们得把一只手绑在背后来作战了。”

“目前只能如此。”

“我就让苏格兰场开球吧。”布劳格斯说着，拿起了电话。

高德里曼看了看他的手表：“今天夜里我们无法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不过我不想回家。我睡不着觉。”

帕金站起身：“既然这样，我就去找个茶壶来沏点茶。”

他走了出去。

高德里曼用火柴在桌子上摆了一幅马和车的图案。他取下一根充当马腿的火柴，点燃了烟斗：“你有女朋友了吗？弗雷德？”他用聊天的口气问。

“没有。”

“自从——”

“没有。”

高德里曼吸了一口烟斗：“哀伤总该有个结束，你知道吗？”

布劳格斯没有作答。

高德里曼说：“唉，也许我不该像个爱唠叨的荷兰大叔似的和你谈话。不过我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是过来人。唯一的区别是我没别人可怨。”

“你没有再婚。”布劳格斯眼睛不看高德里曼，这么说了一句。

“是没有再婚。所以我不愿意你犯同样的错误。等你到了中年，独自过活会很郁闷的。”

“我跟你说过吧，人们都叫她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不错，你跟我说过。”

布劳格斯终于眼睛看着高德里曼了：“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她那样的女孩？”

“一定非是个女英雄不可吗？”

“经过克里斯琴之后——是的。”

“英格兰遍地都是英雄呢，弗雷德。”

这时候特里上校走了进来。

高德里曼说：“啊，安德鲁舅舅——”

特里打断他：“不必起立。这很重要。好好听着，因为我要很快地给你们讲清楚。布劳格斯，你也需要了解这些。不管杀死五个国民军的人是谁，他已经了解到我们最重大的机密。

“第一，我们进入欧洲大陆的部队将在诺曼底登陆；第二，德国人相信登陆将在加来；第三，这次欺敌最关键的一招是一支被称作美国第一集团军、非常庞大的伪装军队，所在的位置就在那些人巡逻的禁区，那里有伪装的营房、三夹板飞机、橡皮坦克——一支巨型玩具军队，但在我们放进来的侦察机看来都是逼真无疑的。”

布劳格斯说：“你怎么这么肯定间谍已经发现了实情呢？”

特里走到门口：“进来，罗德里格兹。”

一个头发漆黑、鼻子长长的高个子走进房间，彬彬有礼地向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点头致意。特里说：“罗德里格兹先生是我们在葡萄牙大使馆里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吧，罗德里格兹。”

一个头发漆黑、鼻子长长的高个子走进房间，彬彬有礼地向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点头致意。特里说：“罗德里格兹先生是我们在葡萄牙大使馆里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吧，罗德里格兹。”

来人站在门边，手里拿着帽子：“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来了一辆计程车。乘客并没有下车，而是由司机拿着一封写明给弗朗西斯科的信来到门口。看门人按照他事先得到的指示，把我叫去，我就接过了信封。我刚好来得及记下计程车的车牌号码。”

“我已经派人去追踪那辆车了。”特里说，“好吧，罗格里格兹，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

高个子的葡萄牙人离开了房间。

特里递给高德里曼一个黄色大信封，收信人是曼纽尔·弗朗西斯科。高德里曼打开信封（实际上已经拆开了），抽出了另一个信封，上面有一串没有意思的字母：可能是个密码。

里面那层信封装的是写满字迹的好几张纸和一套10×8英寸的照片。高德里曼检查了那封信。

“看来像是很基本的密码。”他说。

“用不着看信了，”特里不耐烦地说，“看看照片吧。”

高德里曼看起照片。总共有三十张左右，他默不作声地一张张看着。他把照片递给布劳格斯，说：“这是一场大灾难。”

布劳格斯把照片翻看了一遍，放到桌上。

高德里曼说：“这只是他的备用招数。他还拿着底片，而且他要带着底片到某个地方去。”

三个人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愣愣地坐着。屋里唯一的光源来自高德里曼办公桌上的一盏带罩台灯。那奶白色的四壁，遮黑了的窗户，少得可怜的家具和磨光了的地毯，全都毫无特色，和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没什么两样。

特里说：“我不得不报告丘吉尔了。”

电话铃响了，上校拿起听筒：“是我。好的。请把他径直带到这里来——但先问问他乘客在哪儿下的车。什么？真的？谢谢，赶快来吧。”他挂断了电话。

“我们要找的那家伙是在大学医院下的车。”

布劳格斯说：“也许他在和国民军的格斗中受了伤。”

特里说：“那家医院在哪儿？”

“从尤斯顿车站大概要走五分钟。”高德里曼说，“从尤斯顿发出的列车去往霍利黑德、利物浦、格拉斯哥……所有那些地方你都可以搭乘渡轮到爱尔兰。”

“先从利物浦到贝尔法斯特，”布劳格斯说，“然后驾车到达边境，越境进入中立国爱尔兰，在大西洋沿岸会有一艘U型潜艇等着。他不会冒险走霍利黑德至都柏林那条线，因为护照检查很严，而越过利物浦到格拉斯哥没有意义。”

高德里曼说：“弗雷德，你最好到车站去，把费伯的照片出示给那里的人，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上了火车。我来给车站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去，同时弄清楚十点半以后都有哪些车次。”

布劳格斯拿起他的帽子和外衣：“我这就走。”

高德里曼拿起电话。

“好，我们也开始行动。”

尤斯顿车站仍然有不少人。尽管平日里车站在午夜时分就关闭了，战时的误点常使最后一班列车直到最早的运奶车进站还没发出。车站大厅里乱糟糟地挤满了军用背包和睡觉的人。

布劳格斯给三名铁路警察看了相片，没有一个人认得出那张面孔。他又问了十位女搬运工，依然一无所获。他到每个验票口去询问。一个验票员说：“我们只看票，不看脸。”他还问了六七个旅客，仍是毫无结果。最后他走进售票处，向每个售票员出示了相片。

一个秃头的胖售票员认出了那张脸。

“我爱做一个游戏，”他告诉布劳格斯，“我会设法抓住一个旅客身上的某种特征，用来猜测他为什么要赶火车。比方说，一个人打着黑领带，就表示他去参加葬礼；满靴污泥就说明他是农民，要回家；也许佩戴一条大学围巾，或者一位妇女摘下了结婚戒指，在手指上留下了白印……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售票员的差事很枯燥——我可不是在抱怨……”

“你在这家伙身上注意到什么了？”布劳格斯打断他的话。

“什么也没有。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像是他故意不引人注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布劳格斯停顿了一下，“现在我要你好好想一想。他到哪儿去——你还想得起来吗？”

“我记得，”胖售票员说，“因弗内斯。”

“这并不表示他真的要去因弗内斯，”高德里曼说，“他是个职业间谍——他深知我们会在火车站打听他的下落。我猜想他是有意买一张并非他的目的地的票。”他看了看表。

“他准是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那班车。现在正驶往斯塔福德。我向车站查验过，他们又向信号员查证过，”他又补充了一句作为解释。

“火车会经过克鲁站。我已经准备下一架飞机，把你们俩送到特伦特河上的斯托克。

“帕金，我要你在列车暂停在克鲁站外时上车。你装扮成查票员，你要查看列车上的每一张票——和每一张面孔。一发现费伯，就待在他近旁。

“布劳格斯，你先守在克鲁站的验票口，以防费伯从那儿开溜。不过我猜他不会的。等火车要开的时候，你再上车，到达利物浦之后抢先下去，到验票口等帕金和费伯下来。当地的警察会有一半在那儿做你的后援。”

“如果他认出我来怎么办？”帕金说。

高德里曼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支手枪，递给了帕金。

“那你就把那恶棍给毙了。”

帕金一语不发便把枪塞进衣袋。

高德里曼说：“我要你们俩搞清楚这次行动的意义。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个人，登陆欧洲的行动就可能不得不延迟——可能要延迟一年。一年的拖延将会使战争的情势转为对我方不利。机会是不会永远等人的。”

布劳格斯说：“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离进攻之日还有多久？”

“我只知道就在几周之内。”

帕金若有所思地说：“那就是在六月份了。”

布劳格斯说：“该死。”

高德里曼说：“不予置评。”

电话铃响了，高德里曼拿起听筒。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眼睛：“你们的车到了。”

布劳格斯和帕金站起身。

高德里曼说：“等一等。”

他俩站在门旁，看着教授。他说着：“是的，先生。当然。我一定办到。再见，先生。”

布劳格斯看不出有什么人能让高德里曼尊敬地称呼先生。他问：“电话是谁打来的？”

高德里曼说：“丘吉尔。”

“他说了些什么？”帕金敬畏地问。

高德里曼说：“他祝你们俩好运和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