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的评论文章，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八五年四月那一次一样。我岌岌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另一方面，有一个值夜班的年轻女护士，根据她的建议，我才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扬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这个年轻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年轻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有人要杀我，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所谓的“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谵语笑了很久。我么，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胡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种种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色泽红润，有两个蓝眼睛。她仅仅把头伸出在烟囱之外。上尉与她相距有两米，在另一个壁炉的烟囱里。他和他的女人处境一样，都被挤压在烟囱里面。有一天，刮起大风，女人的头破碎，像玻璃一样。我看了非常气愤。有上万只乌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像一本本书那样排列围在屋顶四周。到了夜晚，乌龟须返回檐槽下面地方去。这些形象比现实的还要清晰，好像从内部发光一般。这许多乌龟各就各位准备过夜需要经过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构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让我非常气恼。这些乌龟各就各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困难，以至有不少乌龟一整天在原地蜷缩不动。

在这些“回忆”中，还有一个身穿绣金蓝色服装的亚细亚高官，他在医院的过道往来穿行，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这是在拉埃内克医院还是美国医院，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人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也许是没有吧。在美国医院我还看到迈克尔·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里没有窗幔关着的窗后，四周布满花草和藤本植物，面带微笑，同时又在流泪，这是一个故事里的囚徒，一个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门前，在靠墙的地方，放着那头著名的阿比西尼亚黑母牛，瘦骨嶙峋，瘦得肋部凹陷，在它旁边，还有一架中国大座椅，红色描金的，这两样东西被搬到讷伊人行道上，后来也就忘在那里了。在一堵墙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迈克尔·隆斯达尔也出现，身穿贝督因人的服装，对着我微笑。

我回家以后，种种幻象中最令人吃惊的也在夜间出现。歌声，合唱声从大楼四面围起的内部天井中传出来，在我的窗子下面，在那个地方传出来，我往那个地方一看，我看见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几组，都是来保护我的，保护我不要让我死掉——这是肯定无疑的。有一些人还拿着长矛，头顶上长出硬角。这些人正在谈论一个什么人，肯定是一个小孩，名叫“戈蒂埃”，他们，他们在说“小戈蒂埃”。我记得半夜在大楼楼梯通道上带着令人难忘的温情半喊半叫说出的一句话，说的是：“他们只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会死。”

在这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住在我们的公寓里。在浴室，有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扎着，女人抱着小孩站在抽水马桶后面。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最后，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还有几个男人，总共有五个人，一到夜里就走到扬的房间去。这几个都是真的人，他们走来走去，说话。他们的身体塞满揉皱的报纸，团成轻轻的小球。桌子下面还有野兽，还有那些个出名的带猪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做“人面蛇身女怪”。还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制成的，叫做“法兰西共和国”，放在我书桌旁的小书架上。有一个人住处靠近扬的房间，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监视我。我就在刺耳的电话铃声中生活，电话响声不停。我发现电话总机就设在天井，在七楼女佣的房间里，这是敌人的专用电话。对门邻居把我的电话线路偷走，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房间周围，电话铃声形成一个包围圈，我发现情况极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内部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取暖器后面吊着一条死狗。这条狗，再说我同时也弄不清是一只鸟呢还是一只蓝色的鸭。我相信我有几天几夜没有睡了。我根本没有睡意。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我根本没有从任何睡眠状态中清醒过来。

由于老鼠，一些动物，这又闹起来了。半夜，动物等等比比皆是。扬听到有闹声：我立即穿鞋，拿起雨伞，赶老鼠，就这样，又发作了。我神志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纳歌剧持续伴奏下上演的。德国警察叫喊声又听到了。接着，扬从M.D.的书本里了解到的，在我窗前枪杀犹太人那段非同寻常的情节出现了。还有黑女人，妇女，在客厅里……这一切麇集繁衍，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如我要叙写，不是罗列，我说：客厅里的一群黑人和犹太人已经宣誓效忠纳粹，这时我的摩尔达维亚医生的几个朋友在我房间里，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在前一天还没有在这里出现，他们正准备买走我所住的这所公寓，这公寓摩尔达维亚医生终于弄上手了，把它卖了出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还有几只猫，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安静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它们在公寓里穿行来去。

突然我又回到现实中来。我还记得，米歇尔·芒索为我做的那份肉豆蔻酱。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后来，幻觉一点一点减退。德国警察从附近平台上撤离，在扬的房间里身体塞满报纸的人也走了。在我儿子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长着一头灰色卷毛头发、白得像白粉一样、蓝眼睛目光迟滞失神的人，他还没有走，没有消失。还有几只猫，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最后一个，我想，就是玛丽亚娜，这大概是最难以置信最可笑的一个，她还梳着洛林人的那种发式，一个表示热爱祖国、丧尽廉耻的对象，仍然留在我房间小书架上——它是怎么搞到这里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说来也巧，一个星期前，正好是八七年四月初，这座玛丽亚娜半身雕像本来放在波拿巴路一处公寓壁炉台上的，这公寓有几扇窗正好对着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认，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开的窗镶起来的壁炉上的。医生曾经告诉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切我都会重新看到。在谵妄状态下，种种事物显现，都是我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见过的，他说这一切无不是来自真实的记忆。这当中，只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夜里仍然怕它再出现。那分明是无有但又可以看见，谁也不会相信。甚至现实的末端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复现。甚至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都可能复现。我对瓦格纳的音乐本来一无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认出来。我对扬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半个月，我就只好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据一天天减少，为什么不能忍受？这当然是因为人，只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只习惯于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间，脑子自行其是，自己显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写字母显现在屏幕上，随后，明知不会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轻声默念设法把那几只猫“弄走”。后来，也知道很快就会使爱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离你而去。医生说过，在我四周必须有很多人，新来的陌生人，很多人把我围住。但是我迟早还是一个人关进自己的房间点上灯再去找先就在那里等着我的动物，桌下有小猪，书架上有玛丽亚娜。医生还不准我吃任何镇静剂；我很奇怪，周围的情况依然如故。所有这些成群结队纷纷出现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仅不受阻碍，而且谁也没有迫使它们出现。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我曾经要求扬把吊在取暖器后面被纳粹杀死的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丢在过路行人的头上，让他们记住有人杀过犹太人。声音我是听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丢到窗外，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怀疑那条死狗的真实性。有一次，米歇尔·波尔特倒让我心里生出怀疑。当时我正好在我家厨房里，她进门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来和我相见。我们闲谈，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对她说了。她不说话，只是听着。我对她说：“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说服别人也信。”我还说：“你转过身去，你去看看你挂在那里的大衣右边的口袋。你看到那里有一个刚出生的红红的小狗吗？但是，他们都说我弄错了。”她郑重其事去看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态度极为严肃，绝无笑意：“玛格丽特，我凭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对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没有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她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在这一点上，也许疯狂之中也夹杂有某种理性。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叫扬把那个满脸搽着白粉一头卷毛发的男人给我赶出去，他已经走到门口过道上，离我的房间不过两米。我只听到一声吼声，扬是气得实在控制不住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每天夜里我都受到公寓里不断走来的“人”的骚扰，每次我都叫醒扬——他大喊大叫：“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我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根本没有，你听见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重复叫着：“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我站在我房间的门前，扬吼叫的时候，我还看见那个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边，我求扬让他出去。这时，扬停下来，不再做声。

那个穿黑大衣的男人对这个场面全不了解。他往扬那边走了几步。他站下来。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紧盯着我看。他注意的是我，可那种激情竟到了这种地步，使他变得面无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视之中带有一种痛苦的愤恨：我不看他，我还哭，我还要逃走，他可怎么办？他并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我应该认识的人而我并不认识他。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可以说，那的确是与我相关的。可能他决心要把我带走，不一定非让我死不可。可能他到这里来是为让我知道我的归宿，几千年以来已被摧毁的那样一个归宿，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亲。或者是别的什么。是另一个未确定的什么人。而他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经过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终不变。他住在我的家里。十五天以来，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个小房间里。他的两个小眼睛很蓝很蓝，他的头发十分卷曲，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发，头发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关于我而我又不可能知道的什么事。不是一件我已经忘记的事，而是一件我应该知道的事。此时此刻，他就在这里，和其他幻象交错相混，不过他是轴心。他是主宰，环绕着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转动不已。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怕他。他看到我怕，不过我怕的就是他，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到底怕什么。我继续对扬大喊大叫，叫扬赶走他，赶走他。我还发现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法语他也弄不懂。我对扬说的话，他不理解。他有一张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说话，十五天以来，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所以日日夜夜这许多天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没有说，没有对我说。对于他，我必须弄清他对我抱有期待所为何来。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他么，他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单纯专一直直地向前看着：我应该了解。但是，不可能。

扬朝公寓住房的门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间，什么也不看，眼不见为净。扬打开房门，又把门关上。他对我说：“出来吧，他走了。”他终于走了。我在扬的怀抱中哭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一直到这几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就像是他与我之间滋生出一种仅仅延续几秒钟时间相生与共的灵智。我对那种空寂缥缈的情愫记得非常清楚，确实是这样，那人走后，我只感到有罪，当扬和我，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本应和他谈谈，向他解释，但我无能为力，不可能，因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