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未睡，依然无法从江老师的死讯中恢复。

想起之前看过在美国读书的朋友E的一段话：“从来没有像这一刻一样，想彻底退回到冬日的阳光、睿智的交谈、忙碌的阅读、甜腻的情话中去。有那么一瞬间有种幻觉，墙像荧幕一样，只要不盯着看，里边发生的一切就和真实的生活无关。”

我现在在日本参加交流，之前的怨懑之气造成的神经官能症消失了，光怪陆离的新闻，糟糕的空气，在小官僚散发霉味的接待室里累积的怨气，全部消失了。

但我能否像一个自由社会的人那样生活？能否融入我在国外的生活？

不，顶多算“流亡者景观”罢了。虽然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但是在这个不一样的自由社会中，身为“流亡者”，我唯一的财富就是墙内生活所造成的扭曲。自由社会对我的好奇，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野蛮部落展览。

就像过年期间，很多媒体人写了返乡的文章，以城市人的视角去看乡村的粗俗和愚昧，并且故作惊讶大惊小怪地展示出来，仿佛看到了停留在史前的社会。

自由社会的人——比如我接触到的日本媒体人和教授，永远无法理解我们的痛与伤，仅仅是报以礼貌的同情和猎奇，同情我生长的迷人而恐怖的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