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办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7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并没变。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过意不去，请我帮助做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颇为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这时刚7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原来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着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来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在家自己点菜。价目比中国日本菜馆便宜多了。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非常简单最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蛮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8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她建议我们到还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代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第40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抡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们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鞭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问：“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呻吟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狂热，侵略野心，强盗逻辑，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切，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歉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发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唯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被送回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3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回。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我接过电话，对方一位女士问道：“你好。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里边继续说了下去：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原子弹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西村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到达德山的时间，让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