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敬佩、纪念之情，我想这是所有有社会责任感、对人民充满爱心的作家的共同的愿望。

6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只是书名译作了“可怜的人”。我从这本书中开始认识法国人，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欧洲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那时我是11岁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环境中。惟一的课外活动是在学校图书馆读故事书。有一天看到书架上摆了10多本这样的书，出于好奇，我随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可怜的人”。再一看，是法国人写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烟的绅士，难道他们那里也有“可怜的人”吗？我忙把书翻开，看了头一行便被吸引了，上边写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一个徒步的人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领带已经纽成和索子一样的了，一条蓝棉布的裤子已经破旧磨光了，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两只手弯上，补着一块用麻绳缝上的绿呢布……

我惊住了！这不是我在街头上常见到的中国流浪汉吗？难道法国也有这样的人？由此我还想到了在街头被日本军队鞭打着修路的中国苦工，想到了衣不遮体、一脸病容、沿街乞讨的难民。于是我就找座坐下来一页页读下去。我为饭店不接待这个受苦人不愤，我对给他吃、给他住、银器被偷走却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满由衷的敬爱……直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通知我到了关门时间，才发现屋中只剩下我一个读者了。

从这天起一连几十天，每天下学后都捧着这本“可怜的人”看到图书馆关门。我完全浸沉在书中的世界里。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个去世的女亲戚，见一家邻居打骂寄养在他家的一个小姑娘，我就低声叫他“汤那提！”并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学路上看到伪警察头目耀武扬威地抓人打人，认为这就是蛇威！从一些慈祥老人脸上又看见让。阿让的影子。尽管书上人的名字叫起来这么拗嘴，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就像我身旁的中国人，事也是常从大人那里听到的中国事！啊，我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

小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观念，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要像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烧杀，民不聊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我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战。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在人民抗日热情鼓舞下，12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受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雨果作品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勇敢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办法！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战友们带来的书和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陆续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不过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的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的人为争权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16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23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44岁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宪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拿破仑的队伍……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对中国人民最早发出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軌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直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地落实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写作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穷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地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堪称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他体现了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200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头、为领一杯粥食排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