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曼谷遇老乡
今年7月,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马来西亚,再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这天,我从海滨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园”游览带打尖。这园中除了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林,还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缠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树给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节目。
泰国华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来的,下车后便溶人人群中,设走多远,我就发生个错觉,怎么好像回国了?因为这群游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说的全国是中国北方话。只见两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颗巨大折棕树下摆姿势,旁边的同伴们给以指点:“哎呀,他小姨儿,这架式成了唱二人转了。这扯不扯,咋不挨近点。”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这地道东北话听着亲切,我马上凑上去问:“听这口音你们几位是从东北来的?”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块回答:“我们是沈阳的,听你说话咱离得不远!”
“我从北京来,可是我在辽宁呆过多年!”
一位老道说:“那也是老乡呀。哈,在这地场见老乡不容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东北人的爽朗热情令我感动。我就跟他们一块照相,一块看景儿,找了位年纪相仿的老人边走边唠。原来,他们都是些个体经营者。从沈阳自费到曼谷旅游。末了,老头掏出名片说:“在这里见面是个缘分!多咱到沈阳,上我那吃饺子去,我请客!”
我也赶紧递上名片,他身后一位女同胞,就把头伸过来凑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她“咦”了一声,问到:“邓友梅!你就叫邓友梅?”
我说:“错了管换。”
她追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山东。”
“山东哪个县?”
“平原。”
“平原哪个村?”
“邓庄!”
“我就是邓庄的!”
说完她转到眼前,冲我笑起来。
她50岁上下,戴副大光眼镜,头上已掺有白发,健壮开朗,满脸喜兴。我们那村没多大,可我就不记得见过这位体面大方的乡亲。
见我苦挖记忆,她又问道:“你认得张二德吗?”
这句话声音不高,对我却真是“如雷贯耳”!
我忙说:“当然认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张秉荣。”
这个张二德跟我可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村当时有两大家族,一个姓邓,一个姓宋,姓张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来户。我们那地方人不光种地,还爱练武,种地要犁、耙;练武要刀、枪。可没人会打铁。铁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后春种之前,张姓父子兄弟结伴,用小车推着火炉风箱,铁砧大锤来到我村找活干,连打新的带修旧的,年年都来,跟村人结下交情。终于有一次来了就再没走。住在我家墙后。
抗战开始后,我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们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可靠的堡垒户。敌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设在他家。别人参军都是换上军装,背上背包排着队去入伍,很有气派。我一参军就当交通员,穿着便衣从我家出门走十几步进了他家就算参加革命。那时张家仍然打铁为业,张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虽然住在家中,却参加我们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亲密感情,我们高站长认大婶作干妈,我也就跟着他喊几个兄弟为大哥二哥。后来形势变化,我南下编人新四军部队,数十年再没回到过家乡,张家兄弟在我记忆中渐渐淡漠了。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一封从本溪钢铁厂来的信。信中说:“我叫张二德,是本溪钢铁厂老工人。我要找个人一直没找到,最近从报上看到邓友梅这个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写信打听一下你是不是山东平原县邓庄人。抗战时邓庄有个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里当小交通员?”一下子,他们全家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立即给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来信说,找我的目的是请我为他参加抗战的历史作个证明,我当即给他写了证明信。
我们恢复了联系,但没机会见面。10年前,我随陈玙同志应邀到本溪参加个会,报上发消息时提到了我。当晚老张拿着报纸就找到了宾馆,相隔40多年没见,谁也认不出谁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欢聚了一场,并没见到他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点困惑,说道:“听我爹说,那年你到我本溪家里去过,我没赶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阳……”
我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们一块看大象表演,看猕猴摘椰子,坐在一起,边看边聊。她告诉我,她爹爹弟兄几人,多年前就离开平原老家,扔下小铁匠当了大铁匠,两个到了本溪钢厂,一个在包头钢厂,现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门当户对。她在沈阳开了家抻面馆。虽然没作过买卖,可山东人讲实在,有热心,靠真材实料招引顾客。几年下来果然取得了顾客信任,生意红火。经济改善后,就想出国开开眼界。她眉开眼笑地说:“感谢党政策好,既给咱指出挣钱之道,还为咱打开了出国的门。要不然哪就轮到咱出国了?”
她说得很平淡,可我像听神话!心想:这真是我房后张铁匠家的姑娘?祖祖辈辈拉风匣,打铁砧,她爷爷带着全家从章丘搬到我村时,用一辆小车就都推来了几辈子攒下的家当。下一辈人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出国了,她手上这几件金饰物就比当年那一车子家当值得多!
我们看节目,有个年轻人围着我俩转,拿着个摄像机给我们录像,一位年轻女士还帮他打下手。见我奇怪,秉荣介绍说:“别在意,这是我儿子、儿媳妇。他给咱录下像拿回去给他姥爷看。”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
她说:“生意做得这样,孩子们都没少辛苦,我慰劳慰劳他们,把全家都带出来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厅进餐,看他们饭菜上来,我只好告别。张秉荣急忙叫孩子写了个字条交我。上边写了沈阳“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个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打哪一个都行。只要说是邓友梅,咱家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这张纸仍然感到这像是梦境。脑子里是推着小车,满面饥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张铁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飞机,谈笑风生在外国旅游的张秉荣一家!怎么也不能把两组形象连在一个画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