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地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 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O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1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决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人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晚上10点钟到纽约。这位朋友打听了一下找到我说：“不行了，我们是持美国护照的，只能从另一道进去。真抱歉。”我谢过他，正感到为难，忽然广播传来了中国话：“从汉堡来的邓友梅先生下机后请在门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马大哈，没想到这次长了心眼，到飞机门口来接我了，不然真够我戗的。

走出机舱，我就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过来问道：“您是不是邓友梅先生？”我说：“是的。”她说：“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职员，你的朋友托我们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说得不好，请原谅。跟我来。”

我问他：“我的朋友呢？”

她说：“他们早上来过，飞机一再晚点，他们没法等下去了，就请我们公司代他接你。他说您不会说英语，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实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说着她笑了起来。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烦的。她领我办出关，办入境，因为已是午夜了，偌大个大厅除去几个夜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边检人员把他叫进屋内好久没有动静。那位小姐告诉我说：“这个人有点麻烦，似乎是无证人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飞机离开美国。对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国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机楼的。我在的这个大楼，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认识。看我们坐在那儿没事，几个没事干的值勤人员，便凑到我们面前来闲聊，那小姐替我当翻译。有位黑小姐，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说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没来你们居然派人来接我。她说：“这就算服务好吗？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吗？唔，你们中国人真好相处。唔，还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你们的女雇员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说：“不，当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吗？”她听了大笑，说道：“这又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吧？你记住，在美国千万不要当着一位小姐的面，夸奖另一位小姐漂亮……”这时边检人员出来作个手势，表示不用再办手续；我可以出关了。我匆匆和几个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领着出了大楼，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讲妊地点车价，这才告别回去。

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于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的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仨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采。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于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妆，我们就奔纽约的中央车站，在车站的电子广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奥伯尼的火车。中午时分到了奧伯尼。下车后车站上除去我们3个人，连个鬼影也没。又方说：“梨华大概又记错时间了，快打电话给她。”王渝就去打电话。回来说：“家里说她早就出来了，自己开的车。”曹又方说：“糟糕！这比记错时间还坏。”我问：“为什么？”她俩说：“梨华从来不记得路，鬼知道她会把车开到哪里去？”

还好，只等了20分钟梨华就到了。进门先一个个拥抱，然后就催促说：“快走，马上我还要去机场接陈若曦，刚才走错路，把时间耽搁了。”

出了车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楼。梨华说这是大学办公楼。她先生是这所大学校长，宿舍在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山上满是橡树、枫树、松柏，还有葡萄。枫叶刚刚转红，松柏依然青翠，红绿之间隐现出几栋小小楼房。车子从几棵大枫树间穿过，停在一座楼门口。梨华把我们送进屋，指点了咖啡糖块放的地方，又领我们认了各自居住的房间，便开车去机场了。

安排好行李，洗过脸，煮开一壶咖啡，梨华已把若曦接了回来。

这屋子从此便热闹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好，然后互相询问近况，后来话题转到我报错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对我批评起来。

梨华在忙着做饭，叫她们去帮忙。她三人光答应却不动。梨华说：“你们有什么要紧事非现在说不可？吃饭再说不行吗？”

我说：“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妇人一台戏，此之谓也！”

陈若曦马上说：“对，我们在唱一出好戏，三娘教子！”大家乐得人仰马翻，梨华说：“那我也先不做饭了，先跟你们聊聊再做。要饿，先吃点苹果馅饼吧。我接若曦时买的，还热呢。”

大家提议，干脆午饭免去，吃苹果馅饼，喝咖啡，坐在这儿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个学校要去讲学。这里，麻省和耶鲁，耶鲁距康湟狄格近。耶鲁讲完去索处，至于金丝伯格的会只好婉拒了。因为我这边几个大学讲完，距他的会开幕还有十几天，这些天我住在纽约没事干。

而西部却又等我去办事。去了西部再回来，回国时还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腾。为此我给金打了个电话。金很遗憾。这老头是个好人，名气虽大，可穷得厉害。为筹办这次中国诗歌周，费了很大劲，拒绝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长回来了，见我们都到齐，非常高兴。为我专门开了一瓶白兰地，并在梨华指挥下亲自下厨。梨华一副总指挥的派头，我看了有点惊奇，后来多走几家，发现凡娶了华裔夫人的美国人，一般都同时引进了我国“气管炎”的光荣传统，便不足为奇了。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校开座谈会，讨论我和若曦的小说。

美国的大学有一点和我们不同，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更没有穿假警服的门卫，当然更无填会客单、签字这套手续。车开到一个游泳池边，看到许多人在玩水时，我还以为到了游泳池或体育馆。梨华说到了她们教室门口了。我想，他们这么不重视保卫治安工作，这学校一定常丢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安全。

先到中文系办公室休息一下，有两位女士已经早到一步在等我们。一位张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张信生女士出身豪门，丈夫在西部教书，但她要自强自立，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作研究。她的拿手学问是讲易经，为人诚挚得出奇，朴实得出奇，风度极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闻大名了，早在香港时就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名教授、女强人的名字，并知道她是黑教密宗传人凌云大师的高徒。

凌云大师在海外，特别是华人社团中，名震遐迩，德高望重，是我们北京人，幼时居雍和宫附近，天生异秉，慧根深远，被雍和宫喇嘛发现，收入佛门，得黑教密真传，数十年前，为普渡众生，漂洋过海，适彼异土，一灯长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渡人救世，法力无边。据朋友介绍，小则卜吉凶，测未来；大则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无所不能，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学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称，今日一见，果然两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有一篇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论文宣读，会散后马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画展的招待会，所以我们请她先讲演。

会场设在一个大教室，到会有五六十人，这在美国已是难得的盛况了，黑板上贴了一张杏黄色的传单，上边有个男人头像，这份传单一下汽车我就看见过，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贴着有，我没注意看，现在一看，大吃一惊，上边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认识不到10个单词，我的名字是头一个，我悄悄问若曦：“这是画的我吗？”

她说：“这是你讲学的传单，不过画的像李小龙了。”

曹又方说：“便宜你了，至少多来20人。”

我就不再说话。

这会场的布置，和中国差太多，虽说叫座谈会，却是大多数参加者坐在学生席，讲台那一面放一张长桌，会议主持人和我们外来客人坐在台后，面对听众，卓女士讲话时倒还正常，等我往中间一坐时，台下笑了起来，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阵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边是陈若曦、张信生、曹又方；右侧是于梨华、王渝、卓以玉。6位女强人不仅笔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只眼睛往我这儿盯，我的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向听众说：“各位看看我的处境，一定会有所同情，一定会原谅我今天讲演可能出现的差错，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监督下正常讲话，可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小说的，我祝愿朋友们以后演讲时不会落到我这种境遇……”

台下一阵鼓掌，会场活跃起来，下边谈我自己的创作道路，就顺畅得多，还得感谢几位女同胞，在座谈中多方为我创造条件，使我能畅所欲言而又避开了麻烦的话题。会议顺利结束了。

会一散就送卓以玉去华盛顿，然后回家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去参加亚马逊河上的招待会。

招待会的主人，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地产商，纽约著名富豪，他有一只豪华游轮，每年春夏两次举办答谢晚会，感谢各界知名人士对他事业的帮助，实际上借此进行社交活动、联络感情，请帖本是只请校长夫妇的，但梨华说我们都去他会格外高兴。

从校长家到码头，要走好远一段路程，天黑才到达，主人已80多岁，但身强力壮，毫无老态，戴一个船形帽，穿一身海关服，一副船长服装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来却像40多岁，穿一件鳄鱼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处欢迎宾客。看我们几个华人同到，梨华又介绍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妇十分高兴，特别感谢校长为他带来的尊贵的客人。

我们先参观了一下船，这船上中下3层甲板，按同样模式布置成3个客厅，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灯饰，在同一个位置上安排下同样人数的乐队。中国人讲究不偏不倚，我们选择中层甲板一个靠近乐坛的桌子坐下，取来饮料食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有两个题目聊得最久。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风症”，什么事都会成“风”。大陆上甩手呀，气功呀，特异功能呀，家用电器，一哄就是一阵风，台湾也不示弱，前两年兴吃蘑菇，就处处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见蘑菇就想吐，这才罢休；近来又看风水，紫微斗数，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风未住一风又起，她们偶尔回趟台湾，要被看成土老帽儿，因为赶不上风气！

第二个题目关于西藏，近来达赖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美国人被说得大动“侧隐”之心，达赖的人开演讲会，门票卖40美元一张座无虚席，若曦去听过一次，讲什么呢？说中共政权杀死西藏人120多万，若曦提问：“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杀死这么多人还剩下几个人？”演讲的人答不上来，一些美国人却嘘陈若曦，说她有意为中共辩护。几个有爱国心的华裔人士，自备经费去西藏考察，回美国作演讲介绍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们为进一步作好这件事拟请西藏作家访美，现身说法介绍一下情况。

看到我们总坐在那儿不动，美国朋友好奇怪，便邀我们下场跳舞。我们便离开桌子，跳狐步、跳伦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乐队指挥领导全场跳集体舞“雄鸡”，把手举在头上作冠子，弯着身，弓着腿，一边迈步一边唧唧叫。

散会时已是午夜，主人亲自把客人送上码头，再次对我们光陆表示感谢，我们开车回家时却出了岔子一于梨华的车在后边，不知拐哪个弯时她又走丢了。

好容易找到梨华，把车开到家门口，大家说：“感谢上帝，总算平安到家了。”

我说：“先别高兴，我觉着不那么平安。”

她们问：“怎么了？”

我说：“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里边有什么？”

“有护照。”

这一下又炸了窝，大家赶紧下车打电话。电话打到码头，码头说船已开走了，只好等天亮打电话到地产公司，打听游轮的去向。

校长说：“你们安心睡觉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第三天一早，梨华又嘱咐校长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们仍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活动。

上午张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访了此地作协主席。下午我在梨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课，然后又为教师和研究生们作了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的演讲，两次讲演成功失败都各占一半。凡讲到理论部分，美国人都冷漠；讲到具体例证，他们就活跃起来。听众中有不少华人，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都有，台湾学生提问专注于艺术方面，倒是大陆学生总想问点敏感性政治题目。我的回答是劝他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边比我说得清楚。

晚上校长为举行家宴，学校派来两名厨师和两位女服务员。我们回到家时，菜都准备好了，可是校长却不在，梨华大为生气，说马上客人就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呢？不一会儿，校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笑着说：“抱歉得很，我回来晚了，我给邓取包去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务人员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开车去，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说笑了。”

我除了向校长致谢，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晚会到了几十个人，和我谈得最久的，一位是与辛格合作写剧本的女作家，一位是东欧某国前驻越南大使。女作家对幽默文学有研究，和我讨论中国幽默与西方幽默的异同，大使先生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我也到过他的国家，自然话题就多些。

为了礼貌，我特别称赞了两位厨师，我说：“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说“听说校长夫人的中国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长的专利，别人很难吃到。”我告诉她：“校长夫人的菜我已领教了好几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说她学中国菜学得很像了。”

女作家说：“这是中国幽默。”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张信生女士开车带我们去看红叶。

美国的红叶，不像北京西山，一点一点，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几百里方圓海潮一样铺地而来，匆匆而去。

我们跑出去很远，我怀疑已出了纽约州的范围，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顶还盖上一层新雪，天朗气清，望下去从浅红、金黄、杏红到紫红，一片锦绣的海洋，令人心旷神怡，但山风阵阵，颇有寒意，拍了几张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个“麦当劳”吃快餐当午饭。

饭后闲谈时，信生女士要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虽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誉。但人们称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准，白搭时间；若看得准更糟，比如到来之前天天盼着多急人。反过来，若看出我几年后会交厄运，我先知道了又会天天犯愁，岂不把眼前的欢乐也错过了？但信生女士诚挚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则已，看后她说出一番话来，不由我不认真了。

她先说我过去。说得很准，准得可怕；又说我未来，我谨记在心，不敢大意。至于什么内容，事关天机，又有个人隐私，我是绝不对外人讲了，只是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稳，次日起来，由梨华、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马萨诸塞时，一路上头脑都不大清楚。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除去王渝已回纽约外，梨华、若曦、曹又方和张信生全一起前去，说是陪我，其实她们也借机会玩玩，虽说都在美国，纽约距马萨诸塞也不远，平时各忙各的工作，来往机会也并不很多。

从奥伯尼到麻省，一条大路直往正北，这时枫叶正从北往南红过来，一路上我们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个多小时，路边景色越走越红，麻省大学就像红叶海洋中的一片小岛，这地方和奥伯尼一样，仍分不出城在哪里，大学在哪里，梨华开车在前边带领大家转了许久，像是在城里转也像是在大学校园内转，忽而在古典、现代、超现代各派建筑楼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红、金黄、翠绿、彩色斑斓的树海中漂流，最后承认无法找到郑清茂家了，便把车开到一间卖意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进去打电话询问，又方回来高兴地说：“郑清茂家就在我们旁边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们半天了，想看看我们到底还想往哪里转。”梨华就说：“我说我不会把路领错，你们不信，怎么样？我们到他家门口了吧？”又方按问来的路线指挥着把车子调个头，拐个弯，就看见郑清茂拉着两条狗迎面走了过来，我们要停车，他连连摇手说：“你们先到家去，秋鸿在等你们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来再陪你们。”

在美国，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甚至还有过之。美国有狗旅馆，狗医院，狗托儿所，狗学校，狗宾馆，狗殡仪馆，有专为狗做时装的时装店，有专为狗作美容手术的美容院，律师们不时还要出庭为狗作辩护，有时狗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经有位参议员在最高法院为他的狗打官司时向大陪审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名为“狗的礼赞”，演讲后得到一片掌声，于是当地人就为他的狗树了座纪念碑，把这演讲词刻在碑上，至今这碑已成了密苏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国到达了遛狗时间，把客人放下先去照应狗，谁也认为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于是大家就对清茂说：“别客气，您快陪着狗先去遛吧，我们会找到。”清茂往身后一指道：“找什么，就在这儿，”抬头一看，原来树后就是他家门口。

清茂的夫人秋鸿正在门口等我们，仍然是那一套程序：车子停好，先领我们看好各自的住处，然后聚到厅里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厅和餐厅都靠着，所以女士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准备晚饭。

郑清茂的家是二层楼，一进门就是楼梯的中间，往上走一半是上层，往下走一半是下层。清茂的家从家具到陈设都有浓郁的日本风味，只是门口和楼梯转角处挂了许多风铃和镜子，是地道中国产物，这是受凌云大师指点用来驱凶辟邪、招财迎喜的。他们夫妇和大师是朋友，不同于师徒关系，以前大师不那么忙时，还常到他家来作客，大师一来，前呼后拥，总要跟着双位数的门人信徒，一时郑家热闹非常，很有节日气氛，有次大师来时，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见大师，立即行五体投地参拜大礼，口中念道：“参见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给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动，作为朋友，秋鸿曾数次陪大师出游过，她告诉我确实亲见过大师呼风唤雨的本领，有次在印度，大师与印度僧人盘法，大师手中握着朱砂和糖食，双眼微闭，念着咒语，霎时间飞沙走石，只见幡杆上旗帜呼啦啦摆动不停，那印度僧人认出是神来临，赶紧下拜……不过大师一向谦和，从不许人叫他师傅，只准人称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称二哥。

他们在做饭，我插不上手，看到一个盘里有几个葱头似的东西，便想帮着剥皮，秋鸿一看忙说：“你别乱动。那是我买的水仙花。”我问：“水仙花怎么这个样子？”答曰：“美国的水仙就长的这个模样。”这时两条狗先后蹿上来了，随后清茂也上了楼。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就坐在一边闲聊。清茂是道地台湾人，中学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复台湾以后才学的，不久就写起小说来，而且满有成绩，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此后就在美国教书，从此也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样的运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语，而使用的许多资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个餐馆吃饭，餐馆小姐为了表示欢迎，唱起日本小调来。每唱一个他都跟着哼，许多几十年前的歌曲，连现代的日本青年都不会唱了，他还会唱。他学问广博，在美国学术界有满高的声望。但还没熬到终身教授的档次，这教席仍不算十分稳当。前两年，麻省大学换了位领导，是位少数民族，就碰到场危机。因为这位领导要在学校扩大他那民族的学科，便宣称中国文学历史等课程没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挤出经费来实现他热爱自己民族的计划，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受的苦难，介绍不少，记得黑人教士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时，我们的领袖还发表了极为动人的声明。每当我们谈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时，当然把美国少数民族朋友列在其中。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说中华文化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们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这位有色人种的领导人，向华人文化使出了杀手锏。只是这件事牵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国所有中文学者的愤慨，大家联名写呼吁书给国会才把中国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保留下来。郑清茂也才保住饭碗。

清茂是极有风度也极有修养的人，谈什么都不愠不躁。谈到这件事时也仍然感慨多于愤怒。他说民族偏见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数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挤出点经费开展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者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许多学校中国老师教的学生出来当了系主任，当了研究室负责人，而老师仍然在学生领导下当他的教员。这是屡见不鲜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无法再改变，只能认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国内极为有成就、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何以要放弃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上这里来改行谋生。想来总是有难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鸿看来比于梨华要强得多。这晚上她做的一顿中国饭，是我从出国后吃的最好的。有酱菜、什锦火锅，还有海鲜，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湾近来受日本茶道影响，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壶、碗，还有一套闻杯。茶先倒进闻杯中，端起来嗅其芬芳之气，观其柔美之色，并欣赏茶具之精，然后再倒进饮用的杯中，轻轻啜饮，很有兴味。我们国内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喝茶时当然伴随着聊天，这天聊的主要内容是不久前秋鸿随凌云大法师去中国朝圣的情况。大师不久前曾去过西藏，随后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师到天安门上去看了一下，说比起来西安比北京的运气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头发留得太长，把运气压住了，应该劝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长发。改革开放的成效会有更明显的成绩。

清茂家待客的规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开关方法，各种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来你爱吃什么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夫妻是要迟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锻炼，平时是打太极拳或练气功，到一个生地方就借此机会漫步闲游，这天我就观看周围环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这山谷里共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位很有名的诗人，哪一派的已忘记了，我出门时他正抡着把扫帚打扫落叶。山上树很茂密，金黄和褐色的叶子落满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干得很有兴致。见我出来，很友好地笑了一笑，冲我说了一大串话，大概是说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叶缤纷景色有点可惜。我回答说：“古得毛宁”。因为我不会说别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这小路走不远就到了昨天打电话的皮札店。继续走下去。就来到一个小教堂的门前。旁边一条街上有些商店。卖早点的店已经开门了，但吃的人不多。从商店的橱窗看，这些店虽小，但货物很齐全。吃穿用学，几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仍不知这是在大学范围内，还是大学在它的近旁。

转了一阵，回到郑家，主人客人还没一个起来的。我就动手弄自己的早饭。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黄油、起斯、火腿、水果、面包。就是一个原则，不动烟火。倒不是客气，实在是他那套电气灶具太复杂，昨天秋鸿讲解半天，我当时以为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门。好在吃到一半时秋鸿起来了，为我煮了咖啡，不然这顿冷餐够肚子受的。

终于全体都起来了，热热闹闹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饭，送梨华等上路。梨华他们的车在前，清茂开车和我在后边相随，开到州际公路边上停下来，互相握手告别。看他们走远，清茂就开车拉着我去游览市容。我们先从郊区看起。车到河边，登上了一个瞭望台似的小塔，整个城市全展现在眼底了。原来清茂的家是在个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学是在一个大山谷里，河水就从城中流过。河很宽大，有轮船在航行，叫什么名字却没记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亚马逊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国一共就玩过三条河，密西西比在新奥尔良，上那儿去之前我重读了马克吐温的小说，不会弄错。至于亚马逊河，才把护照从那里找来，至今惊魂未定，也不会忘怀。这条河去前既未做准备，事后又没丢东西，记不住是难免的了。河两边有不少菜田和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清茂告诉我，这里是英国人最早的殖民区，以前有很多农场，后来工业发达，农场反而衰退了，所以地价有一度很便宜。许多华人移民，看到这里地价贱而菜贵，就在这里买地经营农场种植蔬菜，有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没找到职业，便贷款开办菜园，发了好大的财。说到这里笑了笑说：“这一个农场里还住着你的一个熟人呢。”

“谁？”

“林希翎！”他说林从法国来到这里后，和中国之春王秉章那批人闹翻了，她不会英语，又没有职业，生活颇狼狈。这里一位华人农场主出于同情，就接她到这里住了下来。并且出资帮她办了份刊物。不过这位财主只资助一期，估计第二期就要停刊，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听说林也要离开此地了。塔上风很大，看了一会儿我们就下来去开车漫游。他还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农场外绕了个圈儿，林刚来时他在一个华人集会场合见过她，后来便没什么来往了。清茂是个做学问的人，不太愿意参加政治意味太浓的活动。

他拉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这个餐馆就是原来生意不好，被凌云大师指开财路，起死回生的那个。我看了凌云大师指点另开的门和挂祥物，确是妙不可测。

晚上7时，我在大学礼堂作演讲，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难怪这里演讲费比那里少得多，好处是在坐的全是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有两个白种人，还会说汉语，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译，我觉得讲得倒比奥伯尼还要自如洒脱些。演讲完后，一位年轻女生跑上来问我道：“邓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小陆吗！

小陆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和我一起工作好几年，非常单纯可爱的一个孩子。前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学校。他乡遇故知，叫人高兴。清茂告诉我小陆还在他们系里打工，当助教。今晚为我开的家庭酒会，请的客人也有她。

这晚上的酒会请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黄子孙，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谈和中国有关的事。所以非常亲切。除去小陆还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这位女士已经延期一年，快要回国了。说起初来时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气。她说一些美国老板对中国临时打工的人之残酷就像奴隶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叫剥削？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阶级观点之鲜明，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

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

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二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之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10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10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人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政府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人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10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尔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

清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

第二天起他就开车拉着我四处游逛。我们去看了一个港口小镇，那是当初殖民时期欧洲移民最初在美国登陆的地点之一。我们参观另一个小镇时，看到小广场上拉着彩旗，人头攒动。高高的台上有几个乐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礼帽吹奏管乐。他叫我猜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八成是马戏团，我由此还想起了美国一篇小说《马戏团来到镇上》所描写过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领着我往人群中冲去。走近了一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个汽车展销会。美国产、外国产的汽车摆满了广场，其中有豪华昂贵带冰箱电视的，也有普及廉价型的，真是琳琅满目。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这里最走俏的是南韩车和日本车，若追求豪华，几种欧洲车也叫座，比起来还就是美国车销的差。我说：“看来美国也有个崇洋媚外的风气。”愁予说：“日本车南韩车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虽然有人主张保护主义，看来一时很难奏效。”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 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公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义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甩去于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于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有一张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估计这又是、个来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挣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做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做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做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做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做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吨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阴，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 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 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摔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于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务出差了，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而且还要和一些老友叙旧，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后来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他听后说他还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来电话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传达，他说，再有几个月他也要回国了，希望在他回国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