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一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残：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5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做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80，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做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做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95％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赵紫阳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身，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10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部说：“10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部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人了学，巩固率80％，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40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憷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10年前的生产水平比30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10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10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邓小平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泽东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姐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层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形，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满之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做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人大代表。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邓小平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