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文化大革命”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文化大革命”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15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毛泽东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文化大革命”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3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入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风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哕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300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300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