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去香港探亲，归来后见到讣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们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说不出的惆怅。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儿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阳友会”名票，后来下海与程砚秋先生长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一边上学一边学戏，中学毕了业戏也学成了。因为有仲衡先生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向张连福、雷喜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讨过教，后来又正式拜杨宝森为师。

据朋友讲，少衡学艺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练就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竖直，然后朝四边均匀散开，俗话叫“万朵莲花”或“莲花盖脸”，似乎这手活在近几年来已无人会使（记得刘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这个表演）。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看圆场，雨伞突然像被风刮起，在空中连翻几个身，他在底下一个吊毛过去，恰好接在手里。

少衡一生对于充实自己的文化修养，从不放松。他从张大干学过画。他画工笔仕女、花鸟很有风采，我见他画过一幅荀慧生先生“红娘”的画像，不仅神似，而且把京剧化妆的色彩和手法运用到了绘画上，极有特色。他还爱好书法，隶书写得很有气势。他是名角，却从来不拿架子，忙的时候画布景、搬道具，什么都干，为人又谦和。50年代京剧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戏份降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的“群英大会”。

我和少衡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陶然亭避难之时。当时一些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们无处可呆，就到陶然亭来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呼吸口较自由的空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人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和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虽不固定，常来的即有钱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宝禄、唱梅花调的尹福来。少衡也常来，他来时多半坐在一边，静听别人说话，换个笑，自己从不插嘴。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来挑。”我说市面上早已买不到烟铲了。少衡在一边说：“我还保存着一个，送给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东西，不便夺人之爱，连忙谢绝。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带来了，是一柄象牙的极精致的烟铲，应是武壶中用的，如今成了我们友谊的一件纪念。我把它和几个名贵烟壶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为什么在陶然亭聚集这么多的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朋友呢？这有点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国时代，戏院不准开在内城，倡优也不准在内城居住。而前门外西半部，是各省进京的要道。古时南方各省进京，有水旱两路，水路走通州，顺通惠河进东城，码头在什刹海一带；旱路则由长辛店、卢沟桥进来，进广安门。北京城内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两个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是水路来的客人们上岸后奔鼓楼走出来的；另一处就是前门外靠西这一片地方，什么樱桃斜街、王寡妇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进了广安门后，为了尽快到达前门大栅栏一带的闹市，取捷径走出来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里既是必经之路，进城来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于是客店应运而生；住店还要吃饭，于是饭馆就平地而起。外地进京之人，除去放生意、办公事还要应酬、消遣。倡优不准进城，这里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发展呢？于是这里便成了北京的头一个“红灯区”，赛金花、小凤仙全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色尚需有声，当然也少不得听戏品曲的所在，所以戏院也就集中在这里。三庆、庆乐、中和、广德全在这一区内。要唱戏少不得立科班，斌庆社、富连城相继成立，也在这一片地方。人们登台于斯、教学于斯，住也就尽量在这一块地方安居。而且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个社区，要比与其他人杂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瑶卿、梅兰芳、谭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这。这一带就成了戏曲艺人的大本营。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农坛西，虎坊桥南，距离艺人们的住区不远，地面开阔，有水有树，便于早上遛弯、喊嗓、练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园界的墓地和“梨园先贤祠”。先贤祠正殿供着梨园界前辈灵牌，过年时这里有祭祀；艺人们有了纠纷，也常在这调解；平日有几个武功师父早晨在此设帐，教梨园行子弟练基本功。这近百年来就成了戏曲艺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园，环境变了，人们的习惯并没变，何况中国、北京两大戏校全都设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戏曲界同人经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个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这一带地方。

“亭”建在靠城墙根的一个土岗上。这里原来有建筑，乃“文昌阁”。因为各省进京科考的秀才们也多住京城西南这一带，所以香火很盛；秀才们吃饱饭爱掉文袋，烧完香往四处看看，见城楼堞墙，绿苇红叶满有诗意，就给这土岗起名叫“锦秋墩”。康熙年间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报销，他就在这锦秋墩上、文昌阁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秋天在这地方喝酒谈诗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这里开过茶座，还开过饭馆，卖陶然亭湖里打上来的活鱼。后来发现当年毛泽东、李大钊都在这地方进行过革命活动，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茶座和饭馆就搬家了。刚打倒“四人帮”时，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杂志，编辑部没地方办公，曾租了这地方的几间房作编辑部，无奈文物保护单位不许生火，喝水吃饭都困难，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过去是有芦苇的。这地方本极荒凉，光绪甲午年间忽然传出水中出现了水怪，吼声如牛，有人说看见它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光芒刺人，张着血盆大口，并声称专吃洋鬼子。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的闲人与忙人就都赶来看，小贩们见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就在湖边摆起各种吃食摊、杂货摊、香烛摊。大清国京兆尹下令禁止观看，谁也不听，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说是兵从东边下水，水怪在西边吼叫；兵赶到西边，水怪又从东边冒头。皇太后见“剿”法无效，改为“抚”法。请二百名和尚道士来建法棚，作法事，诵经拜佛，焚表烧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没几天日本人在大东沟外打起仗来，整个北洋舰队泡汤了，才把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边也就形成个小市场。

湖北岸也有个土岗，上边也有几间房屋，但名称没有南边的雅，名叫“窑台”，是明朝烧砖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几处高坡，原有树林，树林中有不少坟墓，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闻名的“醉郭”墓在此，赛金花墓在此。还有两个墓一叫“香冢”，一叫“鹦鹉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颇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日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鹦鹉冢”的铭文，那只鹦鹉很灵巧，会背诗，主人不在家时被猫咬死了。主人写给它的铭文说：“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

励八爷除去会的戏多，一天唱一出自娱，还有两大特点：收集戏报、小报，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从民国初年就收藏海报，每看一出戏，便把海报保存下来。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么戏院演过什么戏，谁参加演出，你去找他，决不会叫你失望。这个爱好保持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海报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种油印、铅印的传单、小报。什么“打倒彭罗陆杨”啦，“击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文化大革命”过去后，文物部门发出启事要收买“文物”，他捧着这些去卖，人家看了一眼，说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购，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这些东西买下来，认为这实在也应算难得的“文物”，又怕他碍于朋友交情不肯收费，迟迟未开口，后来听说他一怒抱到收废品处，当烂纸卖了。我后悔不及。

他从小就在陶然亭转，原来“大悲院”有个和尚还是他的表亲。他对陶然亭一草一木了若指掌。当初陶然亭一带有许多出名的坟，每个坟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园修起后这些墓大部分还在，“文化大革命”时统统给毁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造反派以为从此就再也不会受这些死魂灵们的干扰了。谁知有位励八爷在，事情就麻烦。他不仅记得每座墓的地址，还能背下每块墓碑的碑文。我写小说《话说陶然亭》，要引用几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爷去请教，他立刻背诵出来，一字不差。他自己偶尔也写诗，不过诗写得和戏词差不多。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北京发生“四五”事件，他也写了首诗。可不敢拿到天安门去张贴，就在我们几个拳友中朗诵：“我哭周公痛无声，举起白首望长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良心话，全是“水词”，倒也真情一片。后来“四人帮”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到处追查写诗文的人，凡写过诗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爷安之若素。他相信听过他朗诵的几个朋友谁也不会出卖他。也曾有人来打听：“那天姓励的在这儿背的什么诗？”我们说：“他多咱背诗了？他不是天天唱样板戏吗？背的样板戏戏词呀：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

他退休后仍在电话局做临时工作，替电话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来。1984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回来后不见他了，说肾脏有病，他错吃了治肠炎的药，进医院了。从医院带来话，大夫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可以出来，但从此再没出来。因为他实际上得了癌症。临终前有朋友去探望他，问他可有什么事要办。他说：“别的我无遗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们再聊聊天。”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四人帮”后先后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动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这群朋友中并不算最老，才70来岁，看上去像60左右。他从来收拾得干干净净，灰中山服，白衬衣，圆口布鞋，一尘不染。他留平头，天天刮脸，总像才进过理发店。为人谦和，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三分笑。他是做书画生意的，自己也会画也会裱，可从来不露，和张大干、徐悲鸿、于非厂（读“庵”）、陈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们卖画，也替他们买画，据人说他也与某些画家合做假画，他做假古画有套绝技。我问他自己可存有好画，他说没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徐悲鸿画坏了，四条腿都画成了前腿（也许是都画成了后腿）。他从徐那里买来时没注意，到家后发现不对，卖不出去，他对徐说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换一张。他说：“不换了，我留下作个纪念吧。”徐又给了他一张作补偿，他便把这幅保存了下来。他说这画有两层意思：一是徐悲鸿画了一辈子，像这样的错画不会有第二张，这是一绝；第二是他鉴别书画一辈子，出这样的差误也是没有第二回，也算“绝活”。

我问他鉴别字画本事是怎么学来的，他说是逼出来的。年轻时他在琉璃厂当学徒，师父参加拍卖行买货，他跟着抱画。出师后他给人家跑街，自己参与拍卖。在拍卖行买货不同于在大学或博物院作鉴画工作，叫出价钱后，买与不买要当机立断。买了假货柜上自然不高兴，是真货而没有买到手也是过失，这就逼着你练出一套用最短时间找出关键性证明的本事。他说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诀窍，他要死了他这套本事也就失传了。他向我建议，有时间由他口述我帮他记录，写出一本关于鉴定书画的书来。我答应了，可是当时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觉得天天见面，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不必急于动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见到他，他满面愁容，说是儿子在固安县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劝他宽心，早去早回，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听说他到了固安，见儿子病重，一着急脑溢血了。儿子没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说话是河北口音，也许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怎样我不清楚。当时我们几个朋友有个不成文的默契，谁也不打听谁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书画生意积下一点财产，公私合营时书画店便辞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书画业有个行规：离了店后可以从事别的职业，但不准再私自做书画买卖。他这些年大概找了点别的事做，但也难免偷偷做点书画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买画不会不找他，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中怕不会平安无事的。我们认识他时他已过了险关，看样生活也不困难。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后悔没帮他把书写出来。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篇小说，就是《寻访画儿韩》。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有几位是专扔圈的，用麻绳或电线、藤条缠几个圆圈，外边包上棉花，再用旧布缝成外皮，几个人站成圆圈，互相投扔；有几位是练拳的；有几位专门围着湖走路；还有几位打坐练气功。我们这一集团以沈玉斌先生为核心打太极拳，打拳时各打各的，有陈式，有吴式，也有杨式。打完拳聊天就凑到一块。有几个人是天天必到，连到的时间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属于这个集团，但碰上就坐下聊几句的。

老生演员贯盛习不是这个集团的。他哪个集团也不加入，只是一个人绕着湖走路。过去我只看过他的戏。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戏妻》，身上、唱功都不错，后来就不见了广据说到外省某个京剧团做了团长。他弟弟贯盛吉的戏我看得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脸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种独创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轻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阵贯盛习嗓子不好，约角的不约他；而贯盛吉则红得发紫，几个班社抢着要。他跟约角的说：“约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点包银，我哥哥的戏份不能减。”此人对生活也充满幽默感，晚年得了绝症，家人们给他预备寿衣，他要穿上先演习演习。家人无奈就给他穿上。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我死了敢情就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此事我系传闻，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说起过，和我的传闻有小异，当然他的准确，但避免抄袭之嫌，我还按我听来的说。贯盛习则是另一副模样：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齐胸长髯，无论冬夏总穿一件米色风衣，长袍大袖，仙风道骨，说话声音低沉。他患心脏病，长期住在北京，但服务却在河北省石家庄。他每逢走到我们一伙面前，就——点头问候。我们问问他的病情，他总说：“还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来的是冯玉增，他是老北京戏校学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为人精明能干，个头不高，衣装整洁，动作灵活。他不练拳也不跑步，早晨来了就到湖边找个椅子，铺上他自带的坐垫坐下，从书包里掏出副竹板来，打起竹板唱数来宝。他是唱小花脸的，演出用不着数来宝，可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健身之道。我看过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龙，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数来宝，他又开始遛弯，一直遛透，来到我们群里闻鼻烟闲聊。他说每天早上这一顿遛是幸福保障。什么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陶然亭这批朋友，包括了京戏行的前后台、文武场、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龄算，比较年高的怕是两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云，一位是励五爷。

白先生早已过了古稀，花白头发，身材伟岸，风度潇洒，手里提了个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后常跟着贤慧的白师母。白师母手中提个北京人时兴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阵，然后站住脚和碰到的人聊天，顺便等她。白先生终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告诉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的。小时候拿着两根木棒，无论冬夏早上到陶然亭来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出汗，冬天双手裂开多少血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光面石打得中间凹陷下去。这几年他给李世济打鼓，给赵荣琛帮忙。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我小时学过“武场”，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荡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头一封是沈先生的，来信说病情严重，托我催办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两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的名琴师，早年焦菊隐先生主持北京戏剧学校，就请他当教员，是该校最年轻的老师。著名的四块玉、吴素秋，全是他的学生。50年代焦菊隐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虎符》，要在话剧中加中国打击乐器，又请沈先生做音乐顾问，负责设计全剧的打击乐。解放前沈先生曾长期被选为北平市梨园公会会长，建国后他奔走联络，建立了第一个私立戏校“艺培戏曲学校”。“艺培”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后，又任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断了在学校的领导工作。我弟弟是“艺培”的学生，我正正经经应称呼他先生，可是后来命运相同，在陶然亭结为忘年交，就“亦师亦友”相处了多年。他的父亲沈福山，是著名花脸演员，会的戏多，功夫扎实，但嗓子后来变坏，改做后台管事。这位老先生有个脾气，终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于不教戏，他在“双庆班”管事时，侯喜瑞在这搭班，扮上戏以后，有时间还向他讨教。当时双庆还有个花脸，叫蒋少奎，是侯喜瑞的内弟。蒋少奎唱压轴时常唱《贪欢报》，演的是水浒英雄张顺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戏里张顺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这出戏里却是花脸，勾白脸黑眼窝，所以是武二花应工，由蒋少奎唱。蒋少奎唱这出戏和当时的许多花脸一样，由安道全嫖妓演起。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长度，和大轴之间还要垫一个《定计化缘》过场戏。沈福山先生无意间就说了一句：“当初我们唱这出戏，前边有《张顺截江》，一出下来时问正好。”蒋少奎听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买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蒋少奎，问他有什么事。蒋说没事，就是来请个安。过了一会沈老先生回来了，蒋少奎一见就行礼。沈老先生问：“您这是干什么？”蒋少奎就说：“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这出《张顺截江》。”沈先生忙说：“收徒我不敢，说戏可以。”说着随手拿过一根鸡毛掸子当大刀，就给蒋少奎说了这出戏。教完戏沈先生说：“告诉你吧，连你姐夫侯喜瑞也不会这出戏，便宜你了。”此后几十年，果然只有蒋少奎唱《贪欢报》带《张顺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蒋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济南唱戏。所以那时一些演员去济南走码头，常常不带武花脸，人们说蒋少奎在那儿了，不用再约武二花。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双庆班”。大概民国六年前后，俞振庭组的这个班子。老生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脸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战宛城》，于连泉必和侯喜瑞搭档，就有这个历史缘由。沈玉斌原来跟班效力，有天给压轴拉琴的琴师临时未到，管事让他顶了上去，从此正式拿戏份，每天四吊钱。而这时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块大洋的角儿了。沈先生从底层干起，就比较能体谅班底和场面上的苦处，后来他任梨园公会会长，办了几件为贫苦同业谋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业的拥护，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问过这些事的经过。他叹口气说，在那时候办事真难。举个例子，当时梨园界的人仍多数住在前门外虎坊桥一带，有些戏院则设在城里，比如“吉祥”就在“东安市场”。从天桥、虎坊桥到东安市场坐电车只花3个铜板，可许多班底连这3个铜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来回30多里路，挣的钱只够买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个电话去把戏回了。下边的人不知道，也没电话，几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见个回戏的牌，再冒雨走回来，这一天就要“扛刀”（挨饿的意思）。我说戏是凭名角的牌子卖钱的，你拿八千，拿一万，这都应该，可同业们来回走路至少该买双鞋吧，给他涨点钱也穷不了名角啊。班底们要求加钱，沈先生以会长身份表示支持，并从中斡旋，有人就讥他为“共产党”。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就怎么也想不通。

建国后梨园公会改为“京剧联合工会”，沈先生是副会长之一。临近解放时，许多京剧界子女失学，他又倡议由艺人集资办一个私立的戏校。由于同行们支持，就在“梨园先贤祠”旧址上，办起了“艺培戏校”，由郝寿臣任校长，沈先生管业务教学。在政府接收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前，这个学校惨淡经营，培养了不少人材，张学津、孟俊泉、万一英、李玉芙、关静和，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沈先生自学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致力于京剧音乐的著述工作。他写了一部《京剧群曲汇编》，极有学术价值。可惜由于种种出版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但热心的人还是多的，我提出朋友们掏钱为他自费出版，荀令文等几个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们也出一份资金。《北京图书信息报》青年编辑李布青、上海文艺出版社几位编辑知道后全都热心支持，说不必自费，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剧界的朋友闻讯也纷纷来信预订。我想也许出版有望了，但愿它早日问世。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为他出书的事奔走最热心的朋友应当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识也有几十年了。“艺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令文多年担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戏校学习时，十分调皮捣蛋。校方为此找家长谈话，有两次就是令文和我谈的。但我们较密的过从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陶然亭的把式场上。那时人们虽然强作欢笑，但总在眼底压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样板戏中捞到好处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压抑，唯独这个荀二公子，脸上从来不带愁苦相。挺高的个子，穿着件破旧的棉大衣，扣子掉了两个，两肘见了棉花，脚上一双“猫窝”棉鞋也是打过掌的，可脸上总是笑嘻嘻，很像庙里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个小广场上绕着圈子跑步。跑步时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边跑一边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没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这“嗨，嗨，嗨”，是连呼气带招呼两用；他也有不来的时候，他如果这天不来陶然亭，必定是到别处游玩去了。他买了张郊区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樱桃沟、西山八大处，想上哪儿登车就走，第二天见面他准带回一两件趣闻，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趣闻他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我怀疑是他编的。有次他去颐和园，回来说园内有的地方隔离开来另外卖票。有一处门口还有两个人站岗，完全清装打扮，马褂、箭衣、缨帽，腰上还挎了把腰刀，但两个人却是完全的现代青年，红线帽下边是长发。观众就在一边议论说：“这两个人不像。”两位站岗的听人议论难免有些不高兴，有一位就小声说：“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执。我问他：“可是你亲眼所见？”他说：“当然亲眼所见，我只把情节组织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为他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费替他印。令文听到后，郑重写封信来说，他虽不富裕，印书他出一份钱。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了，图书发行部门要征求一下订户。令文又到处写信，征到了不少订户。谁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书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后”去，订户们收不到书，纷纷写信责问他，批评他，他又——写信去道歉，并劝我：“别生气，别得罪出版社，多说点好话，托托人早点印出来比什么都强，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这一样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带个手袋，回去路上寻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学唱老生的，后来又对京韵大鼓入迷，但始终没当正式演员。他哥哥令香倒是从父亲那里学了些荀派的拿手戏，现在专教荀派戏，而且专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戏，如《香罗帕》、《荀娘》。

令文说：“我们大爷这手弄对了，红娘人人会唱，用不着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