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格林小说的再来台湾可算第二次，上回相隔十年可说铩羽而归，很可能是台湾自己的小说阅读能力还太简单太单纯，没准备好读格林；另一方面，我个人怀疑是我们错误介绍了格林，说他是“宗教小说家”，好像只在幽蔽阴森的抽象善恶小世界里喃喃自语并痛苦挣扎，让人小说还没读就心生畏怯，从而错失了格林最现实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面。

格林确实是写成了几部基督教成分稍重的小说，像《麻风病人》《权力与荣耀》《恋情的终结》云云，以及我们手上的这本《问题的核心》；此外，在小说语言这方面，格林又显眼且大量地使用善恶、怜悯、背叛、怀疑、责任、爱等等大概念性语词，误解起来更是方便，这里，我们有必要准确些理解格林小说基督教成分的意义，还有他放手使用这类在二十世纪小说几乎已成书写禁忌的概念性语词的理由。

《问题的核心》小说中，兰克神父最终对露易丝说：“教会什么规矩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为求简便，我们先大不韪地把欧洲人的基督教断开成两种：一是封闭性的单纯宗教，我们可以《新约》，尤其是四福音书为代表，揭示了人与上帝之间甜美而且简明的隶属关系，上帝彰显真理，教会负责颁布规矩，人顺从如此清晰的指引，自会马上找到终极的意义和救赎，在这个用仪式、经书、祷词以及抽象教义所圈起来的隔绝小世界中，事实上不会有具思维意义的真正迷惑，迷惑只是一种实践能力不足的迷途而已，也不会有具反省意义的真正失败，失败只意味着个人的软弱和堕落而已，这也正是兰克神父所说那个“教会知道一切规矩”的明白世界。另一种则是基督教在人类世界的巨大存在事实，这是绵亘了两三千年时光、从近东到欧陆、从单一部族到普世列国的庞然开放经历，我们可以《旧约》为代表，这里的基督教意义，既是政治的、历史的，也是哲学的，更如契诃夫笔下的圣像和神灯，还是寻常人家生活中的必备摆设什物。基督教参与了这个价值相互冲突、终极真理和井然秩序难以存在的人类总体历史，一方面它巨大的存在，的确普遍成为欧洲人道德思维的根源乃至于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且历史事实俱在地持续受挫和失败，毕竟，在这个开放性的现实场域中，它们只是平行于其他的思维方式之一，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在这里，它会如兰克神父说的“不知道人心真正在想什么”。

小说家从来不是简易甜蜜真理的寻道人，格林也是这样（格林甚至很刺激地说小说家应该是魔鬼的辩护师，当然，他所说的魔鬼，是国法、秩序、权力反侧的现实性隐喻），他所关心的总是基督教的第二种意义——或更明白地说，小说家关心的总是人，普遍意义之下的人，只是当欧洲的小说家面向着欧洲人书写时，不管他自身信不信神，终究得一再碰触到密密麻麻缠绕其间的基督教具体实物和抽象思维论述。契诃夫、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福克纳等皆然，差别只在于描景式的笔锋扫过教堂、神父、礼拜仪式等实体，或直逼问题核心地探入人性善恶而已。

也如此，就《圣经》的实体经文来说，小说家引用的、思索的，总是善恶难言天地不仁、教会从来解释不周全的《旧约》，而不是亲切上帝、真正基督教救赎核心的《新约》（小说中，《新约》经文往往如官方说法，作反证嘲讽之用），这绝非偶然——其中较大的例外是托尔斯泰《复活》一书的四福音书正面结论，但我们晓得，小说史上已成定论地把这个一厢情愿的单薄结尾，当伟大托尔斯泰的典型败笔。

格林小说中的基督教成分较深，这是他小说的询问使然，令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二十世纪小说书写的“标准规格”来看，格林小说的询问总是“过大”的，这不仅起自问题本身，更起自于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且不论格林那些放开手写革命、写政变、写战争和各政治势力交错纵横的大小说如《喜剧演员》如《文静的美国人》，即便是现代主义意味较浓郁、专注于深层人心探问的小说，格林也从不相信人心就可从此封闭起来，灵魂可以用显微镜的盖玻璃般盖住专心瞪视，对格林而言，人心和灵魂，固然被本能、记忆和幽微的潜意识所制约所驱动，被细微无尽的偶然所渗透所诱引，它同时也浸泡在开放世界的大波大浪里浮沉漂流。人自身的抉择、决定和行动是有意义的，人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他所奋力寻找守护的价值信仰，并不是幻觉，也不是完全派生的，更不可以只化约成某种心理状态或某种心理纠结的小点，用小说书写的语言来说，格林的询问是叙事的、写实的，而不是现代主义式的。

说格林是写实的、叙事的小说家，问题马上就有了豁然的意思明亮开来——我们晓得，雄强行于百年前欧洲的写实小说，大叙事小说，从来都是“最大”的小说，负责问“最大”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书写者最充分介入、书写者最言志的小说（也因此，它还是最左翼、最革命、最政治的，这导致了百年后的今天，写实的、叙事的小说在通常政治、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新小说国度，仍充满书写的魅力，这吸引力与其讲是小说专业技艺的，不如说是现实社会整体的，我们从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昆德拉，乃至于当前台湾最好的书写者小说中或人身上，都可看到这不衰的驱动力量和实践，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大问题大志向逼使小说上升到概念的语言层次，像《战争与和平》，像《罪与罚》云云，甚至直接在书名就大方标示出来，但小说底层的实物实事，充分赋予如此概念语言丰硕的内容、颜色和气味，在现实土壤打入牢靠的铆钉，不会让如此概念语言真成为抽象的符号，断线飞走。

因此，奇特的不是格林小说深浓的基督教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也是这种程度），不是格林的好用概念性语言，真正奇怪的毋宁是，格林何以回归百年之前历史的小说书写方式——大叙事小说在欧陆的消失，自有其历史真实理由和线索，对欧洲人而言，除了文学理由的大题材前代之人已然写尽，以及社会改良理由的大问题已然搞定（欧洲早已不革命了）而外，更深沉的悲哀极可能是某种真实受挫经验的发现，不是没大问题，而是大问题改以诸多琐碎的形式结成无边无垠的网络存在，没有焦点，没有可牵动整体的关键（如一个暴君、一个错误决策），具体的特殊事物和普遍的总体之间于是丧失了联系，不再好描述，更没有撼动的使力点，小说家越发受困于自身的职业身份之中，外头世界不是不能写，而是不可信，更是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