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动画奇才宫崎骏，在他最新也最好的作品《千与千寻的神隐》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劳动者关系及其图像——误入不思议之国的少女荻野千寻，为了不让自己变成猪（不工作就变成猪的宫崎骏左翼基本信念），而冒死找上开设汤屋（供各方神明到此泡浴的大澡堂）的魔女汤婆婆处要求工作，但签工作合约时，汤婆婆却嫌她名字荻野千寻四个字太浪费了，遂没收了其中四分之三，只保留一个“千”字给她，以此作为她的职场称谓。而影片中的自我救赎之道，便是牢牢记住或重新记起自己的全名，这才能真正恢复本来的自己，从汤婆婆的控制中逸脱出来。

最终，让千寻想起自己名字的，是一张卡片上的温柔问候称谓，那是她此番搬家时同学赠别她花束所附的卡片——只是，宫崎骏可能疏忽了，人的姓名称谓，本来就是局部性片面性的，命名，根本上仍是一种社会行为，仍是一种分类。

这种只剩四分之一自己，好方便进入职场、团体、社会的类似真实处境，其实一直是我们所熟悉的，熟悉到可能已不再警觉的处境。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总同时拥有一大串不同的局部性身份及其称谓，如同携带一大串沉甸甸的大大小小钥匙在身一般（比方说，男性、父亲、儿子、出版社职员、台大历史系校友、勇敢正直不怕死的台湾人云云）；而面对每一个不同身份要求的团体时，我们亦不时察觉，我们好像一直拥有某些多余的能力，多余的心思，多余的信念和价值认定。有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在身不是祝福，相反地，它们往往如违禁品般招来从讪笑到毁灭的各种危险，通常，你就算不抛掉它割除它，至少也得小心收藏好不要被发现，别奢望有哪种社会哪个团体会欣赏它，一个社会的开放禁制与否的光谱，只从处罚到容忍罢了。容忍，已是开放社会的最大宽容了。

因此，本雅明说需要“内在世界”，需要“室内”，需要一个不被分类秩序要求公共领域所侵入的收藏空间，好置放那些“多出来”的自己，以及和自己同舟一命的收集回来、拯救回来的无用之物。这里，本雅明反倒更接近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私密空间建构，以赛亚·伯林以为自由的真正精义和绝不可让渡的界线就在这里。

是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作为人的完整性吗？马克思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结论是集体性的革命，遂行去除资本主义的一次解放，本雅明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也说是的，但他和马克思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的肯定大致只局限于当下经验的西欧，只对眼前由资本主义建构社会秩序的西欧社会才有效，当然，透过亚当·斯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穿透力，资本秩序的确将社会秩序推高并简单化到一个空前的高峰，从而对人公领域的回身空间和私领域的界限抵御也就更具控制力破坏力，因此更增添了末日逼临的迫切感。然而，秩序的建构由来已久，既不由资本主义而起，你也就难以希冀会因资本主义消亡而终，由此，本雅明的救赎暧昧难言，去除不掉无政府的氛围，又不乏个别性私密性，既不方便押在一次革命行动上头，更无法就此放心革命之后的“马克思天国”自动到来。

其实，不由人的“物化”处境出发，而由事物的完整性出发，事情就有昭然若揭的意思了：物的问题，不会是物的“物化”（正如人不会死得更死一样），而是其完整性的浑圆多层次多意义，有着单子式的独特和断裂，对任何秩序而言，它都太“巨大”太复杂了，秩序要吞噬它，只能是它的一部分，因此就得先肢解它，将它抽空成“一个”“一层”概念——也因此，我们之前才会对汉娜·阿伦特“物的拯救是人的拯救的补充”此一概念顺序这么计较，本雅明不是仁民而爱物，他倒过来，是由物而及人，人的完整性只是更普遍事物完整性的一环的合理且必然推论。本雅明不是个人道主义者，便连马克思那样以人为主体的唯物论者都不是，他的人文其实正是事物实体才具备的感性色泽，他毋宁更接近物的收集者鉴赏者守护者，由此向背后联系着古老精致的贵族世界，以及更古老神秘的犹太教世界，却被历史的毁灭性暴风推进到马克思那儿去。

当然，我猜阿莎亚·拉西斯亦助了一推之力——这种因为要追国乐社的漂亮女生，只好跟着学拉南胡的行径，其实是很平常、很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