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小说所揭示，或说其所从来之处及其永恒背景，那个又辛酸又好笑的广大厚实生活，也许最接近俄国了不起文学理论者巴赫金指出的“民间诙谐文化”——这是巴赫金在他拉伯雷小说研究一开始就说的，民间这个诙谐的、狂欢节式的源远流长传统，长期平行于智识界的思维发展，鲜少有学者措意，因此，我们对其理解极其有限。或许，这也正是契诃夫小说在大文学传统中始终不够明晰确定的一大原因吧。

这里，我们谈的是契诃夫，不是巴赫金乃至于拉伯雷，因此无法在此重现并妥善讨论巴赫金的如此论述（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厚6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抄几段话出来，也许多抄他两句，只因为巴赫金说得如此精准而且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供我们更理解契诃夫——

拉伯雷从古老的方言、俗语、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民间习俗中，从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然而，透过这种打趣逗乐的折射，一个时代的天才及其先知般的力量，充分表现出其伟大。

这段话倒不是巴赫金本人说的，而是他引述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

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

就其明显的、具体可感的性质和含有强烈的游戏成分而言，它们接近形象艺术的形式，也就是接近戏剧演出的形式。……但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狂欢节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一般也不能纳入艺术领域。它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

小丑和傻瓜是中世纪诙谐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一般的怪人或傻子（在日常意义上），但他们也不是喜剧演员。

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

在这种装饰图案的组合变化中，可以感觉到艺术想像力的异常自由和轻灵，而且这种自由使人感觉到是一种快活的、几近嬉笑的从心所欲。

有意思的是，巴赫金指出的如此“民间诙谐文化”，一般而言，其创作者通常是素人的、匿名的，甚至由集体所完成，但契诃夫却是个清清楚楚的“个人”，更是个知识分子，有他知识分子的思省及其独特负担。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持续“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这个不好站稳的点上？

一般的最可靠答案是“谦逊”——这很少有人会反对，契诃夫终其一生是个谦逊和善且没怪癖的人，在旧俄遍地都是的小说家中，他的ego最小，道德最完整没什么瑕疵，很长一段时间，契诃夫只把自己看成一个写诙谐讽刺小品、每个月非得有一百五十、二百卢布收入不可的人而已（尽管偶尔他也觉得有些委屈），后来即使事情已水落石出，他在俄国已显现出无可掩藏的巨大光芒，契诃夫仍相信自己的小说必定很快被时间冲刷殆尽，不会有后人还读他的小说，后代的人读的是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品。

当然，契诃夫谦逊的“预言”没完全对，但这份谦逊却是他小说书写的独特礼物，让他宽容、有耐心，眼睛里永远有他人存在：他人的处境、他人的意志、他人的各自抉择和信仰，甚至他人的愚昧、算计和小奸小坏云云。契诃夫从不过度控制小说，不把人物降为棋子，不因遂行个人意志而修改眼前事实。谦逊为他的小说保留下广大的、自由的空间，他所由来且兴味盎然的民间世界于是得以在此持续存留并生长，而不是不堪回首地深怕他们上门借钱或因此暴露自己贫寒身世的穷亲戚。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反倒以为，是契诃夫难能可贵的“勇敢”，这是隐藏在契诃夫谦和、瘦削、书卷气十足的外表下，不那么容易就发现的人格特质。

赫尔岑曾说，整个十九世纪的旧俄小说，就是“一份对俄国生活的大起诉书”，这带给小说书写强大的力量和壮阔的格局，但也必然形成小说书写的持续可怖压力，大约一八七〇年以降，情况又急转直下，之前那些摸索的、个别的、自由有创意的、彼此可相互欣赏、宽容、讨论商量的繁花盛开般看法，逐渐凝固成少数非黑即白的排他性战斗性主张，尤其是年轻一代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成为思维主流后，政治立场的检验便成为小说的最高判准，于是，在沙皇反动性检查和“进步”知识分子毋宁更绵密更肆无忌惮的党同伐异底下，小说所需要的模糊自主回身空间便被压缩到很小很小了。

在如此景况中，要保有一双如此干干净净的眼睛，当然是难度极高的事了，这不仅需要消极性的谦和，更需要积极性的勇气——有趣的是，这个民粹发展理应是契诃夫最好的机会，他的确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谁也没有的又红又专出身，他也的确持续在咯血和经济压力下书写，但契诃夫从不卖弄他“农奴之孙”的身份，也不修改他自身的记忆和他所见的农村小镇、村妇村夫事实，他对于立场质疑的最大回应，便是毅然而行的萨哈林之旅，带着他肺结核的身体涉过广漠的西伯利亚，深入到更冰封更绝望的流放之岛上进行考查，而他的结论仍诚实且不屈服，众所周知，契诃夫便是在萨哈林之行后，公开宣告他对托尔斯泰式民粹主张的弃绝。

契诃夫不是“不知亦能行”的素人作者，更不是没有主张没有立场的随风之人，只是他坚信而且奉行的信念和价值，基本上是普遍性的、“进步”的，而且立基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主张，对于某些太心急的人、太自信的人、太单一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以及太想在对抗两造中逢源取利的人而言，他显得太巨大太温柔也太好笑了，难以收编，遂也难以忍受。

一个好的小说书写者并不必然得同时拥有好的人格，更无需展示他的人格，他也可以就是个恶魔型的人物，可以自身就是病征（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契诃夫不是如此，在他那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后面，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心灵才行，而我们可能得理解他的如此人格特质，才更有机会完整掌握他独特的小说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