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于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问尤其精准，因为那等于是他为自己发问的，终其一生。

《罗亭》这部小说发表于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体上正是这个人生大疑正式叩问的开端。

《罗亭》是一部结构严谨、宛如一出戏的小说，清晰到几近肖像画般绘制出一种典型人物来，小说中他名叫罗亭，但却是彼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智识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谓“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说真的，事情倒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不堪，而是同时包含了几分自嘲的幽深意味。这类人，我们应该说，其实是古老沉睡如万古长夜的老俄罗斯帝国中第一批醒过来的人，负责叫醒他们的闹钟是彼时领先发展、领先自省也领先革命的西欧。但几无例外的是，由于当时阶级分割森严如死水的俄国现况，真正有机会在此第一时间听见西欧革命召唤的人，只限于拥有贵族身份、有食租者财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没事持续思考、阅读舶来文字乃至于出国旅游赴西欧实地朝圣之人，而且通常他们的年纪不会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圆的权力结构中不杵于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们有充足的道德热情，有够用的时间、金钱和未竟野心，又没牵制着脚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护卫的既得权位、烦人的经验细节，以及要求舒适轻暖的不中用身体云云。

如此的年龄状态和恰恰好的社会位置构成了这样一批人觉醒的动人优势，但也不得不预言了他们的脆弱。毕竟，年纪和社会地位皆是在时间的四季变换中最流转凋落的稍纵即逝东西；除此而外，这一批人还有另一个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们看向新世界沧海之阔轮船之奇、兴高采烈议论滔滔的同时，他们原本就四体不勤的贵族身份又让他们隔离于祖国广大的贫穷黑暗农村实况，也就是说，他们要拯救的是他们背对着的那些人，要解决的是他们并不了解的问题，而且人数之众多如星砂，问题之难不下于登天，那样蒙昧、反动、罪恶盘根错节的可怖实况，先不说真正对付起来何等绝望耗时，光是正视它就足以吓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热情。

问题是，他们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还不止这些。这是一批胸怀广阔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们，他们同时同情并串联整个欧陆各地的革命者，关心着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

当然，“多余的人”这个贬辞是稍后才被看破手脚流行起来的，一开始，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声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龙的宠儿、是俄国稍有知识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系，包括一部分沙皇的实际行政官员都这么看待他们。然而，除了时光流逝、社会实况暗转这样持续的剥蚀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击出现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么样一个年头？这是西欧革命风起云涌的最高峰一年（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虽然这事于当时的西欧半点也不重要，至于马克思对俄国产生影响那更是一八七〇年以后的事了），也是西欧革命整体溃败且一切到此为止的终结一年，反动势力全面回头掌控整个欧洲秩序，而僻于东方一隅的沙皇也担心这场革命瘟疫蔓延过来跟着行动，除了断然出兵荡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开始展开俄国全境的镇压肃清工作，抓人入狱或送到西伯利亚，检查所有的言论和文字，并大量裁减大学生数额（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补充货源）以厉行“净化”，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最黑暗的蒙昧时刻，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历史上称之为“七年长夜”，赫尔岑并下过如此注解，“活过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黑暗隧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在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欧陆的这批人，死状最惨的当然也是跟着西欧滔滔议论的这批人——这里，我们简单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败，为法律和秩序势力所轻易压平的欧洲革命知识阶层信誉扫地，随后便是一片深刻幻灭的气氛，时人不复信任进步观念，也不复相信可借说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来和平获致自由与平等。”“卡特科夫转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数，克鲁鲍特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宁签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至此，俄国的进步力量掉过头来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轻视议论，强调行动，并对上一代的这批人展开严酷的批判，让他们真成了“多余的人”。

其中，我们尤其要说的是巴枯宁，这位最华丽也最空言的俄国革命过动儿于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逊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国，系狱期间，他甚没骨气地写了一篇忏悔告饶的自白书上呈沙皇——巴枯宁正是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