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真实的时间，漫无尽头的永夜过去，在《罗亭》小说再版时，屠格涅夫为飘泊如九飞蓬的罗亭写出了最后的归宿，成为这部小说如今的结尾——罗亭当然没寻回列日涅夫的农庄，（懦怯的人仍有他最终的傲骨？）他随风去了更遥远更华丽、被本雅明称为世界首都的法国巴黎，小说时间注明是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当然就是革命风起又旋即被镇压下去的日子，在巴黎著名的某一处革命街垒，溃败奔逃的时刻，一名个头高大，身穿旧礼服，腰间多束一条红巾的白发苍苍之人，双手分持红旗和马刀，以尖细的嗓音大喊着仿佛要唤回人人救死不暇的同志，但枪手瞄准了他，一颗子弹穿透他心脏，让他“像只袋子一样，脸朝下倒了，就像朝谁跪下去似的——”

这个屠格涅夫又想了四年之久的慷慨赠礼，就革命的逻辑来看，以赛亚·伯林说，屠格涅夫给了罗亭一个巴枯宁没能做到的死亡、一个体面得其所哉的死亡。

再稍后，高尔基也说了一段话，仿佛作为列日涅夫说法的注解，更像罗亭的墓志铭——“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干出什么来呢？”

高尔基革命语法的注解，倒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所谓“多余的人”，是什么多余了哪部分多余了？针对什么而言多余了？生命本身的丰盈自在，一朵花一片云多不多余？我个人想，多余，基本上是一个功利性的用语，隐含了工具性的冷酷判准，惟有在现实世界某种单一性提问要求的大前提之下，才构成多不多余的判决，并由此延伸成为某种道德控诉；而现实的世界要求愈单一、愈迫切（这两者常常是二而一的）的时刻，多余的人、多余的事物、多余的才华和思维也就愈多，于是，铲除的召唤便有了合法性，就像屋子脏了乱了，你当然就得打扫、清理并把无用的垃圾倒掉一般。自由，便是容忍多余，可能的话，还欣赏并赋希望于多余，历史的记忆在在告诉我们，溢出我们当下认知和需要的多余，经常带给我们囿于自己有限认知、因此想像不及的礼物，这就叫惊喜。

因此，人的工具化并不只因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是其一，而是来自单一的思维、单一的意识形态、单一的功利目标从而工具性的切割本来是纷杂、自在、丰富、完整的人。

而即使在大致单一结实的总目标之前，高尔基的话提醒我们，事情还是有着阶段性的变动和不同要求，毕竟，不管是翻覆性的革命或一步一脚印的社会工程，它对我们原本非工具意义的人最大的悲剧是，它往往是庞大的、耗时的、远远超越我们人寿的，于是，有限生命和有限才华的我们便不免在季节的转换中，成为见捐的秋天扇子或春日棉袍，成为一八四八年之后的多余之人。

时间也许是站在我们的信念这一边的，但时间却通常不站在我们个人这一边，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多么需要宽容和自由，让我们这些个个有残疾的人有栖身之地——这就是，如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话，德米特里·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