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我们问侯孝贤，如果有机会而且有必要细说一次他自己的电影，比方说写本书什么的，他会怎么来。侯孝贤想了一下，直接讲起他小时候偷摘别人家芒果的事，果然还是从最实体的一株大芒果树开始——这株极大，枝桠极茂盛（很可能是相对于彼时幼小的侯孝贤而言）的老芒果树是别人家的，但当然一直是附近小孩觊觎并时时下手的对象。侯孝贤说他贪心又胆子大，别的小孩摘了就跑，他则采取“现场先吃饱再摘回家”的战略，也因此，他每回停驻在树上的时间遂被拉长，甚至树下来了大人乘凉下棋什么的，他还得无限期被困在枝桠绿叶之间下不来。侯孝贤说，这也是他电影经验的第一次震颤，原来有这样不同以往的位置，不同以往的角度，从人们脑门稍高之处静静看他们的活动（你甚至稀有地看得到大人的头顶了，虽然实质上没什么好看可言），原来如此。

这其实很像胖史家约翰·房龙“阁楼上的光”的读史启蒙经验，年龄相仿，打开眼界的观看高度角度也大致相仿，可说是房龙经验的台湾在地盗窃版——房龙在他的名著《人类的故事》序文中，记叙了小时候他叔叔第一次带他上家里阁楼的光景，他们推开尘封的天窗，望向日光下的外头世界，房龙的眼前便是诸如此类的光影明迷，众生芸芸。房龙说，对他来说人的历史就这样，就这幅图样。

而芒果树也好，阁楼也好，高度全都有限，没到云端，当不了上帝（如张爱玲那样“云端里看厮杀”），这只能是没事小孩的位置，是旁观者的位置——这两个身份本来就极容易重叠一起，还没被允许充分参与世间活动、从而相当程度透明的小孩，本来就一直是最干净的、最方便也最专业的旁观者。

这个“小孩/旁观者”的特质，其实一直在侯孝贤的电影中体现得相当清晰，它使得侯孝贤的影像在质地真实如纪录片的基础上，仿佛用双手的拇指食指再框出一个毋宁更舞台剧式的似假还真戏剧空间，同时存在着当下的专注（甚至极暴烈的专注）和永恒的心不在焉，交替着短暂暴冲和流水悠长的戏剧节奏，并敢于一再探试生老病死最深沉的悲伤但也一直不会失去“遗忘/重来”的必要回身空间。

由此，我们来看侯孝贤电影世界中的界线和越界冒险的问题，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也是年龄老大之后最容易起乡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