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与一神教》是弗洛伊德对人类思维世界的最后一次贡献，或说最后一次闯祸，它事实上由三篇（三波）论文所组成，其中第三篇的《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他逃离欧陆抵达英国伦敦才发表（当时弗洛伊德说：“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这是颇辛酸的告白），这时他已高龄八十二了，而整体成书则还要等到来年的一九三九，事实上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撒手死去的一年——因此，这本尤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犹太裔身份极具爆炸力的书，的确有种打了就跑的意味，至少如果愤怒的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根据《圣经·旧约》，系承传自摩西律法的古老犹太刑罚）也来不及了。

今天，我们所读《圣经》的前五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习惯称之为“摩西五经”，这个并不精确的称谓，并非断言犹太人的“信史”由此开始，但一般比较信靠历史而非宗教的学者倾向于相信，犹太民族的模糊建构成形可由摩西作为一个起点，如《利未记》的祭司阶级建立并世袭，如《民数记》的十二支派分割确定以及人口普查，如《申命记》的律法订定云云，由此定点，犹太人才回头回忆之前的约瑟、雅各、亚伯拉罕、诺亚直至亚当夏娃，拼凑出他们的来历和创世神话，因此，摩西是犹太人的第一个先知，也是第一个民族英雄，他把犹太人从埃及法老王统治底下带领出来，也把犹太人从蒙昧不明的历史之中带领出来。

但弗洛伊德却说摩西是埃及人，一神教是埃及宗教，而且摩西还被他的犹太子民所弑杀，一切荣光归于外族，源自敌人，光是这份勇气和想像力，这本书就值得我们一读。

但这是真的吗？我想，一开始就急着问这样的终极答案尽管很人性，但却是不太恰当的。正如弗洛伊德说的，“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想像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那一段时期。一个人几乎可以这么说，传统愈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愈有用。”因此，比较正确的方法是压住我们对真假判定的渴望，好好欣赏一次思维的诗意演出，把疑惑保留到路的末端再来下判决，甚至不下判决，留住疑惑成为我们再思索再学习的强大驱力。

这部诗意的《摩西与一神教》，如果我们不从论文分篇的角度，而从编织论证的角度来看，它明显断成两大块，前半是弗洛伊德在《圣经》经文、传说和历史材料的采撷拣择，后半则是个“打回原形”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心理学老本行老主张。很清楚但多少有点狡狯的是，其中真正居指导作用、属于弗洛伊德“意图”或“想像欲望”的，显然是后半段才露出的心理学主张这部分（“创伤”“压抑”“记忆/失忆”“弑父”“禁忌”“图腾”云云），由此坚定的指引，弗洛伊德选取了他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和解释，包括埃及史上短暂出现如昙花又旋即消灭的“阿顿神”一神改革、包括摩西的埃及王室身份或说童年奇遇、包括利未人祭司阶级的身份来历之谜，以及细琐但让人会心的，摩西不善言辞的圣经明文记载，需要由亚伦代言，弗洛伊德以为这正是摩西埃及人不懂犹太语言、需要同步口译的证据（至于摩西初次需要口译的谈话对象是法老王，要说服他准许犹太人离开，这就没办法面面俱到，只能说是传说的变形了）。

总的来说，在这个充满想像力的弗洛伊德剧本之中，真正关键的是摩西死亡这件事，不能让他如《申命记》最末尾，登尼波山，站上毗斯迦山顶遥望许诺的迦南地，咫尺天涯的孤独平静死去（“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是摩西得被忘恩的犹太人弑杀，让这个滔天罪恶蔽入代代传说的幽黯处，成为犹太民族的“童年创伤”，历经漫长历史的潜伏和压抑，最终以尖锐的一神信仰（以及“救世主死后复活”“原罪”等等）显现出来，这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神经症的公式：“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对无神信仰的弗洛伊德而言，宗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状。

至于剧本中最灿烂夺目“摩西是埃及人”这部分，相对来说，毋宁只是情节辅助和美学效果——摩西又得死，又得在不整个推翻旧约记载让他继续带领犹太人旷野流浪一整代人，便有必要把活太久的摩西（一二〇岁其实在旧约早期人物中已接近夭折了，像诺亚活了九五〇岁，亚伯拉罕一七五，以撒一八〇等等，这是个有惊人长寿基因的谱系）一分为二，断成前“埃及人摩西”和后“米甸祭司叶忒罗女婿摩西”两人，好分别赴死和前进；同时，摩西是埃及人这个宣告，的确为本书带来惊怖的、夺人耳目的暴力美学效果。

但这里却也透露了弗洛伊德本人的某种思维模式，一种静态的、单线倾向的、甚至太严谨因果秩序的思维模式——此种十八世纪理性时代倾向（或变形）的模式，要求弗洛伊德为“犹太一神教”这个重大而且日后撼动整个世界的重大发明找出单一根源，如果我们将一神教视为抽象的、后泛灵崇拜的、得冥想建构起宇宙完整层叠秩序的进步宗教产物，那显然不太合于彼时逃生救死不暇乃至只知杀戮掠夺的草创犹太部落，因此，一神教得另觅出处，顶好是源于另外一个相对进步文明的社会，于是久远辉煌的埃及便适时适所补了进来。至于埃及彼时的宗教信仰、哲学思维和社会空气是否相应于一神信仰、足堪成为如此一神信仰的孕生土壤，急躁顽固的弗洛伊德显然是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