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得说，把一神教推给埃及历史一个短暂、暧昧乃至可疑的出处（极可能只是某种奉神之名的权力斗争或某个法老王的心血来潮狂想），并没真正面对一神教的发生问题，遑论解决——当然弗洛伊德没任何义务要帮我们解决这事，他的论文注目是犹太而非埃及，但这总让我想起一个俚俗的台湾民间白吃老笑话，说某人到饭馆点了炒面，又和老板商量用炒面等价换成包子，吃完老板问他要钱，他理直气壮说：“包子是拿我的炒面换成的，为什么要钱？”“那你得付炒面的钱。”“炒面我又没吃，凭什么要我付钱？”

宗教者普遍相信“神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种神迹，但比较正确的是“人依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所以英国的凯莱特在他《宗教的故事》书中心平气和地说：“无可避免的是，所有的神祇都只是人的创造，而部族的神则是各部族所创造的，他们明确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特性，正像一本书显示其作者的风格一样，但他们绝不能在智力和道德上超过那些创造他们的人。”——也就是说，个人的创造发想可以离奇地、远远超越其身处的时代，然而，宗教崇拜由于牵涉到集体的人，因此不得不受制于集体公约数的智识道德水平，也因此，宗教信仰便烙着社会进展一时一地的特殊印记，我们考察昔日宗教信仰的同时，其实也相辅相成地丰富了我们对彼时社会状态的理解。

如此说来，便不是弗洛伊德“该不该”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一神教根源的问题，而是他这种找出单一出处便安心存档到此为止的思维方式，很可惜地无助于（甚至取消了）我们对犹太民族长期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实况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思索理解，从而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一神信仰的再深一层探问。

所以，俄国的巴赫金准确地指出弗洛伊德（及其宗派）的一贯大毛病：人在此理论中仅仅被当成一种纯粹的生物现象，脱离了他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基本上，一神教不是“射出成型”、一次完成的独特封闭性概念，而是历经了长时间发展，变异，并随着社会历史的进展时时得作出必要调整的崇拜思维；它真正的精义甚至还不是神的数量问题，从而在一神和多神之间划开壁垒分明的两方。事实上，某些一神崇拜的实质内容和多神崇拜并没太大差别，比方说北美印第安的祖尼族便是单纯的一神信仰者，祖尼人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个神阿翁纳维洛纳，由他创造世界并统治。

同样的，犹太一神教之所以特别，不在于它是一神教完成品，而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它不断变异、更新，充满弹性以符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这个能耐，从而使这个原是小部落的、只知残酷杀人掠夺的、几近是实体的一神，最终发展成普世的、公义爱人的、超越时空的神。最原初的犹太人并不能预见如此的变化，而在过程中他们甚至是极力抗拒，事实上，在最终一次大跳跃由犹太神升级成普世神时，犹太人并没真正跟上，犹太人钉死了耶稣（罗马人本来打算放了他），又三番两次意图杀害关键使徒保罗不果（罗马人保护了保罗），犹太教和基督教便在此正式分道，犹太人也从此永远背负着杀害救世主的罪名，让后来对他们的迫害有着方便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