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多神崇拜在最初是比较“自然”的，因为一开始宗教并不是一组结构漂亮的道德系统，或甚至一整套宇宙秩序的思维。最原初的崇拜和道德殊少牵扯，它毋宁是功利的，如弗雷泽说：“宗教被认为是一种超人的控制自然发展或人类生命进程的抚慰或调节力量。”问题在于，人的欲望和恐惧是多样的、多层面的，一如他的生存有诸多需求，他要食物，要生殖繁衍，要面对生老病死，要防御陌生人的杀戮掠夺，要晴天要雨水，要免于不定时暴烈袭来的毁灭性厄运云云，他需要多种正面的神秘力量帮助他抚慰他，也需要巴结多种邪恶力量以躲避攻击。今天，我们站在某种除魅之后的历史点上，当然可以说这些是“幻觉”，就算这样这也不是“一种”特定的幻觉，而是诸多细碎的、黏附于生活的幻觉，并不急于组织起来，因为人们在意的是崇拜是否“有效”，而不是首尾逻辑一贯秩序井然。

因此，要问从埃及出走、流浪于旷野并觊觎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意图暴力夺取的犹太部族何以把神凝结为一，也许我们可转而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人们的多元需求尖锐地收拢成单一需求？最显著是在有着单一巨大危难到生死存亡几乎一线的特殊时刻，就像今天各民主国家护卫着多元民主的宪法，同时也都有紧急权力赋予掌权者的特殊设计，人们甘心（或不太甘心）抛弃或至少冻结自身的多元需求及其权力主张，以换取一个强大的臂膀好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

因此，尽管糅合了神典（E）耶典（J）、成书晚于公元七世纪，但今天我们看《旧约》，尤其是“摩西五经”里的犹太一神耶和华，基本上仍清楚保持着种族动员的暴戾形象，彼时的耶和华是战神、部落神、火山神，或他自己最爱自称的“忌邪的神”，颁布诸多惟一死刑的简陋律法而殊少道德关注（种族动员时亦是道德冻结时），他通常严格要求击杀战败外族的一切有生之物，不留活口，最仁慈的一次则要求大卫王用绳子丈量俘虏大小，“量二绳的杀死，量一绳的存留”以斩草除根对手的一切可能战力。其中更代表性的是《撒母耳记上》的一段记述，彼时犹太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不管是基于一念不忍或贪财，只是放过了亚玛力王亚甲一人和畜群没杀，由此便大大激怒耶和华，决定要将这个新国家“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另外，彼时犹太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十分简单，游牧加掠夺是他们旷野流浪一代人的生活基调，不像农耕者安居者有诸多生活牵扯诸多需求，适合此种部落战斗纵队的形态——也因此，最终仍保持这种部门战斗一神纯粹性的，不是后来建国定居并改变生活方式的犹太教基督教，而是持续留在沙漠呼啸来呼啸去的回教徒，他们才是禁绝一切偶像崇拜的真正一神教者，连实相的绘制雕塑都不允许，这也是回教世界几何式美学和文字书写美学高度发达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神，这样的种族动员毕竟是寂寞的，人的多元需求只是暂时被压抑而不是获得解决，人的诸多恐惧（如生育）也不是只知战斗的耶和华所可抚慰，时间一拉长，便有出边出沿的危险，因此早在《出埃及记》旷野流浪途中，便有犹太人回头铸造金牛犊（西亚一带的传统丰收神）的背叛情事发生；而真正不可避免的危机，尤其出现于犹太人在迦南地取得决定性胜利、占取丰腴土地可定居过好生活之后，《圣经》中有两段有趣的记载，一是犹太人立王正式建国的事，另一则是耶和华神殿的延迟建造和其最终完成。

立王的事在《撒母耳记上》，当时犹太人群起向先知撒母耳要一个正式的国王，撒母耳（以及他所独占的耶和华）十分不悦，但拗不过群众压力只得应允，撒母耳这里讲了一段恐吓但不失意味深长的话：“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里，开启了祭司阶级神权统治和世俗主权统治的长期斗争，但也说出了势不可挡的犹太人新生活方式，直接冲击了沙漠战神耶和华，人们不止要灭绝外族，还要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立神殿之事则散见于《撤母耳记上》和《列王记上/下》之中，最早起意为耶和华建神殿的是大卫王，但耶和华拒绝了（或说独占耶和华的祭司阶级拒绝了），说他一向住惯了帐篷，喜欢“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这像极了习惯争战、在豪华宫殿中就是拘束别扭的单莽英雄（扫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皇宫里经常性失眠，要大街唱催眠曲才能入睡，但一回到沙漠山边便呼呼痛睡，几次差点被割脑袋都浑不自觉），这事一直要拖到下一任的所罗门王才取得妥协。所罗门是第一位世袭的国王，意味着新王国已稳定下来，这是犹太人财货堆积的最富裕时刻，也是世俗王权空前绝后的攀上顶峰。

一神崇拜真的是很难坚持的一种信仰方式。离开了沙漠，离开了游牧掠夺的简易生活形态，离开了尖锐的族群动员，国防部便只是内阁八部二会之中的一个部门而已，就算你转而在哲学解释上、在道德建构上，把这个神推到全宇宙最高处也没用，因为像笛卡尔或斯宾诺莎这类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秀异怪人，一般芸芸众生关心的不是这个“创造者”“第一因”“最高意志”云云，这距离他们的需求和恐惧太遥远了，一般人关心的毋宁是庄稼和畜群是否长得好，家中媳妇能否顺产，生病会不会痊愈，可否避开厄运等等生活现实之事，因此，即便在层级分明的多神崇拜中，最高主神如古希腊的宙斯或印度的梵天，往往并非人们崇拜的焦点（中国人更是对创造天地的神一点敬意也没有），人们经常性打交道的是管丰收、管生产、管家中厨房的这些“不怕官只怕管”的关系密切小神，甚至花更大力气讨好恶神或邪灵，希冀他们不要作祟，像印度人祭恶神湿婆，像台湾人祭天公只一天，却花一整个月时间去伺候七月亡灵，在我个人住的乡下，七月普渡到现在还是最盛大、最花钱的崇拜大事。

也因此，建国成功的《列王记》时代，遂成为《圣经》中最哀怨的篇章——负责摹写《圣经》草本、手握历史解释人权的是神权的基本教义派（先是祭司阶级，在祭司阶级纳入行政体系“腐败”了之后，则由旷野来的愤怒先知接手），他们不会因人们过得更好而欢欣，只会因人们忽视了耶和华而哀痛暴怒，在这里，原始的部落种族一神面临了第一次的存亡关键，也走到了第一次的蜕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