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尝试把一神教从幽微的埃及远古一角，拉回现实的历史现场，绝不是为着质疑弗洛伊德勇悍无比的历史剧本，事实上，正是弗洛伊德这份无畏指向自身种族的过人勇气，给予我们启示，也给予我们鼓舞。

站在弗洛伊德辞世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今天，夸张些来说，弗洛伊德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个说对话的人，而在于他是个说错话的人，他那些英勇到几近鲁莽、漏洞一堆但却充满启示力量的错误话语和主张。

读过弗洛伊德生平传记的人很容易发现，他的阅读准备、他的交游、他的生涯之路多么不同于一般撼动世界的哲人——在惊动整个世界之前，他一直只是个封闭于专业操作的心理医生，同时也一直保有着专业人士惯有的自身经验限制和固执，当他决志要为他临床经验所得的心理学理论找出源头，指向历史起源和生命起源时，他封闭性的自信和封闭性的专业外知识贫乏，给了他鲁莽的、不为错综矛盾知识细节所困的古怪勇气，说最冒犯道德的话，也说最冒犯常识的话，最终，还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神秘主义倾向。

巴赫金用宗派主义说他，其实是相当公允的，弗洛伊德像什么？他其实很像《圣经·旧约》里的旷野先知，他们专志封闭在一己世界中，独思独学而无友，思维过程中不受干扰，也缺乏校正，因此，他们的主张总是过大的、疏漏的、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宜家宜室，但充沛着冲决思维边界的力道。

除了一己的专业性封闭，弗洛伊德还宿命性地陷身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封闭性情境之中，那就是他的犹太子裔身份及处境——在人类思维的进展路途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犹太人远远超越人口正常比例，宛如繁花盛开般不断产出巨大的头脑和心灵，让世界更丰腴，也让世界更危险，像马克思，像爱因斯坦，像本雅明，学历史的人会补上布洛赫，崇尚自由主义的会想起以赛亚·伯林，学电影的人会举出伍迪·艾伦，几乎每个思维的领域中都有犹太裔大师的身影。

这个怪异现象完全没生物性的理由支撑，是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但我们很可能联想到，这极可能和巴比伦之囚后的犹太人历史处境有关。他们栖身在每个国度的边缘位置，既站在身处的特定社会之中，却又永远被隔绝在外，他们有着宿命性的脆弱以及随时扑面而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总得是复杂的，又得是高度警觉的，在世人安然酣睡之际，他们仍被迫得神经质地思索防备。

也因此，实在不必要为一神教找一个堂皇的、显赫的历史身世，只因为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通常总是始自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启动于一个不打眼的小小变化，永远有着始料未及的诡异演化本质。这一个当年希罗多德提都没提一字的小部落，这一个来自南方沙漠一角的小火山神，乃至于日后一个连身世都可疑的穷乡木匠之子，而他们不仅很长一段时间宰制着几乎整个地球世界，还差点让我们相信他们管辖着整个广漠无垠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