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先不从生殖，绕个路，用较素朴的角度来查看初民如何看待生物性的必要行为，在人为文化未予以着色以前，这可以是非常坦然的，殊无不洁可言——更何况，我们还有大哲人庄子理论支撑，庄子说，大道并不总显现在最高的地方，相反地，你得往下看，看蚂蚁，看粪便，这叫“每下愈况”，意思是大道在愈低下处愈明白，“况”正是明白的意思。后来，这个成语被错用为“每况愈下”成为贬意，用来形容台湾今天的政经情势发展及其处境和相应的政府能力，这种错读错用是文字（以及语言）发展途中常见的，我们不妨用看待生物基因突变的方式来看它，它也是造成语言文字变异漫涣的来源之一，不尽然是坏事。

好，我们就奉庄子之名从粪便谈起。

便，是“方便”的简称简写，依舒适程度之别又粗分大小两种，但其实完全没触及此一行为和具体物件本身，而是一种隔空抓药式的客套话。那粪呢？这是甲骨文中已然存在的字，是个非常精致耐心的行为写生图，，左手持畚箕或篮子类的东西，右手所拿的是清扫工具，也就是扫帚，小点可能是冒出的气味，也可能是犹待扫起的碎屑之物。因此，正确来讲应该是清理清扫的意思（这个原初的意思到后代的文言还存在），也和我们今日习称的物件不相干，我们今天从线条变异后的楷体“糞（粪）”去看图说话，可能会产生又有米（概念分类或材料来源）又有田（运作之简陋场所）的错误联想，纯属巧合。

造字的初民没这么扭捏躲闪，这上头他们不仅写实，甚至是自然主义的：，就是个“尿”字（当然，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可能不乐意如此的男性父权造字观点），，就是个“屎”字。

今天，这两个字就连小学生幼稚园生都认得，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进行的行为，但有趣的是，不论是口说的语言抑或手写的文字，绝大多数的现代人，一年之中可能难能使用个两次，而且，似乎教育程度愈高、愈有教养或身份地位的人愈少用。你记得你上回写过说过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哪样光景呢？

我们说，从每日必要的生物性行为，到语言文字的高度隐晦，改变的当然不是行为的消失乃至于生物结构的变化（生物学者说我们和万年之前的克鲁马农人的生物相异性不到百分之一），而是人的意识出现了计较，而这个意识改变的关键大体上又根源于人类社会的变化——怎么样的变化呢？简单说，就是芸芸众生之中，有一小部分的人地位身份忽然高贵神圣了起来。高贵神圣的理由一开始可能是有真实依据的，包括人的勇敢和天赋能力，能在狩猎和争战之中得胜，包括人的智慧和特异功能，能聆听启示教导一般人，但一来勇气和智慧不是人眼可见之物，需要再找某些更显露于外、更能一眼就看出高贵低贱差别的清楚特征，二来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尤其当第一代奇魅型高贵之人把由此挣来的支配权力和地位传交给第二代时，勇气和智慧云云往往是最无法实质转移的东西，遂不得不成为家长式的支配，对这些一生出来就高贵但内在贫乏零蛋的二代之人而言，外表可见形态的不同于一般凡民便成为更迫切的需要了，因此，住的房子得长得不一样，穿的衣服得长得不一样，行为举止都得不同于常人，最终就连语言文字的使用都要刻意分割开来，中国的《礼记》，便是这么一部意图分辨细腻差别的大全之书。

用《圣经》的宗教语言来说，这叫“分别为圣”，要先分别，才能显现出崇高神圣出来。分别的方式一向采上下两条路线合击并进，上面一条路是积极性的追求，“做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是一种夸富宴式的分别方式；下面一条路则是消极性的禁忌，“不做一般人能做的事”，是一种弃绝生活底层、挣开生物性必要行为的方式。

这样的“做”与“不做”，落在文字语言的实践之上，便成了“使用你无法使用的语言文字”和“不使用你仅能使用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在禁忌型的分别方式尤其要紧，毕竟，你能吃别人吃不起的食物，住别人住不起的房子，浪费人家浪费不起的财货，这都不难，但你不真的能改变自己和一般人相同的生物结构，不做吃喝拉撒之事，于是，你只能用语言用文字去加以遮盖。

语言文字于是生出了贵贱，生出了阶级，这并不是语言文字的初始本质，这是它长大后交友不慎才染上的恶习。

知道语言文字的贵贱色彩、阶级色彩是派生的，真正的原始根源在于人生活着的社会分割出贵贱、区隔成阶级，如此，语言文字的考查便有可能再多出一个积极性的指示用途了，我们倒过头来有机会从语言文字使用和禁忌的幅度及其内容，警觉出，印证出，甚或尝试丈量出这个社会的这方面真相来。

像我们读旧俄的一干伟大小说，特别是以法俄战争为书写背景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不断被对话中大量出现的法语打断（翻译者为保留原味，通常采取原法文加注释的方式呈现，让不懂法文的人得翻前顾后非常烦）。我们晓得，这是彼时欧化的帝俄上流社会区隔开一般平民农奴的时尚，但值此拿破仑挥军入侵、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刻，还如此遍在地、肆无忌惮地满口“敌人”的语言，由此我们窥见的阶段分割意识及实质程度，还是非常骇人的。

又比方说今天的台湾，在一些只供高官巨贾出入的排他性俱乐部（排他，正是非常重要的分割方式之一），里面使用的高贵语言往往是至今不衰的英文和慢慢当令起来的日文。我一位外语能力差不多是零蛋的朋友，某回因偶然机缘误入其中一晚，回来信誓旦旦地跟我讲，整整三小时的时间，他没听到任何一句他听得懂的话——由此，我们也可察觉出台湾今天的政商结构有多强固难以撼动。

你说这太荒谬吗？一点也不荒谬，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在他《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中，还说到一个更荒唐的历史实例。陈原说，几百年前的英语是不大说“裤子”（trouser）这个字的，因为上流社会那些虚伪的人认为不雅，会令人想入非非，所以非得讲不可时便成了：“我买了一条不能够描写的东西（indescribables）。”或“他穿了一条绝不可提及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

裤子都不行了，更何况屎尿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