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腊肉”滋味兵家必争，胡“革命”风格泼皮投缘

“三战三捷”、西出陇东及收复“三边”——彭德怀的序幕三部曲让胡宗南露了怯，“马家军”受了惊，莫名的恐惧心理瘟疫一般蔓延于西北战场国民党官兵之中。

唯有一人置身事外，那就是稳坐榆林、处变不惊的晋陕边区司令邓宝珊。

自1937年秋由驻防兰州的新编第一军军长调任榆林为二十一军团长兼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之后，邓竭尽内政外交之能事，一面安置逃往榆林的蒙旗王公和大批难民，把他们组编成游击队，进驻到包头以西的黄河沿岸；一面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密切联络，强化晋西北的防御部署。与此同时，也以一种亲密的态度，与八路军后方部队取得联系，稳定河防。他还将百灵庙供奉的成吉思汗灵位，煞有介事地运往兰州，安放到榆中兴隆山。这对蒙古族百姓的心理影响可不能低估。从此，大草原上再乱，他们的向往与回眸始终落在黄河源头。

榆林不守，自然稳固。打从民国初年陕西老军阀井秀岳筑巢于此，榆林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井秀岳的部属旅长高双成乃至高的部下左世允，沿袭下来十几年，都没能把榆林这条骇浪中的帆船锚定在一个港湾，邓宝珊却做到了。

邓奉命抵榆时，太原及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察绥两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地方部队等各色人员，纷纷逃往榆林地区，蒙旗王公更是慌作一团。邓自己都难以想象当初是怎样镇住了这一混乱的局面。抗战八年，邓宝珊在离乱中渐渐老了。坐镇边塞，数年一日，当初的热血男儿渐渐成为一块咬又咬不动，嚼又嚼不出滋味的腊肉。

蒋介石不敢小觑这块“腊肉”。内战前夕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那次刻骨铭心的会面，给他的刺激经久难忘。正是从那次会面之后，老蒋才确认这块骨头不软的家伙不是自己实施“戡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邓宝珊当面声称拥护华盛顿而不拥护拿破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蒋介石表面上未予置理，私下却不只一次地提醒胡宗南：“老弟，这个人（指邓）是靠不住的。他闭口不谈领袖，满脑子的‘主义’，什么华盛顿了、拿破仑了，我看，他心里只有一个邓宝珊！”胡宗南叹气：“这都是给共产党赤化的。”

胡宗南的话若有所指。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接触，胡不但历历在目，而且记录在案。那时候，邓只要去西安，往返途中必经延安逗留一下。在延安，毛泽东曾经两次与邓晤谈，据说两人谈得“甚为投机”。中共将领萧劲光、王震等还多次到榆林访问，彼此常有书信往来。至于贺龙、彭德怀及习仲勋这些人，就差和邓宝珊称兄道弟了！说是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可二者怎能分得一清如水呢？他邓宝珊末了还不是关起门来潜读共产党的小册子——当然，这一点胡宗南也不便多说，胡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也并不陌生。

的确，就理想与信仰而言，邓与胡之间或许还有共同共通之处，彼此都还算得上革命行当中人。但“革命”与“革命”不一样，即便如邓、胡这样同处一个阵营，同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同读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但若往深里看一步，还是谁也摸不清谁的真面目，20世纪中国的复杂性，恐怕就是在这里。

要命的是，邓宝珊手中结结实实握着榆林。这座长城线上古老的重镇，是名副其实的边关要塞。地理位置上的不可替代，使胡宗南每每一想起来就感觉身体某个部位在隐隐作痛。进攻延安之前，榆林驻军所辖防区东起府谷、神木，西至横山，“三边”，处在中心地位的榆林本部一肩挑两头，绵亘六七百里。以榆林为支点，北与傅作义的绥远、西与马鸿逵的宁夏，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他胡宗南在陕北战场就算蹦上了天，也是孤掌难鸣。

然而，榆林靠得住吗？胡宗南千万遍地朝自己发问，心中始终没底。他自然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以君子之道，先礼而后兵，胡对邓展开凌厉的攻势。第一招便是竭力吹捧，无论何种场合，提起邓宝珊你就听不到胡宗南有半个“不”字。甚至在老蒋面前，胡对邓也是倍加推崇，说他对党国有功、在西北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等，溢美之词有多少堆多少。只要邓去了西安，胡宗南总要请到东仓门官邸优礼备至。榆林守备旅长高双成病逝时，胡以吊唁的名义亲赴榆林，把自己与邓宝珊的亲密无间表演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可是，邓宝珊还是邓宝珊，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谁也别想把脑袋架到他的脖子上。

胡宗南剃头挑子一头热，终于“热”得有些累了，他便密奏蒋介石，希望能给榆林换人。正好，邓宝珊在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后，不知哪一块肌肉不舒服，一溜烟跑回陕西三原老家，声言不愿再去榆林供职。他是逃避现实，不想卷入内战的旋涡罢了！蒋介石顺水推舟，不真不假劝了几句，就急忙把心腹董钊推了上去，名义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邓仍为总司令，而实际上是以董取而代之。

董与榆林老牌守军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是同乡，按照胡、蒋的思维逻辑，董钊控制榆林的局面当不是难事。哪知榆林这把交椅上长了刺，左世允虽为同乡，对于董钊这位只身来榆的中央直属大员也心存戒备，外迎而内拒。董钊爬上带刺的交椅没有坐到半年，自己难受不过，坚决提出告退。这一下胡宗南明白了，榆林还得邓宝珊。

邓宝珊也离不开榆林。从“少壮”混到“元老”，榆林这座城市似乎跟他有了某种生理上的联系，而他的名字似乎也和这座要塞一样，注定要成为“兵家必争”。返榆没过多少日子，就发生了曹又参“三边”起义这样的事，接着便有贺龙与聂荣臻攻击绥包的行动。邓宝珊不能不丢掉一些海市蜃楼般的想法，而作出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一选择迫使他半受挟制半是尽责地在榆林修起飞机场来，当然还有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的问题——榆林内外防务，而对朱德总司令和与他感情深厚的续范亭劝他“当机立断举兵起义”的长信，犹豫不定。

即便如此，胡宗南也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能做的除了“强化督导”之外，只有“安钉子”了。这还是戴笠生前教给他的“一招鲜”。但胡宗南不是戴笠，手下赳赳武夫倒是应有尽有，而精巧溜滑且又忠心耿耿如戴雨农那么有能耐的角色，毕竟不好找。一连好些日子，胡宗南都为这件事伤透脑筋。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整编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徐是察哈尔怀安（今属河北）人，黄埔四期毕业，战场上从不怕死，有股傻愣劲儿，但秉性顽劣，一身都是臭毛病，所以虽在胡的嫡系一师，到1936年才混上个团长。不用说，这是个胡大胡二的团长。他嗜赌成性，赌瘾比当年的胡宗南有过之而无不及。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他打动胡宗南进而飞黄腾达的机缘。

事情缘于某一夜狂赌。刚好月头月尾，全团官兵的军饷都在手边，徐保放胆闯进赌场，指望抱个金娃娃。谁知运气不佳，又欲罢不能，一夜下来，数万饷银输得一毛不剩。徐保的赌风爽快，输得脱裤子也决不赖账。天亮之后，他只好双手空空地把队伍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这月的饷本团长……领来了！”官兵们欢呼雀跃，个个脸上放光。徐保眉眼一涎，口气垮下来，“不过……他奶奶的，咱团运气不好哇，团长一晚上都没开牌，钱，输光了！”这兜头一瓢冷水，把官兵泼个透心凉，眼都直了。精明机巧的徐保急忙话锋一转：“弟兄们不要着急，今晚日子不错，本团长一定去给大家翻回来。明天，我保证给全团发双饷！大家说，成不？”还有什么不成的？全团官兵愣了片刻，只好七长八短地喊好。

事情传到胡宗南的耳朵里，可把他气坏了！“浑球！”胡对毕恭毕敬挺立一旁的徐保大拍桌子，“我问你，古来将帅，哪一个是赌棍出身？你答复我！”如果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徐保也就不是徐保了。胡宗南失望得直哼哼，不知该骂什么好。这时，恰巧外面有人喊“报告”，胡趁机夺门而出。三个圈圈一兜，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

天黑时，胡宗南回来了，万没想到那个徐保居然一动不动地仍旧站在原地。这一下胡被感动得不轻，忠不忠看行动，到底也是黄埔中人，而且又在自己的整一师干出来的……想着，心头一软，嘴上斥道：“谅你再想十天也答不出我的提问！没用的东西，去，到经理处再领一个月的饷……下次可不许胡来！”徐保还管什么下次不下次，吧唧一个敬礼，转身笑嘻嘻地跑去领第二遍饷。

从此，胡宗南的小本本里有了徐保的名字，没过多久，徐便接到晋升旅长的委任状，乐颠颠地离开那个欠下一屁股赌债的团长位置。随着了解的深入，胡宗南后来还知道，徐保的岳父武勉之与邓宝珊原是当年国民二军的老同事，私谊笃深，且又与许多西北籍将领存有瓜葛。徐本人以前在整一师任团副驻防兰州时，常与邓有来往，见面叙以子侄礼。如此，起用一个忠贞不贰的徐保，可以牵动一大片背景，这当然是胡宗南非常乐意干的。但如能将徐保通过一定理由放到邓宝珊身边，意义则会更加不同一般。

主意既定，胡宗南立派自己的副官长高桂滋飞往榆林，与邓共同策划榆林的防务。紧接着，作为胡军大举进攻延安的题中之意，徐保的整编第二十八旅6000余人空运至榆从天而降。事情前后极为自然，胡宗南的居心昭然若揭。不错，6000人的兵力的确加强了榆林防务。但对邓宝珊及其原班人马构成了压力。胡宗南要的就是这个“压力”。他相信此举的特殊意义迟早会有一天能显现出来。果然，到1947年8月，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榆林羞羞答答进入情况，延安忙忙碌碌准备迎驾

邓宝珊获悉彭德怀进逼榆林的情报，感到很突然。晚上，他悄悄把左世允招来商议对策。左面色沉重，说：“彭手中有共党陕北主力七个旅，就是不打，把榆林围困一两个月，也够咱们受的！”

邓宝珊淡淡地哼了一声：“事情真有你讲得那么严重吗？”他起身踱到挂图跟前，缓缓拉开布帘，“据我所知，共产党刚在‘三边’开了会，谋划新的战略。他们的提法是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何谓‘反攻’？无非是把仗挪到国军驻防区域去打嘛。你知道吗？晋南的陈赓已在组织‘太岳兵团’准备南下。目前彭德怀首要的是拖住胡先生，给陈赓兵团让路，而不是对我……”

左世允将信将疑地听邓宝珊把话说完，不敢肯定，更不敢否定。早在胡宗南攻取延安时，邓就曾预言共产党首脑决不会轻易离开陕北，胡过于张狂必定要吃亏，果然不久就有了青化砭的败绩，接着又是羊马河、蟠龙之失。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凭邓宝珊对共产党军队情况的了如指掌，其判断也似乎自有他的道理。左世允转而说些部队防务方面的琐事，两人谈话就此冷了场。

这时，徐保进来了。他总是这样，不请自到，而且静悄悄的，叫人猝不及防。这让邓宝珊很不舒服，但碍着面子，又不便多说。徐保极善于察言观色，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只佯装不明白，见面始终按部就班地伯父长伯父短，以不变应万变。邓宝珊被徐保几声伯父一叫，心中难受的那股劲也就消了，免不了也得以礼相待，问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几天前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邓宝珊分析下一步彭德怀行动时，就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认为大家所谈“东渡黄河”和“进攻榆林”这两种可能性，都缺乏存在的依据。特别是进攻榆林，他断定在胡宗南主力尚未消灭之前，彭是不会轻动榆林的。

此言一出，徐保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邓宝珊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一直想找徐谈一谈，此时正是机会，邓便说：“世侄对彭德怀是不是言过其实呀？”徐保收起讪笑，正色道：“伯父想过没有，彭的七个旅在‘三边’休养已快一个月，如果他要南下跟胡先生干，队伍拖不起，兵力也显单薄，啃不动。而北上榆林只有一两天路程。再说榆林被围，胡先生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我要是彭德怀，就打榆林，一块石头打两个鸟嘛！”

徐保虽鬼，终究是个粗人，说出话来，句句让邓宝珊皱眉头。倒是一旁左世允用心听出了滋味，等徐保说完后，小声附和道：“我也觉得彭德怀是来者不善……”邓宝珊有些动摇了，但口锋还是没变，冷冷笑道：“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那么大动干戈？他们要进榆林，也不一定使用武力嘛。我看，他们八成是想东渡黄河！”这话无异于把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赤裸裸地抖搂出来了。徐保摇摇头，明知其中的奥妙却不点破，只说：“古人说得对，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伯父别太大意了，还是小心点好！”邓宝珊张口一笑，“放心吧世侄……”嘴上打着哈哈，心里也敲起小鼓：难道中共果真要占榆林？

邓宝珊疑虑有他的理由。自从胡宗南增兵榆林起，就再三电促邓备战。徐保更是积极响应，其二十八旅自作主张地在城南凌霄塔防御阵地上大做文章，又是浇铸钢筋混凝土，又是搞新武器演习，这让邓的心中很觉得别扭。他是行伍中人，一向把个人交情看得很重，因而始终不相信由彭德怀指挥的陕北解放军会不宣而战、进攻榆林。“果真要占榆林，总该先派个人打声招呼嘛！”这话他私下不只一次地向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提起。

左世允是清醒的。胡景铎举义时，邓宝珊总部办公地点还放在城南金刚寺旁边的桃林山庄，左坚邀邓到他军部去住，说：“总司令，恕左某直言，战场不比江湖，共产党一向为‘主义’而战，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邓宝珊摆摆手，一脸满不在乎：“人各有志，我心里有数！”他依然回到桃林山庄，并且还给自己固定了一部电台，由一个老电务员陪着，每晚收听新华社新闻，对陕北局势作壁上观。这几个月来，战局急转直下，邓宝珊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乐观态度。这更加坚定了他将榆林置身陕北战火之外的决心。

但是，邓宝珊一厢情愿的个人心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荷枪实弹的榆林，对陕北解放军及中共首脑机关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威胁。邓宝珊既然无力给这座城市卸去铠甲，就只能接受刀剑。两天后的8月4日，他不能不作出理性的选择，另一个真实的“总司令”浮出水面：邓宝珊在桃林山庄大摆宴席，把重新组建起来的第十一旅旅长于建旟和一团团长王永清、二团团长周效武及该旅营以上官佐召集起来聚会。邓举着酒杯向他们宣布，要将他们分别从榆林西北的红墩至乌审旗和城南二十里的三岔湾调入城内，就放在金刚寺旁边，距总部几百米远，以备不测。

可是为时已晚。就在邓宝珊羞羞答答决定应战的第三天，榆林外围三岔湾、刘官寨、高家堡几个据点，同时被解放军包围并如数歼灭驻守的国民党军几个营。因为战斗中电话线统统被切断，消息并没有马上传到邓宝珊那里，直到第二天才来了个如雷贯耳。

邓宝珊傻了！守卫这几个据点的官兵都是他从家乡一个一个带出来的呀！当年曾任司令部中校秘书的甄载明先生回忆说，三岔湾之役对邓宝珊刺激很大，“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共产党打仗。不得已打起来了，首先牺牲的却是自己带出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家乡子弟”。

在左世允等人多次电话催逼下，邓宝珊才悻悻然离开桃林山庄回城。“邓离开桃林山庄那天，脸色阴沉，行前还亲自到各办公地点巡视了一遍，此时金刚寺上边沙梁后已有枪弹穿屋而过。我们遂蜂拥随邓步行进城，当我们走到榆林南门时，回头看见桃林山庄以东的南峁庄一带，解放军的红旗已飘扬在沙梁上。”

于是，榆林在匆忙之中开始成为一座有准备的城市。当天下午，邓宝珊在城内一所基督教堂布道堂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榆林城防，确定以东、西、南、北四城为城防要点，其中南门外关隘凌霄塔及飞机场、三义庙等阵地最为重要，邓把扼守这些阵地的重任交给徐保，命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团长敖明权任阵地指挥官。第八十二团固守南线城垣。城防部署完毕，邓宝珊专门带着徐保到全城各主要阵地巡视了一遍，并同时向西安、北平发报，通报被围困的情况及守城举措。

胡宗南接到邓宝珊的电报，很平静。略感欣慰的是，邓终于没有退路而公然宣战，至于把徐保的队伍压在惊险之处那是人之常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邓宝珊对自己派去的徐保是信任和重用的。无论如何，徐保得到邓的信任和重用比被无端猜忌要好。胡觉得自己可以不必在这些枝节问题上多费苦心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邓宝珊电报之前，南京国防部另一份电报已经早到了。蒋介石欲对西北战场作一次历史性的调整，定于近日亲自莅临延安视察！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胡宗南折腾已有半年。那还是攻占延安不久，他就着手选址备料，布置“委员长官邸”，特地为老蒋改造延安南关西坡的原边区外交宾馆。胡宗南对此煞费苦心，下了大本钱，凡建筑砖瓦和内部设施所需材料，统统从西安空运过来，重新更换。室内咖啡色漆条木地板、洋瓷澡盆、抽水马桶、沙发、钢丝床、中西餐具及柜橱之类——精细到位。整个工程大体完结后，胡宗南吩咐重门紧锁，专人专管，闲人一律不许近前。眼下，日子近了，得赶紧从西安、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空运中西厨师和山珍海味。胡才不在乎榆林外围究竟聚集了多少共产党军队。他明白，蒋介石临幸延安，就是天塌下来，还犯得着他胡宗南用头去顶吗？

胡宗南表面上的满不在乎，使中共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多少有些失望。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蒋介石就要大驾光临延安，只道胡宗南反常沉着一定另有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尚须琢磨。邓宝珊收缩兵力、以空前积极的态势投入防御，和胡宗南的泰然处之、迟迟没有做出必要反应，在彭德怀预设情节中，似乎都不太合乎情理。不过这并不令他惊讶。到目前为止，解放军不过兵临城下而已，除击溃几个外围据点，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假如哪天榆林城被撕开口子，看你胡宗南还能沉得住气不！胡从来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而彭德怀此番攻榆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弄口棺材给胡宗南瞧瞧，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并相机夺取榆林战略要点，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后方。为此，中央军委作出全力以赴的姿态。小河会议一散，贺老总就把在晋西北打磨已久的许光达第三纵队送过了黄河。

徐保丢凌霄塔忍气吞声，九连设连环套拼却性命

许光达过黄河是有备而来。这几个月对于刚组建不久的第三纵队来说，仗虽然没有少打，但要和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样大的主题下纵横驰骋相比较，总归逊色得多。眼瞅着河西陕北那一幕幕惊险奇壮，指战员们不免有些寂寞。所以，接到西渡黄河参加西野会攻榆林的命令，部队只用两个钟头就完成了出发准备。

任务是够刺激人的：独五旅率先渡河、直扑乌龙堡，然后从沙家店经杏树塔、银匠峁，收拾榆林外围流泉河、青云山之敌；独二旅由纵队指挥部直接掌握，负责解决榆林东北高家堡、乔岔滩之敌。这几个据点南北一线排列在榆林东侧，三纵是独当一面与一、二纵成夹击之势，显然，在对榆林构成合围中举足轻重。此外，许光达在所有命令后面，还都留有一个无限的尾巴。以他的战术敏感不难揣测，眼前部队完成对榆林的包围做得再逼真也只不过是种姿态。而隐藏在这姿态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拨转马头，去接应和掩护正在转移中的中央机关！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能减轻当前任务在许光达心中的压力。他是个作风极为精细严格而又生性要强的指挥员，决不允许战斗组织上有万分之一的疏漏。部队行动这一路过来，他反复思量的就是两件事：其一，奉调陕北第一仗，一定要打出晋绥部队的威风；其二，准备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付出最大的牺牲。头一步，就是要按时赶到集结地域。这的确是给三纵的下马威。几百里路程，不足两天时间，就算不考虑敌情，中间还要渡一条黄河呢！但是许光达做到了。可以想象，8月6日临近黄昏时，彭德怀接到三纵各部队均提前进入指定地域的报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彭一贯痛恨那种时间到了人不到位的局面，每每破口大骂，决不留情。可眼下，参加围城的各部队提起哪路是哪路，一切都得心应手，实在让彭德怀感到惬意：仗，就该这么打。

计划天黑之后外围战全面展开。想不到晚8点开始，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哗哗地下起雨来。彭德怀踱出指挥部，在雨中站了一站。举目望去，古老的城紧锁烟雨之中，敌人就躲在那些明碉暗堡或是城头角楼里，而我们的战士则要落汤鸡似的竖云梯、爬沟坎。再说，三纵……就在一转身的几秒钟内，彭德怀作出决定：攻击时间推迟一天。这一天，对于那些昼夜急行军赶到集结地又仓促上阵的指战员，是个多么美妙的大喘气！而对于刚刚撤进榆林城内的邓宝珊，却简直是个蹂躏。以邓对于共产党军队作战风格的了解，部队从来都是到了就干、速战速决，而且借风借雨，专拣苦天气打仗。那么，这样一个雨夜，彭德怀怎么会放过？然而，这一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邓宝珊双眼一眨不眨地熬到天亮，在世事飘摇中空守了一个静寂的雨夜。

8月7日，又是难挨的一整天。终于挨到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攻击首先从城南凌霄塔高地开始。紧接着，东城、西城、北城及东北方向的高家堡等各围攻部队，全面拉开战幕。让邓宝珊感受最强烈的，当然是近在咫尺的城南。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凌霄塔阵地守军第八十二团三营全部被歼，阵地被解放军占领。塔内的团指挥所和塔西三义庙的该团一营阵地，只剩下少量守军仍在拼着老命固守待援。这可急坏了徐保。他像热锅上蚂蚁，咬牙切齿跑到最前沿去督战，还是那个使用过一万遍的老招法，可着嗓门朝士兵们喊：“给我守住，守一分钟五块大洋！不许后退，援兵马上就到！”

不知过了多少个“马上”，援兵没有影子，邓宝珊却来了。他也是得知凌霄塔阵地丢失，才亲自上来督阵的。邓对徐保的部队这么不经打，很是失望，指着徐的鼻子说：“小子，凌霄塔阵地，关系榆林全城安危，你花了我那么多钱，又给我搞丢了！你提着脑袋也得给我夺过来，若不然，别怪我邓某人六亲不认！”

事已至此，徐保也无话可说。本来，他是受胡宗南之命来榆林监视邓宝珊的，没想到邓委了他这么个“重任”。过去一段时间，他多少碍着邓宝珊同老岳父那点私交关系，许多事情能省则省，在胡宗南面前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上没有打过小报告。现在，自己就是想报告，恐怕也没有机会了！不管怎么说，大面上他还是榆林守军的一员将领，军法无情，如果南城再出个三长两短，邓宝珊是有权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徐保越想越觉得小辫子揪在邓宝珊手里，生姜到底是老的辣，不服不行，他感到自己目前已无退路，便拿出一副决绝的架势，当即派八十三团副团长王宗义带一个营出城，反攻凌霄塔阵地。他站在队伍前，把王宗义叫到身边，端起大架子，说：“王副团长，事到如今，是要凌霄塔高地还是要脖子上吃饭的家伙，你看着办！”他知道王宗义是个极粗的角色，上了战场唯一的好处是不怕死，故意丢出这句话，让大伙儿掂量去。

王宗义领命出城，大有一去不还的念头。他与徐保是同乡，过去常得关照，节骨眼上不知恩图报还待何时！出发前，王宗义站到队前把袖子捋起来，膝盖上拔出短刀，一闭眼扎进小臂，顿时鲜血如注。他就让鲜血染红五根手指，印在一张白纸上交给徐保：“咱也不认得字，要是死了，你把这个给我娘捎去，也好对她老人家有个交代！”王宗义说话时眼睛并不看徐保，说完，单膝着地，别过脸面把拳头抱得咕咕响。这给徐保的震动不小，点着头接过这张印有五指的“信”，只说了一句：“你娘就是我娘，你去吧！”说完调头就走。

徐保下令旅炮兵和南城两侧守军，同时集中火力射击，打得凌霄塔高地乌云翻滚，火光冲天。与此同时，邓宝珊也命令守备二十二军炮兵向东南、西南两角的解放军阵地拦阻射击，使得我军二梯队增援部队无法向南城接近。王宗义的反冲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拉开架势，前前后后折腾了三个多钟头，而其中炮火轰击就有50分钟！

到8日上午10点多钟，我军固守凌霄塔高地的全体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王宗义带的一个营也只剩下三十来个人。既得阵地重新落入敌手。

凌霄塔阵地的得失在徐保心目中已被更加看重。他再也不敢麻痹大意，特命八十三团团长敖明权带一个营的兵力，接替临近阵地三义庙的守护任务。这样，后备底气足了，凌霄塔阵地亦显不出孤单。一时，凌霄塔阵地平静下来。但北关枪炮骤响，变成了一片火海。那里紧靠城边有五十多户居民，地形比南城要复杂得多，我军初战告捷，占住几个要点。邓宝珊不放心，同样下死命令要夺回去。双方打了一天一夜没有结果，死伤不计其数。

9日半夜三更，国民党守军作鸟兽散，个个夺路往城里逃，民房点着一把火烧个精光。老百姓哭号震天，整整闹了大半夜。

要说难打，莫过于西城。榆林的东、南、北都是山地，唯独西城毗邻沙漠，一片开阔，战士们上去，无遮无拦，无法隐身，连工事都没法构筑。只能勉勉强强筑起一点高埂，但没用，挡得了人脸却挡不住子弹。这给占领阵地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可作了难。战士们只好快速扒出一个沙窝，将身体埋在里面，露出一双眼睛向城墙上射击。

8月的天气，沙窝里面能烤熟鸡蛋，人的身体埋进去是个什么滋味？许多战士因为汗水流得太多，又没有水喝，就静静地躺在沙窝里再也醒不来。而被居高临下的敌火所击中的人，更是接二连三。然而，部队从拂晓拼到黄昏，整整坚持了一天，却毫无效果。

七一五团团长罗坤山和刘佩荣政委在沙梁后面指挥所看到这番情景，心里急得呀！部队连城墙的边都沾不上，还谈什么攻城！云梯、手榴弹、炸药包这些“老三件”一件也用不上。眼看太阳又出山了，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晌午。沙堆里埋过一天的指战员们，想到头顶的骄阳就浑身打怵。这时，罗坤山突然听到三营长在电话里嗓门沙哑地报告说：“团长，有啦，你等着瞧吧！”有什么了？罗坤山将信将疑。这个三营长，三分钟一个主意，五分钟一个点子，什么挖对壕、定向抛沙等，诸葛亮会上把办法都想尽了，这一回不知又是什么西洋景。

时近中午，国民党小西门守城部队第二十二军辎重营杨谦之连的一名哨兵，忽然发现距城头一里多远的西沙梁背后，有人在摆动白旗。战场上的白旗是极为敏感的信号，哨兵撒腿就跑，立即报告连长杨谦之：“共产党军队要投降！”这未免有点儿蹊跷，也有点突然。杨谦之心里犯着嘀咕，但表面上还是喜形于色，一口气爬上城头。可不，清清楚楚一面白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没什么好说的了，满心冲动的杨谦之想都没想，就命令全连停止射击，同时派出一名排长带着二十多个士兵出城侦察。

城头上所有眼睛都盯住这二十多个士兵。他们在排长带领下，一步一步向沙梁走去。沙窝里行走，脚下一陷一陷的，一公里多路差不多走了半个钟头。就在这个排抵近沙梁正要往上爬时，猛然间从沙梁后面喷出火舌，二十多个敌兵连滚带爬，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片刻懵懂之后。他们醒过来了，一个个抱头往回跑。城上敌兵见此情形，扳机勾在手上就是不敢扣。距离太远，没有准头，怕打着自己人，只好干着急。

一个奇妙的景观出现了：在那些回撤的敌兵背后，七一五团三营九连上百名指战员紧追不舍。他们很快追上逃敌，却并不向敌人射击，显然，他们需要这二十多人的掩护，接近城墙。城上的杨谦之悔得拼命跺脚，双手直搓，打又打不得、拦又拦不住，只好扯开嗓门拼命朝那个带队的敌排长喊：“刘奇山，刘奇山，拦住共产党军队！打他们！打呀……”但此刻的刘奇山哪还顾得上打呢！他心里只有逃命的念头，只恨爹妈少生了一双腿！就这样，双方混合一处，渐渐迫近了城门。杨谦之不得不下手了，城上的步枪、机枪一起狂叫起来，这支混合队伍在离城几十米的地方，纷纷倒地……

敌人万没想到，这是我七一五团三营精心设计的一个“连环套”战术。在敌人的步、机枪响起第一声时，混在敌人中的九连指战员早就有准备地“纷纷倒下”了，而真正中弹的多是敌人那二十多个兵。后来知道，在这场有准备的挨打中，九连仅牺牲十九人，是预想数字的一个零头。出发前，九连每个指战员都表示了决心，随时准备以生命掩护幸存的战友，完成既定任务。此时，这个誓言便在十九位烈士身上实现了！

黄昏不期而至，三营的攻势越来越猛，子弹打在城上，压得国民党军抬不起头来，杨谦之三番五次企图派人出城“收尸”，都没有成功，因为派出这个排，他没有事先报告，心里很虚，不知马虎眼怎么打过去。还算杨谦之命大福大，后来当西城指挥官张之因询问原委时，小西门负责人张博学扯了个弥天谎，称西沙梁边有一座小庙，解放军白天据为哨所，不断向城上射击，所以派兵去破坏。从而替杨谦之打了个圆场。此事一级一级报到邓宝珊那里，也没予以追究，内中情由，多半是因为小西门接踵而至的有惊无险。

那是当天深夜1点多钟，与七一五团三营相邻的部队土工作业取得了成效，这正好给逼近城门的九连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趁着夜暗在城门一侧安放好足够的炸药包，而城上的敌兵还浑然不觉。不紧不慢乒乒乓乓打了大半夜的敌兵们，都有点困了，刚要打个盹，忽听脚底下轰的一声巨响，烟尘冲天而起，小西门被炸开一条缝！九连杀声震天，鱼贯入城，各种武器一齐抡开了，有的战士跟敌人展开肉搏。敌小西门守卫负责人张博学和杨谦之等人听到爆炸声还以为内部失事。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城门会被炸开。不但他们想不到，我方指挥员对此也估计不足。当敌二十二军补充营营长张彦明仅以一个排的火力集中封锁城门时，冲进城内的解放军官兵却迟迟不见后续部队，只好无奈地交替掩护向城外撤退。这期间，邓宝珊的特务营一个加强连和另外一个工兵连先后赶到。邓还下令八十六师炮兵向小西门外集火射击，阻止我军后续部队靠近缺口。稍纵即逝的战机失去了，九连撤出城外冲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回到阵地，只剩下了四个人。

钟松大吹大擂踏上黄泉路，刘戡小心翼翼踱近绥德城

榆林小西门的惊险情状，蒋介石是次日凌晨知道的。他于8月7日乘美龄号专机抵达延安后，神经一直很紧张。那个精心装修起来的边区外交宾馆，并未给匆匆一宵的他留下多少印象。

日程简单而又简单，好像仍在南京国防部一样：当天下午，召开整编军军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第二天上午到延安指挥所看了一眼作战计划，随后在延安市区泛泛地转一圈。围绕他转的无非是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以及随行的国防部司长罗泽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等人。

平淡如水的起居饮食是蒋介石一贯作风，到延安就更得如此。领袖的大度与正确性，到此为止无可挑剔。

但是，蒋介石永远是荒谬的。他总是在小的行迹方面谨严得天衣无缝，而在大的道行方面放纵到纰漏百出。延安之行实质性的内容，是给胡宗南面授机宜。这关键性一出是当晚胡送蒋到边区外交宾馆之后，在蒋的卧榻旁边完成的。其时，蒋取下假牙，说话有点“瘪”，但胡还是句句听得真切。蒋要胡在今后的陕北作战中，“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以补过去的缺陷”；特别是眼前榆林战事，要趁共产党军队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机，一举攻占陕北各县，并迅速北进寻求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最低限度也要压迫共产党军队主力东渡黄河。显然，蒋介石把邓宝珊当作鱼钩上的一条蚯蚓。他要用榆林来钓大鱼，一战而定陕北。所以，蒋介石千叮万嘱一句话：“这是关键性一仗，马虎不得！”

胡宗南的功夫之一，就是会爬竿子。他知道蒋介石是因为对自己在陕北战场上表现不太满意，才有这番叮咛和嘱咐，因而竭力做出悔过的样子。谈及北解榆林之围的计策，他连忙表示：“共产党军队围攻榆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靠近黄河！校长放心，这次我不会上当，我要在米脂以北地区打他一个埋伏！”

这个意见正好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让蒋介石看到了胡的长进，颇感快慰。但是，蒋还是点拨这位“高足”，“榆林之围，也不可不解”。他神秘地眨眨眼睛，并加重语气而深含意味地嗯了一声。见胡愣怔片刻作顿悟状，才又语重心长地接着往下说：“兵力嘛，这个……可以分成两路，一明、一暗。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声势搞得响一点，此为明；另派钟松第三十六师，出击横山，沿长城以北向东急进，侧击围榆之共产党军队。此为暗。三十六师是国军的精锐，很能打的嘛，这次，就给他们一个机会。你同钟松讲，动作要快，要突然出现在彭德怀的脑后，可以让宁夏马部配合一下嘛！这样一来，榆林之患不解自消。”说到这里，蒋叹口气，自言自语：“这个邓宝珊……叫他吃点儿苦头，有好处！”

胡宗南忙又点头。蒋转过眼珠重新说：“最要紧的是，榆林解围之后，三十六师须出榆南下，接共产党军队之踵尾击，同北上之主力会攻榆、米之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与敌决战！”

这无疑是一着妙棋。如果没有众多的耳目周详的情报，对蒋介石的所谓“暗”——钟松整三十六师行迹有清醒的预见，彭德怀势必难以应付，更谈不到下一步的灵机一动，作出暂停攻榆、并在沙家店地区集结七个旅陷钟松于死地的对策。即便如此，彭德怀也还是历尽大惊大险才赢得转机。

老蒋的钦命经胡宗南转述，成为钟松建立不世功业的巨额野心。他拿出百分之百的骄狂，拼命鞭打部队，8月11日就到了横山以北地区，接下来只用三昼夜即逼近榆林城下。而彭德怀此时的攻榆行动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出现明显疲软。特别是七一五团炸开小西门竟未得手，继而围城各部队又争取到几次爆破机会，均因药量不足没有成功，痛失大好战机，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彭原以为敌人主力沿咸榆公路经响水堡、归德堡北上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此，在归德堡地区打援亦不失为一绝。谁知部队调集到归德堡又落了空。这种情况下，钟松的出现使形势立刻变得相当严峻。

摆在彭德怀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攻城不舍，明知不为而为之。那么，钟松一到，内外夹击，部队牺牲不可估量。另外一条路便是撤围。这意味着整个攻榆行动未果而终。尽管当初计划就没有指望攻城能有多大收效，而重在调动胡宗南北上；尽管胡军倾巢而动锋头北指，陈赓的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便没有什么威胁，但一镐刨下去连个白点也没见，多少让人有些遗憾。闪念之间，彭德怀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撤！下达命令之后，他兴奋地补充了一句话：“撤是为了争取主动，有主动就能克敌制胜！”

这是8月12日凌晨1点，彭德怀目睹围城部队一批一批离开榆林城下辛辛苦苦构筑起来的攻击阵地，心中忽然涌起一团巨大的期待。这期待究竟是什么，他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苍正在赐给他一件战争神器，似乎一切都在按照某种定势不可遏制地徐徐而降：西野部队撤围南下，客观上示弱于前，产生了骄敌之兵的效果，胡军包括钟松三十六师在内的10个旅共6.3万兵力全面蠢动起来的壮观图景使这一“效果”得到强化，而刘戡所率主力的缓缓推进与钟松“援榆快速兵团”的昼夜兼程形成鲜明反差，以及榆林转危为安、大难不死之后获救的喜悦心情等，所有这些在胡宗南、邓宝珊、刘戡、钟松的心头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交响。一时间，榆林、延安及西安、南京的上空，文电交驰，信号拥挤，豪笑与庆幸之声不绝于耳，谁也不去想这狂喜的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别的什么。

12日晌午时分，钟松让部队驻足在榆林城头可以看得见的距离上，而自己和几个将校军官，则披着斗篷、骑着大马摇摇摆摆地进城去见邓宝珊。他要告诉邓宝珊在沙漠中急行军披星戴月的种种感受，并尽量保持未及洗尘的本色，让猎猎威风自然而然唤起这位老将的羞愧。且共产党军队不战而退又恰似无言的颂诗。钟松想象着马蹄踏入城门时扑面而来的花香和泪雨，不觉浑身战栗起来，在马背上有些摇摇欲坠。他按下马头，让随行的军官们再次整理军风纪。

果如钟松所料，邓宝珊安排的欢迎仪式令人满意。不管怎么说，榆林之围是因为钟部来临才解脱的，邓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见面就一口一个“钟将军”，当晚在私人官邸大摆“家宴”，隆重款待钟松一行。“真险啊……”邓宝珊恍若隔世地感慨着几天来的惊心动魄，特别是凌霄塔高地失而复得和西城小西门的有惊无险，重提起来居然有些眼泪汪汪，“我全军将士用命不二，硬是用鲜血和性命保住了这座榆林城！”这番颂扬当然也包括了钟部的整二十八旅。徐保站在旁边挺胸收腹。钟松禁不住频频送去嘉许的目光。

钟松听着邓宝珊的絮叨，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不屑一顾地仰起脸望着那些五颜六色的家眷们。三杯酒下肚，控制不住了，点头、微笑和仰脸斜视都开始失去分寸，嗓门也响亮起来：“邓将军何必如此伤怀，共产党军队不是退走了吗？钟某不才，对付共产党军队倒也有点儿心得，只要他敢跟我交手，管叫他……”钟松的牛皮泡泡越吹越大。正在大吹大擂之际，忽见徐保领着他的机要参谋神色板正地闯进来，趋前递上一份急电。钟松皱起眉头看电报，宴会厅也随之一片肃静。

电报是胡宗南打来的，命钟松火速带领所部南下绥德，与正在那里因扑了空而大生闷气的刘戡会师，然后合兵一处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这份不识时务的电报破坏了钟松的好兴致，牛吹不下去了，脸上不免蒙起一层沮丧的阴云。他朝身边的邓宝珊咧咧嘴，苦笑着说：“你看，军务在身，一顿饭也吃不成。对不起，兄弟不便久留！”说着起身拱手，满场扬过一遍，拔腿就走。邓宝珊目睹这个年轻气盛的家伙，在微明的星月下跨马远去，不禁打个寒战。隐约感到，钟松这一走，或许是个不祥之兆。他默默收拾零乱的心情，静观其变。

邓宝珊的预感千真万确。在钟松三十六师抵近榆林时，中共中央的思路已有一个奇妙的跳跃。西野攻榆的同时，毛泽东率中央纵队告别小河村，沿大理河斜斜地向东北方向转移。8月13日深夜，他们通过无定河大桥，跨越了绥德，进到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狭长的“走廊”。刚好，这时贺龙和习仲勋奉命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转移，军委便让他们故意把声势搞大，借机诱惑敌人，使之误以为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已撤离陕北。

主意打的正是钟松三十六师。自从该敌放单插到榆林，彭德怀就瞄准了它。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迫使钟松沿一定的路线机动。想不到这一步轻而易举做到了，胡宗南的电报已使钟松急会刘戡成为石板上钉钉的行动纲领。那么，从榆林至米、绥的途中，就含着解决钟松的唯一机会。为了完成必要的铺垫，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在撤离榆林后，大张旗鼓地向长乐堡方向移动，而一、三纵队及其他部队全都静悄悄地在榆林不远处隐蔽下来。

这无疑是一着险棋，胡宗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榆林东北地区，我军真实处境极为险恶：西北两面是沙漠，东侧是黄河，一条不大不小的无定河插在其间，使得立足区域更为狭窄，根本没有回旋余地。但是，胡宗南的愚蠢却使险情打了折扣。他一言九鼎，咬定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完全放松了西、北两面的警戒，而把目光紧紧盯在黄河沿岸。他完全被自己固执的判断所鼓舞，尾巴情不自禁地翘起来，竟下令钟松“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自然，这种狂躁也传染给正在自恃“援榆有功”的钟松。钟的脑子热得不行，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开口闭口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倒是刘戡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带着整二十九军和一军的九十师共五个多旅的兵力，走一步看三看，不急不忙地由绥德向葭县北进，显得十分谨慎。

中共中央进入高度紧张的运作。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山坳”这样一个形象生动的词语。他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爬上去，往后的路就好走了！”这话到了彭德怀嘴里，就变成一条活生生的策略。他告诉大家，钟松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现正在由镇川堡向沙家店的乌龙铺前进。“同志们注意啰，”他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着力一画，“我决定在这个地区给他一下子……”一个红色圈圈凝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那便是解放战争史册上赫赫有名的沙家店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