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军立意再攻榆林，邓宝珊决心重守故城

秋天将近，陕北空气中略略多了些干爽。这使毛泽东愉快的心情更为清朗。午后的阳光伴着煦风，像是温柔的鞭子，一直抽打在远处。河流一天天变清，年景亦在成熟中老到起来。一切都适宜于毛泽东的思绪。他在窑洞里踱几步停一停，手上烟卷就快烧到指头了，终于踱到桌边，坐下来，笔走龙蛇。他要亲自将西北解放战争作个评价与总结。这就是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的那份关于西北战场情况和作战经验通报。

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这一解放战争最精要的战场宝典来说，西野的成就无疑带有普遍意义。

毛泽东写道：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下，包括3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10个旅，每旅大者5000余人，小者3000余人，全军共计4万余人。边区人口150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11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做过1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3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胡宗南中央系步骑24个旅及杂牌10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11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部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还算比较保守。过去七个月的交战，胡宗南吃亏多在得意忘形之际。只要他的部队一张狂，大动干戈游行起来，厄运往往接踵而至。这也难怪，那时他处于攻势，心心念念要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怎么可以在屁股上加铆钉呢！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胡的守势已成定局。清涧战役结束后，整一军向南一调再调，榆林整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也就是徐保那个旅）也已空运西安，留守榆林的只有第二十二军及保安第五团。刘戡整二十九军分割出好几块，守备在延安、甘泉、富县等地区，都只是扛枪放哨，望着太阳过日子。这时胡宗南想得最多的还是守城问题，要是延安再一失守让共产党军队收复过去，那蒋介石同他的“政治账”就一辈子也算不清。

接到毛泽东亲手起草的这份通报，彭德怀伏在马灯下整整抠了一夜。以他的直觉，中央对西野下步行动的具体方案，肯定已有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西野自身可以不动脑子了。他在延清战役结束的当天，就按老习惯给各部队出了题目，要求指战员们出谋献策，同时也向中央军委讨主意。他知道，毛泽东从来不会交给他一个现成的死的方案。记得“三战三捷”那阵子，每战之后，总是在战况报告发出去几分钟内，就可收到毛的复电。沙家店战役后期，指挥所和毛泽东的窑洞之间干脆直接拉起电话线。相比较而言，蟠龙战役难度大一点，敌我悬殊，又是在没有什么重火器的装备下攻坚，彭德怀当时多少有些压力。毛泽东的复电十来个字：坚决地打，打得好是胜利，打不好也可取得经验。一下子风卷阴云，把彭德怀松了绑。所以，彭德怀说党中央毛主席英明伟大，那是实实在在肺腑之言，比谁都真诚。因而，彭德怀也就比谁都更感到责任重大。

“我们这个党，没有我彭德怀可以，没有毛主席不行啊！”这是一个信念。它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彭德怀的军事决策。毛泽东关于外线出击“打到敌后去”的想法，在彭德怀内心来说，做梦都在盘算。试想，西北野战军面对的是大西北五省区广大到占全中国领土近三分之一的地盘呀，不要说抛头洒血用枪杆子去从敌人手中夺取，就是不打枪不放炮光是靠战士们用一双脚板来丈量，那也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可是，西北野战军又恰恰不能像其他兄弟野战军那样潇洒，不能说走，抬起脚就走。因为它的立足点是陕北，是守巢者，它就首先要顾虑到核心首脑机关的安全。为此，彭德怀曾冒着可以预计的牺牲，从陇东北上“三边”，发动了第一次对榆林失败的进攻。他始终认为，榆林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于誓不离开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是个极大的威胁。

现在，彭德怀仍然没有摆脱这一沉重的忧患。整整一夜，他的大拇指就在清涧、子长、延川那个小三角周围无可奈何地跳来跳去，不知该是南下还是北上。若是图痛快，趁着胡宗南心神不定，一个箭头长驱宜川、黄龙，直逼其老巢西安，当然酣畅淋漓。可是把中央孤零零地丢在相距榆林不足百里的米脂，该会承担多大风险！彭德怀给自己结了一万个疙瘩，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解。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指示电到了。果如彭所预料，毛泽东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两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彭德怀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二方案——再次解决邓宝珊。

在胡宗南与傅作义之间，邓宝珊的天平一向倾斜傅作义。隶属关系的因素当然是有，更重要的是个人感情大不相同。傅作义总像个老哥的样子，情深义重，顾全大局；而胡宗南则仗着后台硬，翻手云雨，说话不算数。如果光是吹吹牛倒也罢了，怕只怕他经常玩点小聪明，只顾自己风帆疾进，而把别人往绝路上推。比方说榆林防务。自沙家店战役之后，榆林便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增兵犹恐不及。可胡宗南偏在这个时候拉走徐保的整二十八旅，且董、刘两军又节节向南，邓宝珊孤悬一隅，一个二十二军如同小娘养的，粮秣、装备一无着落。

蒋介石的甜点心从来都不作数。当初空运徐保人马时，曾有诺在先：“榆林要塞，粮秣、装备将速予补充”，然而，邓宝珊站在榆林南门外凌霄塔上望穿双眼，国防部飞机永远只在他的梦中降落。后来知道，这也是因为胡宗南从中玩了花花点子。老蒋的“浙江病”已到晚期。他的耳孔始终只开放一半、听一种声音，亲疏分明，乡党误国，沉疴致命！——这让邓宝珊这个陕西人痛心疾首。

邓宝珊的心事瞒不过中共耳目，彭德怀当然也有一本清册。趁机打榆林，扫除榆（林）、神（木）、府（谷）等北线障碍，既巩固西野后方基地，造成南下出击的有利态势，又可保障机关安全，何乐而不为？在野司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分析道：“榆林守军总数不超过9000人，十分孤立。目前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长途北上增援榆林的可能性很小，傅作义部又隔着几百里沙漠，近一点的，是宁夏马鸿逵部。可是马家军是个封建土围子，一贯保存实力，别人打，他们看。再说，‘三边’那一仗，我们也给了点教训，估计不会轻易出这个头。所以说，同志们要有信心，胜利有很大把握。”

于是，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两团，立即从绥德出发，直趋榆林。一纵由下盐湾、西岔方向，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从10月24日到27日，三天内即把榆林外围归德堡、三岔湾等据点全部占领。与此同时，三、六纵队也发展得颇为顺利，诸如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这样一些知名据点，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就一扫而清。甚至连邓宝珊苦心修建的飞机场，也得来全不费工夫。碰巧，遇上西安派来运送枪械的一架飞机降落，占领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两股炮火一起射击，一飞机枪弹悉数炸毁，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举起双手。就这样，榆林城轻而易举地被团团围个结实。

初战告捷，按说很有点鼓舞人心的势头，可彭德怀在听到各部报告情况后，反觉心头沉甸甸的。经验告诉他，攻击一个有准备的城市，一上手就过于顺利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其中必有缘故！这缘故后来真相大白：其一，榆林守军对西野的攻城行动已有充分估计，并作了安排：因为兵力不足，他们规定，一旦榆林受攻，除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紧靠城边的解宅两个据点必须坚守外，其余城外据点一律放弃；其二，榆林受攻时防守指挥大权，已分在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的手上。左世允总当家，可以指挥和调度一切。而那位关键性的人物邓宝珊在榆林城外枪炮尚未打响时，便静悄悄地登机飞往北平了。这，当然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重要情节。

傅作义卖关子搬兵宁夏，左世允撑门面风声鹤唳

邓宝珊是有备而往。坐在飞机上他就痛下决心：此次若是傅作义不讲交情，对榆林坐视不管，他就决不返回！邓深知单靠榆林眼下的那点本钱，自己回去倒不如干脆坐飞机去投奔毛泽东——或许那样还要体面些。邓宝珊一路胡思乱想，到北平，一下飞机就换上将军制服，恨不能立见救命菩萨。不曾想傅竟在张家口“坐镇”，据说特意给邓留有口信，要邓前去他那里计议一切。邓宝珊虽有丝丝失落，但分毫未作表露，又行色匆匆地赶赴张家口。

谈话由头是从胡宗南开始的。傅作义拖着长腔：“西安方面如今是轻松了，钓鱼钓折了竿子，正可以隔岸观火嘛。”他觑一眼邓宝珊，想起有一段邓与胡过从甚密的往事，随口就酸溜溜地明知故问：“不管咋说，总不至于连份电报也没有吧？”这恰是邓宝珊的痛处，经此一戳，当然不好受，却又不便申辩什么，就长叹一声：“唉——人家是个啥，咱是个啥，不过，事到临头都得各扫门前雪喽！”这话带有点儿敲打的意思，但毕竟话匣子刚打开，还得悠着些，以免太冲，伤了和气。所以，邓宝珊把后一句话的声音压低，而且紧接着补上感慨：“他（指胡宗南）也是泥菩萨过河喽！”

傅作义艰难地皱紧眉头。他不过是想给邓宝珊来点跌宕，没想到邓倒当了真。于是，他换个谈话的方向，说：“以你我兄弟多年的私交，榆林之危我也不敢坐视。就算肝脑涂地也没什么了不得，可是，你知道，察绥防线有数百公里之长啊！从什么地方能挖一块割一块呢？本来，我是想把交警队空运给你，不要小瞧了，那是正经八百清一色美式装备呀！可眼下榆林机场也没了……”你听，兄弟情义有了，侠肝义胆有了，最后的叹息中分明还包含着指责。邓宝珊听得七窍生烟，大老远叫我到张家口来，难道就是为了向我问罪吗？不想伸手也犯不着打哑谜嘛，彼此交往又不是一天两天……邓宝珊肚子里胡乱翻腾，嘴上还是把握着分寸，他决心摊牌：“那就……没有办法了？”

“难啊——”傅作义竟叫开了板。邓宝珊原是痛快人，更何况眼下榆林情势急迫，当即便不想七拐八弯兜圈子，立刻做出起身告辞的姿态。这个软钉子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只能在心里感叹世态炎凉，而把与傅的多年交情看淡一层。于是边起身边冷冷笑道：“如此，我邓某只能和榆林共存亡了！傅兄啊，倘若卑职为党国尽忠，你可不可以在每年清明节到坟头烧点纸啊？！”语虽平常，但意极凄婉，逼人的寒气之中含着扎人的锋芒。傅作义从骨子里感动出来，禁不住打个战，忙就伸手拦住邓宝珊：“不要性急嘛，宝珊，这么大的事，你我总要好好商议一下嘛！”

邓宝珊刹住脚步，不再说什么，只掏出左世允几小时前发来的告急电报，拍在傅作义面前。傅作义扫了一眼，这才切入正题，郑重地说：“我立即命十七师副师长梁潘池带一个加强团赶到扎萨旗。不用担心，我派汽车送。从包头到扎萨旗，起早贪黑一天也就够了。这个团交给你指挥。我把它的武器弹药补足一点。另外，我打算亲自到宁夏跑一趟，找马鸿逵……”一听说马鸿逵，邓宝珊连忙摇手：“不可不可，马家军那些东西，我受用不起了。”他是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遗患无穷。

“嗨，都什么时候啦！”傅作义很实际地劝道：“你管他是不是东西，能解榆林之围就可以了嘛！再说，我到宁夏去找他，又不用你去，你着什么急呀！”邓宝珊唉声叹气地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傅作义朝卫兵一钩手指，两杯红葡萄酒送上来了。他端起一杯递给满脸哭丧的邓宝珊，自己举起另外一杯：“来，干一杯！”潜台词可以认为是前嫌尽释，也可以看作预祝成功。邓宝珊勉强地挤出一丝苦笑。

几小时后，援兵将到的消息就传到了榆林。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龇牙咧嘴哈哈直乐：“还是邓司令长官有办法呀！”说句老实话，这些日子可把左世允吓惨了。尤其是七一四团占领飞机场那天，那架飞机还在滑行之中，就被几发六〇炮弹击中。当即起火，因为双方都在互相射击，救也没法救，只能站在城头上远远目睹浓烟，耳闻毕剥爆裂的声音。最糟糕的是，这件事居然是地勤人员报复飞行员而造成的。因榆林局势紧张，阔太太们纷纷设法搭飞机逃离，飞行员看准发财的机会乘势漫天要价：每人一两黄金！地勤人员眼红了，提出分赃。于是，天上、地下闹起龙虎斗。显然，假如地勤方面稍作暗示，那架运输机就不会降落。机毁人亡，丑闻也败露了，一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直至左世允枪毙几个嫌疑分子，事情才算稍稍平息。

有了沙家店、黄龙和延清战役，西北野战军重火器装备已大不同从前。左世允一听城外枪炮声立即感受到这一点。孤城一座。援兵无望，全城军民如惊弓之鸟，邓宝珊又一去没有消息，让左世允这个当家人怎能不胆战心惊呢！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许多，他慌慌张张下令，让驻防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先别管府谷和神木了，立即用强行军速度赶到榆林救急。当该团乱七八糟赶到城北40多公里的三道河子一带待机进城时，城南传来必守的凌霄塔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左世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下达几道命令，准备赴南门城垣察看详情，刚奔到东边，就听天空隐约响起飞机马达声。他没想到这就是前往宁夏搬兵的傅作义。左世允抬头望见云层中的机翼徐徐掠过，并看到飞机上撒下漫天飞舞的彩色纸片，心里别提有多么惆怅、多么懊丧！

左世允没有心情再去察看城垣，决定竭尽全力尽快把杨仲磺团搞进城，经一番联络与策划，当夜杨团顶着火力往城里硬冲。结果，饱受创伤的团主力勉强冲进城，而拖在后面的补训营大部分人员当了俘虏。紧接其后便是西野三个纵队全线总攻。担任主攻的一纵占领凌霄塔阵地后，经一夜激战，成效甚微。天亮后总结一下，还是过去那些老问题，云梯短、城墙厚，手榴弹打不上去。而且第一次榆林之战后，守军又在城墙上加设了很多暗火力点，专等攻城部队冲至百米之内突然开火。无疑，这一招给攻城部队造成的伤亡极为严重。

张宗逊、廖汉生和贺炳炎在望远镜中看着战士们一批一批倒下去，心如刀绞。贺炳炎火爆爆地骂起来了：“他妈的，这打什么鸡巴仗，给敌人当活靶子啦！”廖汉生也在旁边诚恳地对张宗逊说：“老张，我看是该停下来想想办法！牺牲一大，部队也有牢骚，尤其那些刚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还不习惯我们这套拼法。你看到了吗？指挥员一举枪喊冲，总有一些人在后面磨磨蹭蹭，往前上的都是老兵和骨干……”

这一情况，张宗逊也是了如指掌的。但没办法，成千上万地补进俘虏兵，部队又是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根本没时间静下来整一整，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靠战斗间隔一言半语做一做。那些解放战士的军事技术一般还可以，绝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子弟，被抓壮丁抓来的，阶级觉悟基础，应该说也扎实。然而，灯不点不亮，工作没有到位，这些兵政治素质跟老战士相比，自然要差一截子。他们都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参加解放军，许多人还存在“吃粮当兵”的思想，觉得当解放军、当国民党兵都是一样卖命，还不明白共产党的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些平时摸不着、看不见的情绪，一到战场上可就是大问题了。

兵员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但战略战术却可以适时作些调整。张宗逊决定，把“强攻”作为一种虚应，以掩护另一项秘密的笨办法——土工作业。他将意图贯彻下去之后，南门外一线阵地声势丝毫没减，但雷声大雨点小，部队牺牲也小多了。这种持续不衰的声势，让城里左世允产生了疑惑，难道解放军官兵都是神仙不成？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都不需喘一下？他命令城垣守军四下察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新情况。两天过去了，11月4日早晨，秘密终于被揭穿，守敌突然发现东南城角魁星楼附近的城南段和南城东段，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地段，都有攻城的解放军在地下“吭叽吭叽”挖地道。

左世允大吃一惊。此人笃信佛教，始终认为活佛济公在保佑自己，总是念口头禅：“事到着急处，就有出奇处。”眼下，“出奇处”在哪里呢？倘使榆林城墙被炸开哪怕门洞大小的缺口，势如洪流的攻城共产党军队，是肯定挡不住的！他急火攻心，手忙脚乱给傅作义发求援电，同时下令搜集大量布袋和瓷瓮，以备装沙堵口和地声侦听之用。一时间，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第二天中午，南城高凌云团特务排一个士兵突然精神失常，在住所窑洞打起枪来，大喊“八路军挖地洞啦”！特务排长不问青红皂白，抱起挺机枪就向洞内猛扫，打得一塌糊涂……左世允咬紧牙关，就这样神鬼兮兮地支撑到11月8日，让他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

袁大滩再次遭遇宁马，榆林城二度出现失误

这天中午12点钟前后，侦察分队两次报告左世允：共产党军队挖掘地道的声音很微弱，且时有时无。左世允不明底细，只好含糊其辞地下令：“各城严加戒备，不得疏误！”一纸号令传出去不到10分钟，突然间东西南北四城枪炮齐鸣，攻城部队全面加紧火力攻击。剧烈的合奏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多钟，就听来自地层深处两声沉闷的巨响，“轰隆轰隆”像地震似的震颤全城。左世允面前的电话铃响，南城高凌云团报告：南城墙东段被炸得飞尘蔽天，城上守兵全被震晕倒了！

这是新四旅和独一旅坑道爆破作业完成的绝响。当天上午，他们分别挖了一条60米和一条120米的坑道，用两口棺材填进去500公斤炸药，下午封口捣紧，实施引爆，终于把城墙炸开20米宽的豁口，足以供四路纵队齐头并进攻进城内。遗憾的是，地下地上协调不是十分周密，现场没有领导干部准确掌握突破口的情况，攻城一梯队没能乘爆破瞬间一鼓作气冲进缺口。等到有条有理重新绸织冲击时，守军火力网已严严实实控制了缺口，再往里冲根本没有可能。

这消息真像一把小刀子拉在彭德怀的心上。紧急情况下从不轻露声色的他，也禁不住对着话筒大声叫骂起来：“怎么搞的嘛！妈的，你们给我回答……”“部队正在总结教训，我们决定另挖坑道，再行爆破。”“挖挖挖，挖你个鬼哟！你知道这炸药是哪里来的吗？是晋绥、晋察冀军区的同志们从千里之外用毛驴驮来的！我们不像话，我们太辜负友邻支援了嘛！”彭德怀黑着脸扯下帽子又摔电话。这时，忽听身后一阵嘈杂，有几位老乡不知深浅把一个重伤员抬到野司指挥所来了，警卫战士着了急，大喊大叫不让他们进来。彭德怀吼道：“吵么子？”有人小声报告事情原委。他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走到担架跟前，蹲下去看了看伤员的伤势，起身就朝警卫员气愤地瞪着眼：“你们喊叫什么？这是野蛮行为！老乡们不知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才把伤员救下来，又不知翻了多少山，走了多少艰难的路程才赶到这里。你要是国民党司令部，用绳子捆他也拉不进来！”他让担架队员把担架抬到他的窑洞，自己亲手给每个老乡倒碗水，恭恭敬敬递到他们手里，说：“老乡，伤员们忘不了你们，我们也忘不了你们。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劳。”然后，派人把担架队员带到医院去。自己站在门口，目送抬担架的老乡消失在山间小径。

回到指挥所，刚在地图上趴下去，天空突然响起一片尖利的鸣啸，敌人飞机轰炸来了！接着，各部队阵地上炸翻了天，从望远镜里面看去，浓烟滚滚，火光闪闪。每个闪点都给彭德怀心头揪痛一下。他坐不是，站不是，拿望远镜的手直哆嗦。很快，伤亡报告来了……这些日子几乎天天如此，两三个小时来一次，每次轰炸不下50架次。蒋介石已下令归绥、太原、西安等空军基地轮番出击，不间断地对榆林围城部队实施狂轰滥炸。左世允怎肯放弃这样一个急打死拼的好机会！差不多每次飞机一到，城里地面炮兵就会密切响应，乒乒乓乓拼命射击，所有围城部队阵地上的泥土全部炸得稀松稀松，草木掩体更是一扫而光，战士们埋在土里，不到爆炸声稀下来绝不敢起身，战斗减员的数字让彭德怀睁不开眼睛！

怎么办？就此撤退，前功尽弃；继续攻城，伤亡又太大！就在彭德怀进退维谷之际，傅作义搬来的马家军到了。来者是宁马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他率第一六八旅、整九旅、骑兵第十旅及四个宁夏保安团，星夜兼程由“三边”以东一窝蜂直奔榆林。这使彭德怀失去权衡的余地，果断决定：留少数部队继续盯榆林，主力集结到榆林以西的袁大滩，迎战马家军。

打马家军的关键是打他的骑兵，这方面大家都是外行，陇东战役初期，二纵就曾吃过不少亏。部队在作调整时，彭德怀想起一个人，这就是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整个西北野战军，只有许光达在苏联系统学习过步兵打骑兵这个课目，理论上有点基础。彭德怀立即把许光达叫到野司来。说：“光达，你给我摆谈摆谈，人家步兵打骑兵有么子讲究啊？”许当过抗大教育长，在战术理论上的确有一套。可是，他自己指挥打仗又从不局限理论框框。彭德怀找他之前，他已利用部队构筑工事这段时间，把三纵连以上干部会都开完了。会上，他自然介绍了苏联步兵打骑兵的理论，但他又特别跟大家强调：“千万不要死搬硬套，理论是理论，运用是运用，步兵打骑兵最关键的还是不要害怕，沉着应战，以快制快……”

这个观点引起彭德怀极大的兴趣。但他还是决定，把诸如灵活实施火力转移、射人先射马和人不离壕、逼敌人下马变劣势为优势这样一些常识性、规律性的条条，给部队传达指导一下。然而。这个工作还没来得及做，马敦静的骑兵便潮水般地涌来了。一纵过去在“三边”战役中跟马家军骑兵交过手，多少知道点路数，虽然缺乏沙漠作战经验，第一个浪头冲击，伤亡也很大，但毕竟打退了敌人的突袭，并打死打伤和俘获敌人4000余人。而三纵部队战士们光听说“骑兵骑兵”，亲眼所见还是头一回。新一套打法没有操练，能说不会用；老一套是对付步兵的，在骑兵面前不灵验。炮火准备之后，工事还没来得及恢复，骑兵就冲到面前了。所有浅表阵地形同虚设，部队没有依托。有人往堑壕里跳，可因为时间短，挖得不够深，躬起身子也埋不住脑袋，只好重新爬出来四散奔逃。正好，敌骑兵快速追杀，居高临下，左砍右劈。两条腿哪里跑得过四条腿？指战员们就在旷野上让敌人任意追杀，无处躲藏。

傍晚时分，狂风大作，黄沙打得马背上骑敌睁不开眼，解放军趁机反击，敌骑兵不敢恋战，打马西撤。激战后的袁大滩，遍地哀血涟涟，令人不忍卒睹。有的指战员忍不住流下泪……首长们心里自然也不好受，但不管怎么说，敌人最后的撤退，总还有点令人欣慰。因而野司敦促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准备返回榆林，继续攻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马家军的撤退竟是一个花招。事实上，他们已经绕道赶到榆林，跟左世允守城部队欢会一处了！

彭德怀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撤！主力迅速向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全军上下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第二次围攻榆林，又没完成预期作战目的。前后25天拼杀，虽歼敌6800多人，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尤其榆林城打开缺口而没有突破，教训十分深刻！说起来荒唐，因担心炸药一起爆会把肠子震断，事先战士们个个都不敢吃饱饭。炸药一响，没见谁的肠子被震断，倒是那些不敢吃饱饭的战士十之八九两腿发软、两眼冒金花，人像面条似的打不起精神；又因为怕炸药一爆脚底下会陷很深的窟窿，攻击分队兵员配置居然离突破口300米开外，而且中间还隔一条河。结果，爆破口子一出来，首先发现的是敌预备队。硝烟未散，他们便冲出口子。而这时我方攻击分队还没来得及过河。好不容易爬上河坎，敌预备队已经刀枪相迎，双方在城下展开肉搏。此间，控制缺口的有利地形均被敌方占据。同时，敌人还全力以赴用沙袋封闭口子。到第二天早晨7点，缺口便已封闭得完好如初了。

更深刻的原因，当然是部队自身素质方面。几十年后，张宗逊副司令员在回忆中谈到，二打榆林失利，除了轻敌和对马家军封建性一面估计过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由两个纵队另两个旅扩大到五个纵队，在兵员成分上起了很大变化，俘虏成分增多，有的连队竟达80％以上，加上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部队思想极不稳定。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在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有些人产生害怕艰苦的思想，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作战中不能坚决完成任务；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西北敌军强大，斗志不强，工作不负责任……”

严肃军纪彭德怀挥泪执法，深察军心余秋里感情带兵

彭德怀随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撤往赵家茆。这几天他寡言少语，胡子也顾不得刮，满脸是胡子茬儿，硬巴巴的。与围攻榆林前相比，明显消瘦了。陕北天气，说冷就冷，大风刮个不停，寒气一天比一天逼人，彭德怀身上还是那件从延安撤退时的老棉袄，袖口和肩头都磨破了，斑斑汗迹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知是因为人瘦还是因为棉花板结，他身上的棉衣显得大了不少，上下身都有点晃荡。彭德怀并不在意，依旧踱步，依旧伏在炕桌上专心致志地工作。警卫班几位小战士却很在意这些。见彭总不大吃东西，一会儿弄个汤、一会儿熬点稀饭什么的，悄悄端上炕桌。希望他工作之余一有心情随嘴喝一口。

又是一个黎明来临，岗哨谁也没有发现彭总熄灯睡过。警卫员小张半夜起来给马灯加了点油，这会儿一看，又快干了。窑洞外面已闻禽鸟鸣叫和零星人声，窗格子上透出旭日的光芒。小张吹灭马灯，想说句劝老总休息的话，见脸色不好看，话到嘴边不敢出口。就提着仍在冒烟的马灯，蹑脚蹑手往门外走。刚走到门边，冷不丁耳边“砰”的一声巨响，吓得打个激灵，差点马灯落地。是彭德怀拍响了炕桌。彭的脸上刀削过一样，滚动着雷电，吼道：“不像话，太不像话，简直是国民党！”他从炕上跳下来吩咐：“去，把张副司令和赵副司令都叫来！”

张宗逊在河边洗漱，赵寿山在村口散步，两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进门，彭德怀指着炕桌上一份文件说：“先看看再谈。”张、赵二人凑过去，见是贺龙、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来的一份电报，通报西野部队近期行军作战过程中一些群众纪律问题。其中，有过去曾经发生的拿老乡的门板和家具当柴火烧、损坏缸啊桶啊等东西不赔偿，甚至强牵牲口、打骂群众，苛诈财物，最严重的是一个战士把房东没过门的小媳妇肚子搞大了，老乡告到边区政府，要求法办。

看完电报，张宗逊和赵寿山都表示，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应当严肃处理，并且借这个机会好好整肃一下部队，特别是教育解放战士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涉及处理具体的人和事，张宗逊试探地问彭德怀：是不是等习仲勋副政委和甘泗淇主任他们回来商议一下？习和甘一个去了河东，一个下了部队，张宗逊从部队现状考虑，心情比较复杂。彭德怀皱起眉头：“伤了群众，还有么子可商量的！”停一停，慢慢踱几步，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今天？哪有么子胜利？可是我们偏偏有人不把群众纪律当作一回事！”他挺起胸脯，一言九鼎：“把情况搞搞准，该枪毙就枪毙，有么法子。”说完，低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部队的纪律检查很快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各纵、各旅团都在批评教育基础上，处理了一些情节极为恶劣、影响很坏的人和事。那个出了男女问题的战士因为后果严重，决定枪毙。按规定，这个处理报告要由彭德怀签字，方可执行。整整一个上午，彭德怀把报告三番五次翻来覆去看，就是下不了笔。最后，保卫干部急了，跑过来催，彭德怀一咬牙签了个字，随之烫手似的把那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喊：“这个小鬼才23岁，现在犯了杀头之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么子的呀？”接着喟然长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部队震动很大，指战员们把榆林失利当作一面镜子，一点一点对照检查，什么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等，全抖搂出来。纵队领导会议上，廖汉生火药味很浓地发言说：“我们前后两次攻打榆林，都重犯同样的错误，痛失良机，贻误战事，这反映出我们领导对部队姑息迁就，遇到问题处理不严，教育不力，所以到了关键时刻战斗意志不强……”此言一出，大家七嘴八舌，有的指名道姓挑毛病，有的诚恳地作自我批评。任职时间不长的六纵司令员罗元发在人后瓮声瓮气地说：“大家谈了这么多，都有道理。要我说，彭总是总指挥，他最有发言权！彭总，你说说嘛！”

“罗元发你说错啰，”彭德怀像个老大哥似的从地图上抬起身，“最有发言权的哪里是我，是战士嘛，是那些战斗在一线的战士。他们出生入死，他们流了血……”彭德怀说着说着又动了感情，沉默好一会儿，才又说：“那么多的烈士，很多人名字都没有留下……错误是我们的，是我的，我们千万要记住他们啊，同志们！”彭德怀摘下帽子，默默踱个来回：“我看，我们还是多到下面看看，多到连队，甚至到班排，听听战士们怎么讲。”

其实，许多人早就下去了。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就是这样，一头扎到七一四团五连四班，坐在土炕上，和战士们随随便便聊天。四班长梁虎是山西汾阳人，老八路，个子挺大，剃个光头，左手捧着马粪纸订起来的小本，右手握半截铅笔，随时准备记点什么。

余秋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一个个问了名姓，哪里人，家中还有谁等。他发现炕角那个方头大耳的小个子战士总不说话，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爰讲话？”“张二愣。”回话像石头一样，扑通声响。余秋里瞅着张二愣端详一眼，说：“怪不得呢。”张二愣知道首长是说他的名字，便憨憨地解释：“爹给起的名，小时候开口说话晚……”小伙子一句话没说完，脸就红到了耳朵根。余秋里点头：“怎么样，张二愣同志，谈谈你的想法？扯什么是什么，不讲规矩。”张二愣这下可难住了，低着头，这个手搓那个手，半天没见声音。

见张二愣下不来台的样子，梁虎班长替他解围说：“他呀，是咱班里的大姑娘，就怕首长叫他谈想法，胆子这么丁点……”梁班长比划着小指尖，说着朝余秋里挤挤眼睛。这是个激将法，还真管用，没想到张二愣胸脯一挺，说：“谁、谁怕啦！说就说，余政委又不是别人！”他硬邦邦地开了口，身体抖抖地站起来。余秋里带头鼓开了掌，张二愣在全班的掌声中说：“余政委，咱是有句话不明白，又不敢言语，今天冲你，咱说个痛快！”“好啊，说吧！坐下说。”张二愣朝炕角看一眼，不坐：“以前咱唱歌子是怎么唱的？‘打走日本好回家！’可现在哩，日本人投降了，咱该回家过太平日子了，可又要和国民党打。打呀打呀打呀，光是榆林，咱班就牺牲了五个，这还算少哩，二班是七个，四班就剩副班长了，这仗……啥是个头哩？”

余秋里没想到张二愣要说的是这个，心里暗暗一惊。是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差不多三五个月就有一个大的转折，一些同志思想准备不充分，还停留在抗战胜利那个阶段，搞不清为什么要跟国民党打……余秋里沉思起来：进行阶级教育刻不容缓啊。

见余秋里不说话，张二愣吐吐舌头：“咱这思想……是不是，嗨，这也不是咱一个人的想法……”梁虎班长忙接过话头：“这想法肯定有问题嘛，蒋介石是个啥玩意儿？不打能成吗！你不打他，他要打你，没见上月在鱼河堡，国民党飞机一颗炸弹就死了八十多个老乡。不把蒋介石打倒，咱抗日的胜利果实，能保得住吗？”

“我来说两句，”一个年龄稍长的老兵从外面进来，怀里抱着一杆枪，看样子是刚下哨。他一边摘着子弹袋，一边慢慢说：“咱也说不好，前几天咱那口子，哦，就是孩他娘，托咱村一个乡亲给咱捎来个信，说咱家乡土改啦！斗倒了地主侯守仁，分了他家的地，好几百亩呢，都是好地！咱家也分到五亩好地，还有一头水牯牛。这几天咱就寻思着，地也有啦，牛也有啦，里里外外得有个照应，缺的就是咱这把手啊。庄稼人嘛，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图个啥呢，消消停停过日子呗……”

“看来，你是把过日子的好手啊！”余秋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那么你倒给我说说，你来当兵是为了什么？”梁虎班长见余秋里问起这个，忙凑近耳边小声说：“首长，他是解放入伍的。”余秋里刚“哦”了一声，那老兵便抢着说：“梁班长，你不用那么点儿声，咱是抓壮丁去的。家里兄弟多，六个，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这谁都知道。穷呗，又买不通保长，只好就来吃粮当兵。咱在那边也是个本本分分的兵，没做过亏心事。投了解放军，咱还本分当兵……吃皇粮，当丘八嘛，反正是卖命。吃毛主席的粮，就给毛主席当兵；吃蒋介石的粮，就给蒋介石卖命，活到今天就算不错了。”“你不觉得当解放军跟国民党兵不一样吗？”“是不一样，军服不同，解放军官长不打人，不糟践老百姓，像你，都当了旅长了，也跟咱当兵的和和气气。不过平心说，那边伙食好，常有肉吃，谁还嚼黑豆呀！这边饭也吃不上，老饿肚子……”

临离开五连时，余秋里去了营部，找到教导员夏伟，仔细了解全营解放战士的情况。据夏介绍，他们营除了骨干，几乎全是俘虏兵，“这些人过去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太深，动不动就打架，还搞这个会那个会什么的，心乱得很，对我军的性质呀、宗旨呀、任务呀、纪律呀这一套，一窍不通。不说他们，就翻了天；说重了，又怕伤着他们，打仗还得靠他们哪……但这些兵本质是好的，大多是农家子弟，贫苦出身。”余秋里眼睛一亮：“对呀，我们要信任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嘛！”

这一点夏伟也想到了，动过一些脑筋，比方说搞国共两军的对比教育，启发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抓兵之苦、当兵之苦，畅谈当解放军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的切身感受，效果很好。有些兵刚解放过来，还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过不久便成了“闷罐子”。对比教育一展开，“闷罐子”又纷纷打开了。这些兵往往有思想，一开口就吓人一跳，就像余秋里遇到的那个张二愣。回到旅部，余秋里认真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以阶级教育为龙头、以巩固部队战斗意志为目的，展开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次彻底整顿。彭德怀看了报告浑身像着了火：“秋里，有么子办法没有哇？”余秋里说：“办法正在想，我看诉苦就行。”“诉苦？好嘛。我们这些指战员哪个没得一肚子苦水？！这个主意不错，从感情上入手，触及灵魂……”彭德怀兴奋地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吐苦水挟仇抱恨出征，查毒瘤连血带泪宣誓

“老彭啊，听说一纵部队在搞诉苦教育，形势喜人，是不是啊？”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切地问。显然，他早已关注这件事。彭德怀笑了笑，有一分得意，但不易察觉。毛泽东领会在心，自言自语地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诉苦，诉什么苦呢？就是控诉地主阶级给予劳动人民的剥削之苦，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队给予士兵群众的压迫之苦。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深刻的阶级教育之目的……”他深为赞许地点点头，转对彭德怀：“点子是个好点子，老彭，你又立了一大功劳！”

一听说功劳，彭德怀连连摇手：“不不不，主席，这个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三五八旅，又以七一四团为最突出。点子嘛，是余秋里他们想的。秋里同志很会做工作，最善于深入基层到战士们中间，解决部队建设具体问题；最善于抓典型，用典型推动工作。他手下有一批秀才，过硬得很。”彭德怀一向不喜欢夸说部属，这次似乎是个例外。

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过来了。周提出可否把诉苦教育与学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两个文件结合起来搞。这两份文件都是毛泽东在9月、10月间的杰作。尤其是后一份，毛泽东郑重喊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和稍稍早一个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另一份文件《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相映生辉。在那个文件中，毛泽东正式号召全党、全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清早都要爬到神泉堡后面那堆土坷垃上，吸着烟，看日出。远方的炮火像晨曦一样成为背景，仗越打越大，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成为泡影，“重点进攻”又严重受挫。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对蒋军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毛泽东心中“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掎角”的一篇绝妙文章，就要如期封笔了。所以周恩来希望西野眼前的诉苦教育，能使战士们从根本上确立“为土地而战”的信念，从而在内心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周恩来向彭德怀透露：“主席对西北野战军很满意、很有感情，正在写文电向全军介绍你们的经验哩！”这个经验包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捕捉战机，在战役或战斗之间组织部队短期休整”，特别是“在粮食极端困难、物质条件极其差的情况下，不叫苦、打胜仗的精神”，如果再来一个“诉苦”、再来一个“为土地而战”，那么，毛泽东将要向全军转发的这份经验，就更加全面、更加厚实了。

经周恩来一点拨，彭德怀着了慌，忙说我们做得不好，打榆林有好多好多教训要吸取，他个人责任也很大，有点儿成绩是因为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得正确。彭老总天生不会说光面话，一说光面话，周身都显得有点笨拙。毛泽东连连摆手：“老彭啊你不要说了，打榆林没有错，你的指挥也是好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打仗哪能没有胜负？况且，榆林一仗未必就算‘负’，西北战场总体打得很好嘛，要不然，我们还敢站在这里说话？早就过河投奔贺龙去啰！”这席话乍一听春雨般的受用，可琢磨下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回到野司，彭德怀不多想，咬住一股劲：把部队整出来！

其时，诉苦工作在三五八旅已经搞得有声有色了。战士们趴在炕头从算账开始，讨论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关系，引入一些基本的阶级压迫观念。阶级觉悟一启发出来，可不得了了，许多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苦痛，想仇恨，七一六团有个战士叫于得水，姐弟四人，父亲死得早。母亲为抵债带两个姐姐到财主家做佣人，长兄背着自己四处讨饭，结果，姐姐被地主儿子轮奸后卖到窑子里，母亲悬梁自尽。兄弟俩去讨公道，遭到一顿毒打，之后，又双双被国民党军拉夫。哥哥因为逃跑，给一顿鞭子抽死了。于得水当国民党兵，就想混个一官半职，替亲人报仇，哪里想过阶级不阶级。这一下明白过来了，深更半夜跑到村外野地里堆起一堆土，权当亲人的灵位，跪在面前大放悲声。把偷偷跟在后面的指导员哭伤了心，上去抱在一起，相诉相哭。原来，指导员的父母也是叫地主老财逼死的！两人相约第二天在全连带头诉苦，一下子把全连的火点起来了。

一个叫冯福井的战士，在哭诉了地主“二阎王”为抢夺他家两亩水浇地而勾结国民党军队，活活打死他爹、打瞎他娘之后，大声质问：“同志们，是谁害得我家破人亡？是国民党。是谁救了我的命、替我报了仇？是共产党、解放军！我思前想后，悟出一条道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咱穷苦人的救星！只有抓起枪杆子，跟国民党这些吃人的家伙干到底，我们穷人才有出路！”

话到这里，口号像潮水一样呼啦一声翻卷过来，全连都举拳头喊为冯福井报仇。这正是彭德怀所需要的“同仇敌忾”。在余秋里的笔下，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从远及近，由浅入深；由小道理到大道理的启发诱导，使战士的认识与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从不知道阶级压迫剥削到知道阶级压迫剥削；从不知道苦到知苦，从不知仇到知仇，从报私仇到报公仇，一直觉悟到：四海穷人是一家。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必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

从认识程式来看，这差不多就是一首宝塔诗。它作为思想形态，洋溢着特有的纯情之美。同时，它又暗含某种规定性情结：崇高的思想和美的载体，本身就应纯洁无瑕。苦，是诉出来了，可光是哭鼻子抹泪不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是喊一声口号就能打倒的。号了半天脉，归根结蒂还得治病，得把部队抬到手术台上给挖挖瘤子。这就是与“诉苦”相配套的“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

当时，部队组织不纯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敌伪军官，一种是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弟，还有一种是政治上倾向国民党的人，像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之类。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就查出一个隐藏的国民党排长。此人姓刘，叫刘金盛，俘虏过来的，伪装成士兵，夹在队伍中混了一段时间，吃不住劲了。在国民党那边当个排长也是有点小滋味的，可以训一训班长，高兴时，还可以用皮靴在新兵屁股蛋上过过瘾。至于吃喝嫖赌方面，不告不发，只要不去侵犯连长的姨太太，谁管你呀！当了解放军可不同了，别说是个排长，就是团长也一板一眼跟士兵滚在一起。刘金盛藏不住狐狸尾巴，暗中串通几个解放战士拖枪逃跑，并且威胁说，谁不跟他走，将来就杀谁的全家。“三查”只查了其一，刘金盛就栽了跟头。

独一旅二团七连有个排长叫侯玉柱，大家讨论剥削关系时，他说：“你们说地主剥削人，那么八路军拉人当兵、打榆林要老百姓送粮送草，是不是剥削啊？”就是这个观点，怎么说也不通。问：“你这是什么阶级的语言？”什么阶级，一查，明白了。侯家土地有120亩，哥哥是土匪，父亲是恶霸，本人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人就奇怪：“你为什么参加解放军呢？”“赌输了钱，还不了债。”他倒是坦白得可以。又问他到部队做过一些啥工作，啥工作？在葭县拖枪叛变过一次；在米脂强奸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娃；还打骂过两个老百姓，贪污了上百两大烟土……这样的人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七一六团二营四连有个解放战士叫路新理，是蟠龙战役过来的，张口就是怪话牢骚。行军爬山，他说：“钻山沟，走夜路，连土匪都不如。”发给他一顶解放帽，他嫌不好看，背着人扔在地上，还踏上一只脚。给他津贴费，他竟然把钱票撕碎了扔掉。打环县一仗，逮了不少俘虏，他跑去对人家说：“妈的，你拿的是枪，不是木头杆杆，为什么不抵抗就举手？”就这么一个人，一诉苦，哭得泪人一般。他回忆全家从山东逃荒到山西，父亲被老财逼死，弟弟卖给人家下落不明，自己又被抓丁，吃的苦比海深！感情变化了，再不说“吃谁家饭，给谁家干”了，知道“这支枪是给自己扛的”了，整个人变了模样。

听着这些事，彭德怀没法坐得住。他拉着甘泗淇：“走，我们到三五八旅去，感受一下嘛！”这一“感受”就把持不住了，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场面，那些按着血印的请战书，特别是像于得水那样一些解放战士，醒悟过来以后的哭诉和自责，真叫人揪心地痛！弄得一向以性子硬而闻名的彭老总一次一次忍不住泪水。他自己小时候也要过饭、挨过皮鞭，吃糠咽菜的罪没比人少受过。推己及人，这种感情就要真切的多。“苦！真苦！”他扭头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过去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官长压榨打骂，他们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余秋里极赞同彭总的分析，忽然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经过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怎么不可以！”彭德怀一拍大腿，“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嘛，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

一回到野司，这件事就立即着手办。彭德怀决定大张旗鼓地在整个西北野战军推广“诉苦三查”。“什么叫政治工作，这个新的形式就很好，彻底的群众路线，充分的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们的思想觉悟……”这天晚上，彭德怀同甘泗淇彻夜难眠，越谈越觉得是个事儿。“干脆，给军委报告一下吧？”甘泗淇提议。彭德怀说很好，我来给毛主席打电话。都深夜12点多了，彭老总摇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主席，我要给你送一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