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铭鼎趁乱夺生路，马继援临难收残兵

彭德怀正式打响兰州战役的头一天，蒋介石飞抵重庆。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是中国1949年最别致的交响。

蒋介石是怀揣着满腹自信重返山城的。他一直对大西南的期待值颇高。当年的抗日战争，中方先失一局，最后不就是依靠着川省及西南地区的支撑，才得以打败日本的吗？蒋介石说：“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他此行就是要让幸存的军政大员们，接受“西南制胜”这个救国方略。所以，从下飞机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谈话。

这是8月27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三天，马步芳心事重重地踏上重庆山洞林园官邸的石级。飞机从西宁起飞时，他就心乱如麻；到达重庆，更有几分慌张；此刻，在慌乱之中忽又掺进一丝丝羞愧。

蒋介石毕竟见过大世面，见到马步芳，若无其事地迎上去，说：“子香，辛苦了！”弄得马步芳站在那里张口结舌，老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

“坐、坐啊。”蒋介石操着带奉化尾巴的国语热情招呼着，自己在对面沙发上先坐下来。

马步芳按照蒋介石的指点，笨拙地落座，脸涨红着，说：“兰州完了……”

“晓得了！”蒋介石平静地挥着手，“不是还有西宁吗？还有宁夏，还有新疆……我这次来，就是要考虑建立复国基地。有西南在，西北就完不了！要好好检讨一下，兰州的防务漏洞不少。”

马步芳敏感地意识到，会不会是“中央派”的那班家伙恶人先告状。于是，立刻忿忿然地说：“刘任和彭铭鼎在兰州作战中没有起到好作用。关键时刻，汉中和宁夏也都冷眼旁观，若是哪一方面以党国利益为重，增援一下，也不至于如此！内无良臣、外无接应，我是孤军苦战……”

蒋介石打断马步芳的牢骚，宽怀地说：“宁夏和汉中都有苦衷，宁夏图自保，汉中嘛，嗯……这个……尚在整补之中。至于刘任，他有什么情况总是会向李代总统报告的，我不太清楚此人。不过，彭铭鼎应该很得力呀，不是听说他同令郎合作得不错吗？”

马步芳不以为然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怕是同陶峙岳合作得不错吧！”

“唔——”蒋介石眼中寒光一闪，“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世道人心，能撞钟的和尚还是好的。能撞钟又能念几句经文，就更加难得。一人容天下，天下容一人嘛，是不是啊子香？”

马步芳一笑，觉得蒋介石滑稽有趣，居然还有脸皮借一个鸡毛蒜皮的彭铭鼎来谈论什么“天下”。他正要转移话题，忽见外面有人匆忙禀报，说宋希濂和胡宗南求见。马顿时显得坐立不安，脸上有尴尬之色，欲起身告退。蒋介石忙摆手：“不要走，又不是别人，大家一起坐下来谈谈。”

宋和胡是来向蒋补充陈述“进军滇西”方案的。这是他们躲在汉中密谋了近一个月的成果。两人从方案呈送之日起，就充满自信，断定蒋介石对方案必感兴趣。所以今天踏进这个门，始终情绪饱满，简直可以说神气活现！

这让本来就气不顺、心不平的马步芳浑身不自在。淡淡地握手寒暄过后，马步芳便唱开洋腔，说：“如果不到总裁这里来，我们见一面比登天还难，发个电报又怕收不到，就是收到了也怕没工夫看啊……”

胡宗南明知马话中有话，也不答理，只问蒋介石对“进军滇西”一案的看法。似乎要故意给马显摆显摆。好让马知道我胡宗南不援兰州是因为我另有雄才大略，正忙着大事业。

蒋介石见大家话不投机，也就趁机岔开话题，按照他固有的思路，对“进军滇西”大泼冷水：“我认真考虑过了，不打算同意此案。其一，两广恐难保持，大陆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反攻复国；其二，国际地位问题……”

宋希濂和胡宗南无比沮丧地对视着，觉得突然，连申辩的理由一时都想不出。

“怪不得呢，你们是不把西北当地方啊！”马步芳冷眼抢白，话说出来像是枪子。

蒋介石忙出来打圆场：“子香，你误会了，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我们可以接着谈西北，刚才讲到哪里？噢，彭铭鼎这个人……”他将整个身体与思维都给马步芳，而将宋、胡二人晾在旁边。

马步芳突然失去胃口。而且在蒋介石面前谈彭铭鼎，既危险又可笑，何况还有宋、胡在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外人面前抖搂“家丑”。再不顺眼，彭也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嘛！若是8月25日晚上彭铭鼎最后时刻是死在兰州的指挥位置上，一切是是非非还得重新评说呢！

可惜，彭铭鼎没能如马步芳的意。他在尚未坚持到“最后时刻”时，便回望一眼三爱堂，没有出息地挤入撤退的人流。

那一刻很快便被黑夜吞没，包括对往昔的记忆。彭铭鼎拼命想象着这座被自己亲手放弃的城市，将会怎样地去迎接新生，而他自己——他无法确定未来的生活。他想，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赤条条地投进共产党怀抱，像一条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而同时，又将是变节失贞的下三烂。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哪怕前途……唉，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彭铭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想着，夹在人流之中，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喂，是我！”黑暗中不知是谁拉了彭铭鼎一下：“快过来，那边有车！”

彭铭鼎听出声音很熟，便顺从地走出人群，转过一个屋角，果然街路旁停着一辆吉普车。这时，他认出了对方，原来是骆驼团团长贺新民。便随嘴问道：“队伍呢？”

贺不耐烦地答：“你呀，这时候还提队伍！”

彭铭鼎勃然大怒：“你身为国军上校团长，怎可丢掉自己的队伍？过去我是咋跟你谈的？糊涂！”

贺新民嘿嘿一乐：“老兄啊，我的队伍早拉着物资上路了！要是等到这会儿，只怕连城也出不去呢！”

显然，贺新民是只身带车专程来接彭铭鼎的。彭大受感动，摸黑在贺的手背上使劲拍了拍。

黄河铁桥还不算太挤，贺新民的车喇叭哇哇叫着，勉强通过。之后，就加足油门横冲直撞，不到五分钟便驶向兰州的郊外。疯跑了一段，彭铭鼎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老兄放心，反正不是共产党军队的营子，先赶到河口再说吧。”

彭铭鼎不假思考：“开，一直开到永登！”

贺新民的车开到永登，天还没亮。他把彭铭鼎扔在一个铺子里，自己找队伍去了。当然这也是彭的意思。彭拍着贺的肩膀说：“兄弟，一兵一卒、一匹骆驼都不敢丢啊，这都是本钱！”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彭铭鼎见到马继援。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马继援与前日判若两人。他光头鹄面、狼狈不堪地从红城子方向蹒跚走来，身后只有包括他的家眷（大小老婆）在内不足一个排的随从。见到彭铭鼎，马继援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彭铭鼎也作出掩面悲泣的样子，说：“事已至此，不必难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想想怎么走吧。”

“我以为谭呈祥的一〇〇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马继援忍不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山上没撤下几个人，一〇〇师在东岗坡一带，战事也不算激烈，阵地损失并不太大，想不到退到桥边，左冲右突，阵亡惨重。共产党军队抢先一步封锁了桥头，谭呈祥只好率部转到雁滩，想从那里强渡。结果，水深流急，又没渡河工具，只有少数门板、木片一类的东西，河水那么大，光靠这些怎么泅渡？官兵溺亡者不在少数，况且共产党军队又追到雁滩……”

这都是后半夜发生的事，马继援一本清册，了如指掌，可见他并未离开兰州多远，倒是声称留下坚守的彭铭鼎，早早跑到了百里之外的永登。

此刻，五十步笑百步也没什么意思了。马继援比撤离兰州指挥部之前，心境要平和得多，共产党的子弹并未像他诅咒的那样射穿彭铭鼎，反而彭好端端地活着，而自己却丧魂落魄，不成样子。这个世界原本事事有定。马继援觉得自己和彭压根就不是一个林子里的鸟，只是偶尔飞做一处罢了！这样想着心里就痛快得多，无所谓嫉恨，无所谓宠信。他对彭说：“你愿留就留下，不留就不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彭铭鼎试探地问：“不知你作何打算？”

马叹口气说：“我不能走，还得在这里把队伍收整归拢一下，突出来多少算多少……”

彭铭鼎的脑子极快地转动，有了新主意，说：“长官既在这里，彭某哪有自去之理！”

人在极虚弱、极孤单时是不拒绝任何伴侣的。马继援想着自我解脱的那些道理，把兰州一役的怨气都记在刘任的账上，而对彭铭鼎采取容忍的态度，以使他成为自己落魄时新的合作伴侣。

接着，他们便在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容残兵败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得6000多人，其中有在兰州到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还算完整，马继援让韩有禄带领着驻守秦王川，以掩护收容。其余收起来的人都是老残勤杂，有一部分是前不久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起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本来还想整补几个漂亮点儿的师，拉到凉州（武威），同新疆的骑五军会合，闹出一点名堂。一见是这么些破铜烂铁，心凉了半截。再说这时的西宁又连连来电，催促他从速返回青海。

马继援再度领教失势的痛楚，决定撤手。

这次，彭铭鼎彻底蒙在鼓里。他和几个原西北长官公署的大小官员还怀着某种希望，一步步由永登撤往古浪，满以为到河西还有大动作，因而彼此称呼官名，尽力保持前朝的威仪。走着走着，发现队伍不对劲，数十成群，放羊似的，且北去的少，南回的多，忍不住问士兵是怎么回事。士兵答：“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只好回家各谋生路……”

彭铭鼎这才打听到，马继援已将收容起来的队伍全部遣散。他自己则不辞而别，抄小路直奔风雨飘摇中的西宁。

兵进临夏空城不空，马到黄河绝渡不绝

西宁对马继援的吸引力，除了他的父亲马步芳之外，还有另外一丝微弱的希望。据说，谭呈祥的一〇〇师、韩有禄的二四八师及马振武的一九〇师，都有一些青海籍官兵正在渡过大通河、翻过大坂山，向湟中、西宁方向散漫而去，处在群龙无首的境地。此外，先期赶赴西宁的马英骑兵第八旅和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所带的300多名残部，以及一些零散的新编、旧编步骑兵，也在翘首以待马继援的到来。

马继援不能再在永登浪费表情了。固守西宁、偏安一隅，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是他最根本的使命。马继援还没有糊涂到分不清孰轻孰重的地步。

现在，马继援的直接对手不是别人，是解放军一兵团大名鼎鼎的王震。

一周前的8月22日，王震踏入临夏时，临夏几乎是座空城。这对占领者来说，也许比受到强烈的抵抗更加恐惧。

王震是个从无惧色的将军，“南下北返”的往事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空城”使他警觉到一种力量的存在。这不是枪炮可以解决的问题。王震把兵团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叫来，说要召集一、二两个军宣传部长开会，研究研究当前部队的思想工作：“老孙啊，该用用你那一‘杆子’了，你给我组织个‘炮群’行不行？”

孙志远说：“枪杆子、笔杆子都听你指挥，服从党的领导嘛，你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不能报喜不报忧啊！”王震说，“我开这个会，不讲辛苦、不讲成绩，就是作检讨！”

王震所说的“忧”，侧重在群众纪律方面。西征出发之前，王震就给部队提出一句口号，叫作“依靠政策纪律打胜仗”，并且拟了个“三要五不准”的条文：一要严格执行纪律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要人人开口，个个宣传；三要坚决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五不准”是：一不准进清真寺；二不准进入回族同胞的内房；三不准吃猪肉；四不准借用回民食具；五不准私自到回民井中打水。这还不够，还明确规定了进入回民地区后，对回族男女老少的称呼。对老年人要称老大爷、老大娘，青壮年称“大哥”“大嫂”，不准笼统地叫“老乡”，更不准叫人家“老表”“老板”。

最后，王震给这些纪律条文下了个“坠子”，规定：只要谁冒犯了民族和宗教纪律，不用报告就可以枪毙。

说起来，也就是改个口的问题。但习惯这东西很古怪，你不说它，它似乎就不存在；你一说它，它就成了一座山。有的连队为了搬掉这座山，还组织战士互相问答测验，甚至在院子里排练和老乡相遇或接触的情景，一个扮老大爷或老大娘，另一个扮解放军，两个相遇，解放军恭恭敬敬地叫声“老大爷”，“老大爷”拖着长腔“哎”一声，逗得大家哈哈直乐。指导员绷着脸批评：“严肃点，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接着又去一本正经地导演：“声音不要太高，亲切一点，自然一点，脸别绷得那么紧嘛……”

王震乐呵呵地说：“这可是天大的政治工作啊！老话说官逼民反。清朝同治年间回族人造反，是清廷民族压迫政治逼出来的；民国后回族人造反，也是如此。我们人民解放军西进，是消灭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军阀马步芳，解放被压迫的民族群众，跟过去情况是两码事。有人说回族老太婆都会拿菜刀杀人，那是回族造反时对付反动统治的。我军纪律严明，回族同胞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现在人家有误解，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一个人都不漏。”

一军宣传部长刘瑞芳汇报了一条经验：利用俘虏兵作宣传。说有一次看到有个小战士给俘虏兵讲话，聊家常似的，把许多人眼泪都讲出来了。小战士说：“大家不要害怕，一切敌军官兵，只要放下武器，解放军就优待。你们拿枪打我们，又不是你们的自愿。你们也都是劳苦人家子弟，是马步芳逼你们干的……我们同志中也有许多人过去给国民党当过兵，解放过来了，就成了人民的子弟兵。没关系，革命不分先后。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大家愿留就留，不愿留把帽子上的十二角星摘掉，就可以回家，我们每人发两块银圆做盘缠，大家回去好好种地，跟家乡人讲讲，不要相信马步芳‘杀回灭教’那套鬼话……”

后来部队到新地方，真有许多穿国民党军装的俘虏兵帮着带路，进山找阿訇讲道理，现身说法。这些人都是领到解放军两块银圆返乡的，跟当地群众讲话，很有说服力。

王震受了启发，说：“一军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是贺老总亲手带出来的，能打仗，政策纪律执行得又好，英雄人物多得很，光是独臂英雄就有好几个吧！贺炳炎军长就是个老战斗英雄嘛，是不是以他的事迹为主，写一个剧本，给部队演一演。可别小看演戏啊，《白毛女》《穷人恨》这些戏，对部队起了多大的教育作用啊！俘虏兵解放过来，一诉苦、一看戏，立场很快就端正了，打仗就成了英雄！”

刘瑞芳听了王震这番话，一拍脑门说：“对呀，贺军长那些事迹要是演出来，保证会把人感动死！不说别的，就是湘中突围锯胳膊那一段，铁石心肠也得跟着落泪……我一定组织人来写！”

这事给贺炳炎知道了，一个劲地说不行：“要说英雄，我们一军一抓一大把，我哪里算得上什么‘英雄’，别听王胡子瞎说，他才是英雄哩！”贺炳炎边说边使劲地摆着那只剩下来的手，坚决不接受采访，说是没时间。

这倒也是实话。贺炳炎正忙着和政委廖汉生落实一项重要任务。兰州就要炸窝，青马回窜青海是意料之中的事，部队必须抢先一部赶到西宁，争取主动。因此，他们决定抽调军直及一、二、三师四个骑兵侦察连和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共600余骑，组成一个军的先遣侦察部队，急驱西宁，查明进军西宁的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大部队夺取西宁当开路先锋。

率领600轻骑飞驰西宁的是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生得单薄，双眼有神，脑子很好用。过去历次战役如沙家店、宜瓦、扶眉等，他都有出色的表现，从未失过手，深得贺、廖信任。

即便如此，贺炳炎和廖汉生两人还是一起找到孙巩，详细交代任务、琢磨细节。三人坐在一处山坡脚的土窝窝边，从兵团的任务到军的任务一点一点谈过来。之后，贺、廖问孙巩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孙巩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地图，好久，只咽唾沫不说话。显然，困难是有的——不是“有的”而是太多，但那时接受任务从来就没有讲困难的习惯。孙巩憋了半天，说：“我用生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豪迈但并不空洞。此去西宁数百里高山峻岭，均为多民族居住地区，群众语言不通，何况一路上还流落着大量青马的散兵游勇！孙巩手中只有一份老掉牙的地图和一部老掉牙的电台。因为要轻装，讲究速度，给养带得极为有限，而多半还是马料，不说别的，就是出发不远处便面临的这个黄河莲花池渡口，也够他吃一壶的！

黄河屏障是马步芳固守西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他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从上游的贵德顺流而下，到尖扎、到化隆、到临夏、到永靖这一段，稍稍像样点的渡口，通通下过手，渡船全都破坏一空，连木料、绳索及可以捆扎成皮筏子之类的牛、羊皮材料，也清理得干干净净。给王震一兵团留下的，只有一条滔滔的黄河。

当然，还有沿岸的老百姓。只要有老百姓、有穷人，事情就不会铁板一块。这是王震的一贯信条。他从不怀疑群众。总说，群众不理解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即便是跟马家军沾亲带故或者中毒很深的那些回民群众，他也抱有很大的信心。王震的世界很简单：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吃饱了撑着，一种人肚子咕咕叫。

于是，打江山的共产党才有一个叫作“群众工作”的法宝，坐江山的国民党才一听到“老百姓”三字就头痛。因为有渡河任务压在头上，一兵团这一段的群众工作有了最实际的需要和最实在的内容。连日来，各师各团都组成工作组，挨家挨户搞宣传、做动员。这是个多民族居住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很复杂。过去马家那一套统治，一向是回民老大，别族都是孙子。听说解放军要打姓马的，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接着，空空荡荡的渡口，奇迹一个接一个产生出来。几百里河岸上，部队在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下，修船造筏，忙做一团。有人问一个四十出头的撒拉族汉子：“你们把那些棕绳、木料和羊皮筏子都藏到什么地方才没给马匪发觉呢？”汉子幽默地指着自己的心窝：“不瞒大军说，都藏在这里头呢！马家就是把我杀了也搜不去。只要我身板在，马家把什么都搜光了，我还可以凫水送大军过河！”

王震听说这个小故事，兴奋得哈哈大笑。兵团进驻临夏已经第三天，王震像这样开怀的大笑还不多见，所以把警卫员都高兴坏了，忙去告诉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孙住在一位知名人士的宅子里，他也正有一件喜事挂在脸上，见王震的小警卫员过来，隔着窗户就大声吆喝道：“喂，小鬼，快去报告王司令员，我们的房东回来了！”

明大义旧人奉心力，渡天堑激流只等闲

中共中央军委已大体明确：一军将来可能驻守西宁，二军则与西宁擦肩而去，翻越祁连山，准备先占玉门再进新疆。

这样，黄河仿佛就成了摆在一、二两军面前的起跑线。王震的兵团部设在临夏，右手的永靖渡口集结着一军。它将由此渡过黄河，经民和、乐都，沿着湟水和兰州至西宁的大路，由东向西进军；王震左手的循化渡口集结着二军。它将由此北渡黄河，经甘都、化隆等地一直往北。从地图上看，王震一肩双挑，很有点担当重任的意思。

王震手里举着发令枪，似乎等待什么触发的机缘。

也许就是孙志远所说的那位“房东”吧！此人名叫马丕烈，跟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年前，还当过国民党八十二军的少将副官长，后来又当了伪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还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到南京开过会，跟蒋介石颇亲密……王震想，此时此刻的历史篇章，就该有这样一位有点小名堂的人物站出来，稍稍点拨一下方可运笔。而他，却在一兵团进驻临夏之前逃之夭夭。

马丕烈并没有走远，只是躲到乡下七上八下地揣测了三两天，便又决定带着妻儿重新回到县城。结果，正像他所猜测的那样，家里满屋子住着解放军部队，里外家什，所有的东西丝毫都没人碰过，他马丕烈以及临夏所有马家大户的财产，一概保护得十分周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身为旧人物，却还受到包括解放军普通战士在内的所有人员，恭恭敬敬的礼遇。这使他体会到眼下的军队，并非流言蜚语所糟蹋的那样让人厌恶，而纪律严明显然超出自己的想象，和国民党军的官长与士兵完全不同。

马丕烈被引到兵团司令部所在的临夏“东公馆”来见王震。

如果不是人介绍，马丕烈怎么也不会把王震的威名同跟前这个大大咧咧的男子汉联系在一起。他很客气地把马丕烈让进屋。招呼落座后，马还在小声地问：“王震司令员在哪里？”

王震哈哈大笑：“我就是王震！”

马丕烈如雷贯耳，来不及地起身，连声“噢、噢……”“失敬”二字都不会说了。

“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个看法呢？”

“很及时！很好！我很高兴！完全拥护，欢迎！”

马丕烈没有意料到王震会称他为“先生”，而且省去一个“马”字。这种在他看来过高的礼遇，让他的双肩承受不住，身体情不自禁地战栗起来，额上也渗出细汗，以至于后面的答话语无伦次，有些结巴。

不管如何紧张，马丕烈还是恰到好处地控诉了青马，而对人民解放军予以力所能及的赞颂。

王震听完马丕烈的话，笑了笑说：“你是开明人士，在西安时我们就知道你。”他担心马听不懂，特意举个例子：“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他就是一位开明人士，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评价很高。”

这一席话让马丕烈吃了定心丸，踏实下来。

王震又让马丕烈看墙上贴的人民解放军大布告，那是毛泽东和朱德共署的“约法八章”，王震边念边讲解，态度、作风全都无可挑剔。马丕烈动了感情：“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内心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火候已到，王震一步到台口：“你可不可以到兰州找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玩什么花样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野战军。你与他有亲戚关系，你考虑能不能去一趟呢？”

“很好，能去，我能去的。”马丕烈爽快地回答。

“这会不会为难你？”

“我认为不会，即便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人身上。没关系的，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没过两天，王震的话应验了：兰州宣告解放。马丕烈不用跑冤枉路。

那就去青海。马丕烈说他过去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愿意为解放青海出一份力，并且推荐马步芳的叔叔马良以及另外两名汉族代表一同去，说：“在临夏，过去有些事情都是回汉一块办。”王震满口答应。

说走就走，王震的发令枪终于打响。

这是8月27日，在一军的永靖渡口，先头二师和军直属炮兵二团部队，纷纷把几天来辛苦筹备的那点家当拿出来，什么铁链、绳索、木盆、门板，甚至还有几只小船。靠着这些本钱，试着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架设浮桥。

永靖渡口是甘肃省进入青海省的一个传统渡口，原先有铁索桥，守敌逃入青海时，把铁索桥全都弄断了，大小船只也被抢走的抢走、烧毁的烧毁，现在只剩下架设浮桥一条路了！

由于水流湍急，最初的几次努力一一失败。代价是惨重的：仅有的几只小船全被冲走！有只船上载着一个班，出岸10来米远就控制不住，王尚荣师长在岸上一句话还没喊出口，就下去了200多米，一个浪头打翻了……

这时，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过来，向王尚荣了解情况。王尚荣实际上是副军长，二师师长是兼职，所以他有责任考虑全局问题。贺炳炎一见面就喊了嗓子：“喂老王，怎么搞的？比大渡河还难吗？！”

王尚荣紧锁双眉：“怎么能不难！你看，河水这么宽，水流又急得不得了，两分钟前一个班扔进去了……浮桥没法架！”

贺炳炎盯着王尚荣想说句蛮话，又觉得不合适，就跺了一脚，拉起廖汉生说：“走，到别的河口看看！”

没走多远，一眼看见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的先遣侦察队整好了队，就要下河。孙巩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老乡，在比比划划地讲解渡河方法，说是用船从上游下水，边划边随着水流往下游漂，就是距离长一点，只要船不打横，是可以过河的。那几个老乡都是弄水好手，对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过河最有经验，他们都愿意充当驭船水手，胸脯拍得嘭嘭响。

“马怎么办？”贺炳炎插进来问。

老乡说：“好办，往水里赶！牲口都会划水，淹不死的！”

贺炳炎太阳穴上暴着青筋说：“那就快吧，两个钟头内拿出经验来。”

事实上这一带老百姓祖祖辈辈都习惯于用牛皮筏过黄河，往来于波涛之中胜似闲庭，年轻人个个有“两把刷子”，自告奋勇当驭船手的大多手段高强，有成功把握。虽说坐筏子的人有点胆怯，但肯定是有惊无险。

这种皮筏子并不难做，就是把整张牛皮或者羊皮，缝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着一个浮筒游过河去。要是人多，就得把几个皮筒绑到木架下面，组成一组大木筏子，一次可以渡过3～4个人，大的甚至能渡十几个人。过河时，只要死死抓住，不要翻过来，连划带漂就过去了。

孙巩成功了！贺、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到处传扬。军政治部组织了好几批人到沿岸老百姓家从头做工作，中心内容就是收购牛、羊皮，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扎筏子，一晚上就赶出100多只。随之，上百名弄水好手也组织齐了，一筏一个当地水手，摇摇晃晃地来回渡载部队。

28日凌晨，先头的二师五团三营紧随军侦察队后面，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一登岸，部队立即展开，突如其来，把敌兵占领的制高点拿到了手。渡口一下就控制住了。按约定，他们立刻打了三发红色信号弹。全军各师团按预定计划，分秒必争，一筏子一筏子送过河。

孙巩的侦察队在控制渡口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他们派出两个侦察连，配合先头营作战。打垮敌渡口防守之后，立即随队前进。

从甘肃永靖莲花池渡口，到青海的民和县，是真正的省界边境，山高路险不说，因离兰州近，青马溃逃的散兵还很多，侦察兵们走得实在不容易！但刚刚出发，那股猛劲旺得惊人，虽然边走边问、边侦察，有时还要对付一下不太老实的逃敌，行进速度仍是相当快。600轻骑昼夜兼程，一天一夜就过了王家大山、杨家大山，到达民和地界，大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感觉。

大部队也铆足了劲在抢时间。皮筏子来回倒，是显得笨了点，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部队在河东岸排好队，100只筏子、小筏4人、大筏8～10人，一趟也要渡上近千人。

难办的是重武器和骡马。指战员开动脑筋，越渡越精，把笨重的山炮全都拆开来，一门炮分载几只皮筏子，一件一件地运过河。骡马赶下河实际上是当年长征路上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的老经验，老同志都不是外行。不同的是这次骡马数量大、河面也比金沙江和大渡河宽，且北方的骡马跟南方的还不一样，怕水。大多数要见到头一匹下水，后面才一匹接一匹往下跳，个别胆小的，不管怎么抽打，只在河边打转转，就是不肯下水。有个小战士着了急，抡起木棍使劲打，木棍都打断了，也没有把马赶下水。捡起了打断的木棍继续打，正打着，廖汉生过来了，非常生气：“怎么这么野蛮！嗯？！马和人一样，也是我们的战友嘛！”

那个战士憋不住气，还要再打。

廖汉生喝道：“你给我住手！”

战士像是没听到似的，一边打一边骂：“老子今天非叫你下水不可！不下水就揍死你！”

那马被打得屁股一撅一撅的，身上布满了伤痕，不断地跳起前后蹄，嘶叫着。

廖汉生大喝：“再不给老子住手，我处分你！”

“处分我也要打……”那战士嘴到手到，棍子又断了一截。

廖汉生实在火得不行，冲上去给那战士一个耳光。这一下那战士傻了，他没想到军政委会给他来这一手，木呆呆地盯着廖汉生，手也住了。

为这个耳光，廖汉生事后悔得不轻。战士打马固然不对，首长打战士就对吗？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并在军党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部队渡河一天一夜，廖汉生和贺炳炎守在渡口眼都没眨一下，警卫员们心疼首长，跟在后面嘟嘟嚷嚷劝他们休息，贺、廖都当作没听到。说狠了，贺炳炎还发脾气，脖子一梗说：“彭老总打兰州七天七夜都没睡觉啊，我们又不是豆腐渣渣！一定要趁马步芳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早一分钟过河就早一分胜利！”

“早一分钟过河就早一分胜利”，这是王震出发前提出的一个口号。王震这时也在循化渡口和二军的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左齐等人坐镇指挥渡河。他在循化找到一个叫马全钦的民主人士，做了工作，将旧政权的税务局长周文焕推举出来当了新政权的县长。这一来，涉及渡河具体事宜就好办得多了！

旧政权上层一活动，连磨房船都派上了用场。虽说循化渡口察汗大寺那一带自古称为“天堑”，峡谷林立，但二军的渡河还是搞得有声有色，察汗大寺、草滩坝、依麻目庄三个渡口并用，又是木船、又是木排，皮筏子的数量更是可观，渡口的欢声笑语、歌声号子声，清早开始就不绝于耳。

时近中午，王震正在欣赏渡河的声势和速度，忽报河心打碎了一个木排。惊魂未定，又有报告：另一只木船突然间像脱了缰的野马，疾飞下游，船上有两个排的人马，还有十五团的两位营长……

先遣队飞兵赴戎机，孙科长魂断别战马

这天已是8月30日，马继援和40名随员人困马乏来到西宁近郊。

黄昏中的西宁，黑漆漆的城郭东倒西歪地卧在风中。大片灰云从天边漫散过来，与远近的山影横接，显得压抑、沉闷，躁动不安，看上去令人不快。马继援与几十个随从和马汗淋淋地立在郊野，久久地望着这座故城，沙尘密布的脸上，轻轻冲开一道一道小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渐渐的，城区方向一支马队出现了……马继援心头阵阵发紧。他知道那必定是父亲派来迎接的人。

来人是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

马振武在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土丘上下马，一脸晦气地走到马继援跟前。他走得很慢，步子也拖沓，这让马继援仿佛等候了漫长的一年，但自己却一步也走不动。

两人对视，许久，马振武愤怒地骂了一句：“长官公署那伙王八蛋……我恨不得抓住他们，宰光了狗日的！”

马继援低着头不吱声。

“马英他们都在等你哩！”马振武又说。

马继援皱紧眉头问：“我父亲呢？”

“走了，说去了重庆，老蒋召他。”

马继援暗暗一惊。又问：“啥时走的？”

“三天前。我也没见着，马英见着了。”

三天！正好是马继援从永登往回走的途中。马继援盘算着这突然变故后面所隐藏的东西，心里不禁打起小鼓。

他们跨上马背，招呼随员一同进城，边走边聊。马振武小心地报告：“听说共产党军队王震部在过黄河；几天内就到，有好几万人……”

“……”马继援脑子乱得很。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抱在一起干，决不投降共产党！现在就盼你回来挑个头。”

马继援勉强点了点头，心里有点灰。问：“大概还能拉多少人？”

“2000多人不会有事，光马英就有千儿八百哩！”

“有多少枪？有炮没有？”

“枪多得是，炮也有，是些小炮。”

马继援表示充满信心，可转而他又说：“今晚算了，让我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讲。”

马继援这晚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好好睡一觉”。一回到马家公馆，他就派人秘密地找来了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说：“共产党军队是不会放过你我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事到如今，我只能把西宁的事托给你了！”

赵遂说：“国难当头，顾不得许多，有话你就尽管说吧！”

马继援说：“今后只有把战马变耕马，以待良机……”

赵遂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说：“我不走，我要坚守到底！”

马继援叹息着，不无感慨地说：“果然是日久见人心啊……你可以告诉大家，各人骑上各人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全部毁坏，各自回家，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所有官兵掩姓埋名，变为民间便衣战士……将来机会一到，我们仍是八十二军，到那时再来翻身，再与共匪算总账！”说完，马继援将一封标明“亲启”的信递给赵遂，让他代转马英。

送走赵遂，马继援又派人去叫马步銮，问：“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重的装箱上锁，贴了封条，轻的用棕绳打包。分类填写清单，一式五份……天亮之前装车往飞机场运，小飞机昨天晚上就停在跑道上了！”

马继援满意地点头，又问：“黄鱼多少？白货多少？”

“黄鱼三十一箱，白货一百二十一箱。”

“黄的不是三十五箱吗？”

“哦，有四小箱并到大箱里了。我亲自点的数，绝对没错！”

“好。你和马全义、马璋随行，跟他们招呼一声，明早10点准时起飞！”

马继援就这样带着马步銮、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和一二九军一师师长马璋及百余箱黄金、白银，匆匆飞离了西宁。

消息像一颗炸弹，那些残兵败将、达官贵人顿时惊恐万状，逃的逃、躲的躲，大半天工夫，西宁这座古老的城市就空空如也了。不走的是那些苦巴巴的老百姓，他们袖着手在夜色中围住酥油灯，静静地等待将会到来的一切。

此刻，孙巩所带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过了马营、古鄯，进到巴州附近。人马都疲劳到了极限！从秦安出发，至今已经连续作战二十多天，有的马掌跑掉了，有的战马累死了，孙巩自己一匹骑了好几千里的枣红马也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一师侦察科的郝科长建议：“为了保持战斗力，是不是休息一天呀？”

孙巩想了想也有道理。这么多天连口气都来不及喘，跑累了，就在马背上打个盹；肚子饿了；咽口炒面，灌口凉水，简直把性命搁在一边，再下去，只怕人也垮、马也垮了！于是他决定电请军首长同意，休息半天。

可是贺炳炎和廖汉生的复电却是：“据悉，马匪残部尚有两万余人向河西走廊溃退，其中八十二军残部与骑八旅均回窜青海，任务紧急，分秒必争，望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惜一切代价，昼夜前进，务必抢在敌人之前……”

孙巩当即召开干部会，传达军部指示。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相信贺、廖首长也不会……”他实在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

那匹伴随着孙巩踏过千山万水的枣红马，还四蹄朝天仰在地上，拼命地抽搐。战马也通人性，它的眼睛大大地瞪着主人，眼角不住地滴着泪水，好像在留恋着什么，又好像是在哀告着什么。

孙巩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实在不忍目睹无言的战友如此痛苦的挣扎！这是一匹百里挑一的好马，曾得到过贺老总的夸奖。他太喜欢它了！漫长的战斗道路上，他们相互依恋、配合默契……他蹲下去在马身上轻轻地抚了一抚，它浑身都是汗淋淋的，还在冒着热气。

“再见了……”孙巩小声咕哝一句，突然起身拔出手枪。

手枪在孙巩手上不住地颤抖……

孙巩一横心，枪响了。枣红马眼里渐渐失去光亮，泪水也干了。孙巩别过脸，吩咐别的同志将它埋葬在一棵乌桕树下。

部队又重新上路，向李二堡、塘尔垣、新民、中堡方向前进。孙巩换了一匹马，悲伤的心情很快被前方敌情淹没。据侦察，民和没有敌情，马英的骑八旅已经撤到民和以西，目前正沿着湟水以北的公路回窜，估计会在湟水峡谷两侧高地、特别是在老鸦峡一带设防阻击。

“是迎上去，跟马英较量一下，还是……”前卫部队请示孙巩。

若论实力，孙巩的先遣队虽然在人马数量上比马英骑八旅差一大截，但却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又有作战经验的侦察员。而马英的队伍不说是乌合之众，也已是惊弓之鸟。双方交锋获胜的把握有七八成，干得好，有可能把马英吃掉一部，甚至全部吃掉也未可知。如果那样，青海下一步麻烦就小多了。

这是个诱人的计划。但是，孙巩果断决定，不冒这个险，他说：“为了不耽误时间，咱绕过去，在湟水以南，沿着青砂山的半山腰穿越沟岭前进！”

部队二话不说，抛开大路，钻进深谷。由于山高沟深，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贺炳炎和廖汉生吓了一身汗：莫非……不会吧！

孙巩带的这600轻骑可是一军侦察力量的精英啊！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都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贺炳炎、廖汉生心里越想越焦急，火烧一样难受。

音信一断就是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先遣队已进入乐都县的中坝、瞿县。他们在深谷峻岭间一口气急攀20多个小时，已经精力难支。而就在这时，又与一个大寺院附近的敌人骑兵突然遭遇了！

闻青马父子逃之夭夭，守西宁长夜提心吊胆

孙巩的脑子“轰”的一声，第一个念头便是：先下手为强，狭路相逢勇者胜！

部队的确已拖到极限，有人走着走着往路边树杈上一靠，就昏死过去。马匹累死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些人和马不小心从高耸入云的峭壁上糊里糊涂地坠下悬崖……

“但是，敌人也累呀！”孙巩咬着牙给部队下命令：“马匪也是人嘛！我判断这绝不是大部队，咱要有信心，速战速决，拼上去！”

敌人是在乱石中的一个小山包上。孙巩用三个连，两个打正面，另一个鼓足劲从山后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就缴了敌人的械。一共80多支枪，百多匹好马，还有些马刀什么的。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骑兵连。这批战利品来得正是时候，特别是马匹，许多连队都缺得很，刚好可以美美补充一下。

打了个小胜仗，再往西走出十来里地，深谷便到了尽头。先遣队高高兴兴地冲出岗沟，通信电话突然恢复了“滴答滴答”的信号，一听就是军部的紧急呼号，查询他们所在位置。孙巩急令沟通军部，报告：“我已到乐都县城对面，侦知乐都敌骑西撤，民和已被友军解放，我即继续向西疾进……”

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宁。这一两天，西宁出现少有的“无政府”状态。城内跑不走或者不想跑的士绅，过去也耳闻一些共产党的政策，所以纷纷站出来维持秩序。各族老百姓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看着马家的财产。

孙巩的先遣队沿着湟水南岸川谷地带奔驰，穿过大峡，天黑时才到达平安驿宿营。这时，队伍才长长地嘘了口气。按原计划，此地是与二军先头部队的会合点，二军还没赶到，而他们却抢先逼近这个西宁的门户。

孙巩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叫南村的小镇子里，镇上留一个排，大部分兵力隐蔽在平安东西的几个村庄里，以免过早地暴露目标。

这天晚上，孙巩没法入睡。敌人正在溃散之中，摸不清底细。时间就是胜利，傻等不是个办法。那么，凭他所带的这么一支小部队，远离主力有两三天的路程，孤军深入，能否乘敌空虚、忙乱的机会，一举袭取西宁呢？围绕这个问题，他把三个师的侦察科长郝宏远、魏家祯和黄庭钦召集起来商量。大家仔细分析了形势，都觉得事不宜迟，等兰州方向大批散兵游勇都拥到西宁，麻烦就大了。

战机稍纵即逝。从现实情况看，我方兵马少但却很精。敌人眼下正乱着，还没形成一团，谈不上战斗力。孙巩立即两条腿走路：一边动员部队，一边电告军首长，催促主力加快速度，随时增援上来。

第二天拂晓，孙巩带着部队从平安驿出发，飞驰40里。10点钟左右，突然兵分两路逼向机场，包围了乐家湾，继而占领机场。敌机场人员一听枪响，全都举手投降，有三架飞机刚刚爬上跑道，也被缴获过来。

审问了机场人员，孙巩才知道马步芳和马继援等人都跑了。走时所带的金银财宝，许多临上飞机时，因为带不动，又被丢了下来，存放在飞机场。

这一下孙巩心里平静多了，大胆作出决定，让部队睡个好觉，吃顿饱饭，喝点热水，然后，精神抖擞地占领西宁市东关。

部队冲到东关一看，更放心了。马匪根本还没来得及组织防守，一切都散着摊，任由出入。西宁是座空城。孙巩得以从容部署兵力：二师侦察连占领西门、南门一带；三师侦察连占领小桥工厂区；一师侦察连和军直侦察连，占领东关的周家泉马步芳公馆、湟中大厦、湟光电影院、湟中实业公司等处。指挥所设在湟中大厦的楼上。

刚把部队部署开，西宁城内治安维持会的人就来了。孙巩部署了警戒，即与维持会的人接触。所谓“接触”，主要就是交代政策，提出要求。孙巩特别强调：“我主力部队随后就到，望动员商人照常开业，夜晚12点戒严……”

交涉完维持会，城市的稳定工作基本上有了着落。孙巩大大地松了口气，赶紧回指挥大厦，这时，他才感到两条腿灌了铅似的，怎么也拖不动。他竭力稳住自己的身体，但步伐还是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挨到指挥大厦，一级一级台阶刚爬到二楼，忽觉天旋地转，眼皮一耷，什么都消失了。

孙巩昏厥在楼梯口。五天时间不到，他奔跑了近千里路程，而真正的睡觉时间累加起来不足四个小时。

“孙科长……老孙！”一师侦察科长郝宏远赶紧招呼人把孙巩抬到案几上：“大家不要慌，现在都听我的指挥……”

话音未落，“啪、啪、啪！”约在距湟中大厦不出200米的地方，冷不丁地响了三枪。接着又有什么地方一阵爆豆似的枪响。

黑夜沉沉，整个城市像一条随时都会触礁的船。

郝宏远把地图凑到手电光底下，努力判断枪声最为激烈的方位，觉得应该是西关和小桥一带。那是工厂区，中间隔着湟水，支流称北川河，向北40里便是大通桥镇，地形复杂。郝宏远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吩咐电台立即与守在那边的三师侦察连取得联系。

三师侦察连报告：他们正在与城外的散敌激战。

“不要主动出击，守住就行了！”是孙巩的说话声。他被喂进一点糖水，睡了一小会儿，醒过来了。大家惊喜地跑过来问长问短，孙巩摆摆手，吃力地翻着身。

“你要干什么！”郝宏远一把拦住孙巩，“你躺着动动嘴，我来执行就是了嘛！”

孙巩说：“通知各侦察连，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组织整班、整排集体巡逻，一定要保存实力，不要主动出击，敌人打枪不要管他，只要不主动袭击我们，我们不还手，天一亮就不怕了！”

天一亮能有什么办法？孙巩自己心里也没底。军主力相距西宁满打满算还有将近两天的路程，而他所带领的这600轻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过去打仗，每到一地总有地下党的同志主动派人联络，介绍敌情，而西宁，似乎压根就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来证明这是事实，西宁是全国唯一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城市）。孙巩有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是骑在老虎头上或是坐在火山口上。

时间过得真慢，一分一秒都拉得极细极长，就像一根快要挣断的琴弦，而孙巩和战友们的每一颗心脏，都在这琴弦上颤颤巍巍地跳动着。

远远近近的枪声仍在不断，城里的、城外的，无法判定准确位置。然而，作为指挥部的湟中大厦却渐趋平静，除了电台报键声和大家相对紧张的呼吸声，似乎就没有别的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啥事？”孙巩跳起来急问。

警卫战士慌慌张张地报告：“有个当地人自称是王震司令员派来的……”

“我叫卢德，”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破门而入，抢着答道：“王震司令员派我来当劝降联络员。我比你们先到西宁，了解一些情况……”

“王震司令员派来的？”孙巩皱紧眉头，与郝宏远对视了一下，问：“有证明吗？”

自称卢德的人回答：“没有，因为出发得太匆忙。”

“那……”孙巩的脑子在急速转动。

卢德说：“王震司令员是不是长个瘦高个，说话哈哈笑？他亲口告诉我，叫我到西宁跟你们先头部队一个姓孙的领导接头……”

孙巩顾不得多问了：“好，你详细谈谈情况吧！”

“你们不要着急，马步芳留下的人马现在不在西宁，西宁只有些零零散散的人，闹不了啥气候。他们大队人马都在上五庄和大通桥那边集合呢！有两千多人，是马家八十二军的，军官也有好几十个。他们打算这一两天就打回西宁来，所以，城里老百姓很害怕，担心你们的部队少，弄不过他们。我跟他们说，你们大部队马上就到，他们不相信哩……”

“你能把维持会的那几个人找来吗？”孙巩逼问道。他似乎已忘记刚才晕倒，抖擞的精神又回到他的眉梢。

卢德犹豫了一下，说：“可以！但能不能派两个同志跟我一道去？”

孙巩怔了怔，点头同意。

郝宏远往前一站：“我去吧！”

“好，你带两个人一块去！有情况随时联系。”孙巩边说边向郝宏远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见机行事。

郝宏远招呼两个老侦察兵，跟着卢德走了。一去几个钟头没有消息，把孙巩急得满头大汗。这几个钟头里，他把什么情况都想到了，如一切顺利，天亮时将采取哪几项措施控制局面。否则……他甚至已通知各侦察连：随时准备集中……

天亮时，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郝宏远跟维持会那两个曾经露过面的长袍先生以及卢德，老朋友似的有说有笑进了门。孙巩神经一松弛，差点又要晕倒，眼前阵阵发黑，金花银花直冒。但他咬紧牙关挺住了。

维持会的两个人都是工商界人士，见到孙巩，一躬到底，说：“大军有什么要办之事，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尽绵薄之力为大军效劳！”

“请你们帮助筹集一些汽车，供我军城防急需，数量不限，有多少筹多少，待大部队一到，工作就绪，我们会如数奉还。”孙巩的话，彬彬有礼中含着强硬的骨头。他的主意是想把汽车集中控制起来，一来可以防止敌人利用，二来可以组织出迎大部队，加快大部队进城速度。

维持会的人满口答应，转身即去办理。

接着孙巩便要卢德去上五庄，“你不是劝降联络员吗？现在可以去履行你的任务了，要尽量拖延时间：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卢德一走，孙巩立即着手调整城防部署，重点突出上五庄和大通桥方向。与此同时，他让郝宏远把湟光电影院的大喇叭开动起来了。

郝那个粗大的嗓门在喇叭里向全城宣布：“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西宁，马步芳统治青海的历史永远结束了！目前，两路解放大军正在浩浩荡荡地向西宁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