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迟到了！”

声音一清二楚。我躺在那儿猛地睁开眼睛。

“道子，道子！你听见没有！”妈妈在喊。

“听见了！”我回了一句。钻出被子一看，衬衫皱巴巴的，身上汗津津的，脸也黏糊糊的。原来我连妆都没卸就睡了，这也难怪。

看看表，已是七点二十分。如果动作麻利点再省掉早饭，还是能有时间冲个澡再去上班。

走下楼，爸爸已吃完早饭在看报纸。他像刑警审视嫌疑人一样从报纸的一角看着我。“昨夜回来得很晚吧。”

“嗯。”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单位的迎新联欢会，玩得有点大。”

“喝醉了吧。”研次说。面对弟弟的落井下石和爸爸等待答复的可怕表情，我一时语塞。

（爸，您喝醉的时候有过暂时性重听的情形吗？）“我又没喝酒。”我回了一句，并未看爸爸的脸。

冲完澡弄干头发返回厨房时，妈妈早已在收拾了。桌上放着甜面包卷儿，是给每天早上睡到很晚才起床、只象征性地吃点东西的奶奶准备的。

妈妈每天都是做完这些后才上班。单位很近，步行就能过去。中午回家一次，跟奶奶一起吃午饭。然后再返回单位，工作到四点，顺便买菜回家。虽然在单位干的活儿质和量都跟正式员工的一样，可妈妈却只是一名临时工。妈妈之所以甘于这样，好处就是一旦有情非得已的事情要请假，比如要送奶奶去医院的时候，不会像正式员工那样没面子，仅此而已。

家里有一个将来要上大学的儿子（而且，若是让我来说，恐怕起码还得复读一年），要供房贷，还得为二十一岁的女儿存点嫁妆钱，还有老人，在这种低收入的家庭里，“不这样怎么办？”妈妈如是说。

所以，早晨即使连“昨晚啊，我们那丧偶有孩子的科长跟我求婚了，说是让我做他的妻子呢”之类的事情我都没法说。因为眼睛总盯着时钟、只等衣服烘干后打扮一下去上班的妈妈肯定会心不在焉地应付道：“啊，是吗，好啊。”

昨夜耳朵听不见的事情我便没有说。我喝着咖啡爬上楼梯，用脚踹开门再关上，扒拉着衣橱寻找着外出穿的衣服。

当我打开收纳凳第二层的抽屉寻找围巾卡子时，忽然发现丢了样东西。

这个抽屉是存放首饰的。上班刚第二个年头的我还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里面有一枚18K金的戒指——成人礼时父母送的镶着诞生石的红宝石戒指、一条小钻石项链，剩下的就是几对顶多值一两千元的耳环，仅此而已。

而其中一对耳环却不见了。

那是一款设计成芭蕾舞女演员所穿红鞋形状的耳环，是塑料材质的。放耳环的地方空了。这一点我很确定。因为那是首饰中最便宜的，我已经很久没戴了，一直放在固定的地方。

我手搭着抽屉，想了一会儿，然后啪嗒一下合上抽屉，围上围巾。

下楼一看，妈妈已经不在了。穿上鞋出了玄关，发现妈妈正在用扫帚清扫外面。

“妈。”

我压低声音喊了一声。妈妈回过头来。

“这次是我的耳环不见了。”

妈妈手里仍拿着扫把，眼睛像进了灰尘一样眨了几下，然后说：“贵吗？”

“唔，玩具一样的便宜货。对了，就是高中时正田送我的那对。”

这里说的正田其实是我高中时的男朋友，现在即使让我在重逢节目上跟他再见上一面，我都不想去见。分手时很不愉快。

而我仍珍重地保存着他送的耳环，是因为那是值得我回忆的一样东西。是我第一次一对一交往的人。

妈妈沉思起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望望应该还在睡的奶奶房间的窗户。

“这件事，先别告诉别人。”妈妈说。我点点头，带着一种丢下同伙般的心情走向车站。

最近在搭乘电车上班时，我一直在读一本名叫露丝·蓝黛儿的女作家所写的《冷酷祭典》。读过此作的人，一定会说大清早看这样的小说未免有点过于阴郁了吧，但正因为是阴郁沉重的故事，才适合一点点地读。

不过，今天早晨我却没有读进去，因为大脑中有更现实的问题。并非昨夜“重听”的那一件。那种事随他的便，反正都已经好了。而是耳环的事。

最近，家里一直在发生丢失零碎物件的事情。

最初是妈妈的钱包坠子，簇生葫芦的设计样式，已经有相当年头了。大约一星期前的一个傍晚突然不见了。

钱包放在厨房碗柜的抽屉里。由于报社的人来收报费，妈妈打开抽屉，从钱包里拿钱缴了。当时那坠子还好好的。

可不久后当社区居委会的人又来收费时，取出钱包一看，坠子消失了，不见了。

妈妈说绳子是刚更换的，不可能磨断。而且在钱包的金属零件上系得很结实，不可能松开。就算是万一掉了下来，钱包是放在碗柜抽屉里的，也该掉在原处才对。

当时，家里只有妈妈和奶奶。妈妈把钱包坠子不见了的事暂时压在了心里。直到又过了三天左右，相似的事情又发生在爸爸身上——爸爸的钥匙挂件不见了——为止。

那个挂件是爸爸心爱的东西，因为是我到北海道修学旅行时在小樽一家玻璃工艺品店里买回来的。上面有一个十六切面的水晶球，在光的映照下会发出天蓝色的光辉。爸爸总是将其装在上衣的内兜里。

可是那挂件却不见了。钥匙还好好地留在兜里。

爸爸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惊讶之余才把钱包坠子的事也说了出来，然后把我叫去，三个人商量起来。据爸爸说，就在那钥匙挂件不见了之前，奶奶曾在爸爸挂上衣的衣架旁边转悠。

“不会是有点那个了吧。”

我们的谈话谈不上什么愉快。妈妈讲了一个从单位的同事那儿听来的故事。

“对了，道子大概也知道吧，就是宫坂女士的事。她的婆婆也老糊涂了，说是那些小孩玩具之类的东西，她全都想要。说是还喜欢上了孙子的布娃娃，偷偷藏了起来。”

我们家的老太太也开始有点轻微的糊涂了，也许眼睛被漂亮东西迷住了吧，妈妈说。

“否则就不会拿走钱包坠子或钥匙挂件之类了吧。真想要的话，直说不就得了。”

的确，奶奶真的已经昏聩起来，不仅耳朵聋，连判断力和记忆力也明显不行了，腰腿也不中用了。一整天不是在睡觉就是看电视，过得全是这样的生活。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可是，也想不出别的可能性啊。”

“不会是研次吧。”

可悄悄一盘问，弟弟顿时急了眼，连连喊冤。最后，我们决定先静观其变……

于是，这次又发生了我的耳环丢失的事情。

我觉得不像是夜间被盗（虽然并不喜欢这种字眼）的。就算是睡着了，如果有人进屋也会知道。昨夜我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若是白天一个人在家看门的奶奶，倒真是有很多机会。

即使待在公司，我心里也仍放不下此事，心情很郁闷。心情恢复是在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时。

昨天迎新联欢会上的主角——两名新晋女员工都以“昨晚喝多了”为由请假了。

我和女同事们交换着眼色，眼睛像追赶着可疑人物的警犬的一样放着光。耳环的事情抛到了脑后。我愤然投入了工作，忘记了时间。工作量多得让我无法不这样。

激愤光靠午休时跟同事们互相发点牢骚是无法平息的。连在电车里读《冷酷祭典》时小说中谁会被杀死我都顾不上了。

我哗啦一下打开玄关的门。“我回来了！”我大声说着，一边往厨房走去，一边急不可耐地发起牢骚，“喂，你们听听，保准会吓一跳。脸皮再厚也得有个限度啊。我们公司……”

这时，声音忽然消失了。

不，我仍在诉说着。我们公司新晋的两个女员工，今天啊，都休息了。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可声音却听不见。

厨房里是妈妈，她正张着嘴。

妈？我说。

道子？妈妈的嘴唇也在动。

可是我们俩什么都听不见。

一切声音都从这个家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