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我睡得正甜的时候，迈克尔打电话过来，把我吵醒，跟我说他弟弟安德鲁死了。我吓醒了，猛地在床上坐起身，一时间什么都不能确定，和以前喝得烂醉的时候一样浑浑噩噩。对，我知道这是梦，但我到底喝了酒没有？我的儿子真的死了？

那个时候，我大概只睡了一个小时。我累得要命，勉强自己又回去睡，但是，总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梦境中游走。我猜我是想回到某一个梦里，把问题解决掉，让自己安心下来，但是，始终无法如愿以偿，一颗心老是悬在那里。

结果，我起得很晚。等真正清醒的时候，我才发现从头到尾我都在做梦，看来，我是太担心我的小儿子了，也不该把第二片比萨塞进肚子里去。梦有警示作用，我老是无法摆脱这种传统的说法。我忐忑不安地吃完早饭，喝完第二杯咖啡，心情还是波涛汹涌。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先看电视新闻，再看报纸，但是阴影挥之不去，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房间。

我拿起电话打给克里斯廷。占线。占线的声音很让人心烦，我想这是因为占线常常是对方故意安排的，多多少少有些掩饰的成分。这个电话没打通，让我觉得格外不安。照理来说，她的电话不应该占线才对。她根本不应该拿起电话。

当然，电话不通并不代表她在跟什么人谈话，想到这一点，我就放心多了。可能是有人在她的应答机上留言——比如说，彼得·梅雷狄思，喃喃说上五十个理由，解释他为什么非得跟她通话不可。也许她受不了记者的一再纠缠，干脆就把电话拿起来，让耳根清净些。

我其实不希望她这么做，我希望她在我找她的时候，能马上拿起电话，但我已经不想再跟她说什么了；因为我先前的规定，已经把她弄得有些不大正常了……

我又试了一下，还是占线的信号。我进到浴室，打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我其实不需要刮胡子，但至少能让我有点事情做。

这次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传来应答机的声音。我听完她的录音留言之后说：“克里斯廷，我是斯卡德，请把电话拿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等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回音。我把相同的话又说了一遍，请她把电话拿起来，还是没有回音。我放弃了，请她回电话给我，还把我的电话说给她听，重复了一遍，才把电话挂上。

我到厨房再给自己倒杯咖啡，想了想，确定这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不过还是先喝了再说。我慢慢踱到客厅，就在沉吟之际，电话铃响了。

我接了起来，是迈克尔打来的。我顿时眼前一黑，不知所措，幸好只有一会儿，他打电话来跟我说，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安德鲁的老板拿到支票，把放弃索赔的契约退回给他。安德鲁收拾行李离开了图森，不必流亡天涯，一个全新的人已经出发，去寻找一个更适合他过活的地方。

“真希望还有他能待的地方。”迈克尔说。

“他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没跟他说。”

这不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想就这么算了。我问起琼和梅勒妮，他也向埃莱娜问好，除此之外，我们俩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真希望我能跟他谈谈我的工作；我知道，他也很想跟我谈谈他的工作。可是我们只互道珍重，讲一些我很爱你之类的话，扯了几句，就把电话给挂了。

几分钟之后，我才想起来克里斯廷没有回电话给我。但是，她怎么回呢？我一直在用电话啊。我拨了个电话给她，还是应答机，我请她拿起电话，如果她在家的话，讲了两遍。

她始终没有拿起电话，五分钟过去了，她也没回电话给我。我想，她大概是出事了。

我不知道我这种想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也不知道我的担忧有多少来自噩梦，还有迈克尔的那个电话；但我就是觉得不太对劲，最好能做点什么事情，排遣排遣。

我打电话给温特沃思，这次倒很特别，他就坐在办公桌边。“斯卡德。”我说，“我想要知道你有没有派人去保护克里斯廷·霍兰德。”

“我已经填了申请表了。”他说。

“我知道已经填了。我想知道——”

“等一等。”他说完就不见了。我站在那里，把身体的重量轮流放在左脚和右脚。好不容易他才回来了，跟我说，申请表还没批下来。

我忍不住又说了一些话，但我发现，我是在自言自语，他早就挂了电话了。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找克里斯廷，还是应答机，我放下电话，出门。

我很快就找到一辆出租车。开车的人可能是纽约市看到黄灯唯一会踩刹车的出租车司机，所以，比正常的速度又慢了一点，我只好强迫自己靠在椅背上，尽量放轻松。等车子开到七十四街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反应过度。车停稳了，我付钱下车，按她家的门铃。

没过多久，虽然感觉起来是长了一点，我听到大门窥视孔的盖子掀了一下，随即反弹回去，我赶紧报上名字，担心自己因为焦虑过度而面容扭曲，害得里面的人不认识我。然后，她就把门打开了。

我觉得心里一宽，谴责自己大惊小怪，太蠢了。我正要道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却先开口了。

“对不起。”她说，“你怕我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所以你才赶到我家来。”

“你一直没接电话。”

“天啊。”她说，实在撑不住了，靠在我身上，抽咽起来，我让她发泄一下，然后，扶住她的手臂，让她站直。“抱歉。”她又说了一遍，“给我几分钟好吗？”

她转身，消失在长廊尽头。一两分钟之后，她回来了，脸上的泪痕不见了，恢复了平静。“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说，“彼得打电话来，不知道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讲，好像是透过应答机跟我说话似的；一直说，一直说。只要我不把话筒拿起来，他绝对不会住嘴。”

“然后你就拿起来了。”

“我忍不住啊。”她说，“我想走开，脚步却怎么也移不动，感觉好像是挂人电话一样不礼貌，可能还更严重些。我不知道，觉得自己很糊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话筒拿了起来。”

“没关系。”

“他一直说，一直说命运的事情，他说，他在那里等我，是命运，他们一伙儿在那里等我，也是命运。实在听得受不了了。”

“命运。”我说。

“我心里清楚得很，要分手，就痛痛快快、干干脆脆地跟他说。我说，别说什么命运了，忘了我吧。我想要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他的空间了。”她蹙紧眉头。“这么说很残忍、很伤人是不是？要有人这么跟我说，我一定把头放进烤箱，吸瓦斯自杀。但他却有别的理解。”

“他说，他很感激我把真正的感觉说出来。他说，这样他就不用痴心妄想，左右为难了。他说，这是一种解脱。”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吗？”

“你不认识彼得。如果他不真心诚意的话，他就不会开口。”

他们两个聊了很久，她说，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听占线信号的时候。挂上电话之后，她筋疲力尽，决定到浴缸里泡一泡，手里拿本上个月的《浮华世界》，准备看看别人的苦难。电话铃声响起，她刚要踏进浴室，她想也许是彼得，也许是那些不死心的记者，反正不管是谁，她都不想接，还是待在浴缸里比较好。

她躺在浴缸里，读一篇文章，报道康涅狄格上流社会的一宗谋杀案，三十年了，至今未破，正读得入神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她决定让应答机去接，她继续泡澡。

“我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后，来到应答机旁边，听了留言，才发现是你。再回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那边又是应答机了。”

“我已经离开家了。”

“让你到这里白跑一趟，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跟你一样该骂。我是白跑一趟，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

“哦？”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我说，“梦见我的一个孩子，纯粹胡思乱想，他们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得换个地方，透透气，才能把担忧抛在脑后。”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我知道你明白。”

“是吗？”她的声音有些虚弱，“真高兴你这么十万火急地赶来，幸好我没事，我想到楼上去整理一些文件。我想你也有事要忙，所以——”

“你说得对。”我说，“我该走了，只是留你一个人在家里，我实在不放心。”

“我不再接电话了也不行吗？你打来是例外，我一定马上回话。记得，我在外面还有两个守护天使呢。”

“哦？”

“不是有警察在外面保护我吗？我没看到，但是，他们应该在附近才对。”

我应该让她继续相信下去吗？万一她就这么走了出去，以为有人在外面保护她怎么办？

我只好说：“我跟温特沃思谈过，他的申请还没有批下来。”

“这不只是形式而已吗？”

“有些分局比较讲究形式，”我说，“有的分局长，或是那些当家的蠢货，就是喜欢这种官僚作风。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可以。”她说着突然一笑，“我不能用，但是你可以。”

巴卢的四个电话我都有，这个时候，我还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打到第三个，终于找到他了。我用五个句子，交代我的需求；他只想知道地址。

“我的一个朋友。”我跟她说，“他会在这里陪你，谁想闯进来，就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我把巴卢的长相和事迹大致跟她说了一下，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们坐在厨房，等他来按门铃。她突然说：“我差点忘了，我找到他的名字了。”我的疑惑一定在脸上写得很清楚，因为她说：“不，我不是说彼得。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问我，我们两个曾经去看过心理医生，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吗？”

“你说彼得叫他医生。”

“他们都喜欢叫他医生。我刚刚向彼得打听医生的名字，他不相信我竟然想不起来。在彼得的生命里，医生扮演的角色比我重要多了。这先不说它了。他的名字叫亚当，我发誓，我真的没听过他的名字。彼得跟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他是医生。”

“亚当。”

“你说纳德勒医生叫什么名字？赛尔顿？”

“西摩。”

“也差不多了。反正他不叫亚当就是了。”

“没错。”我说，“你说他们都叫他医生，他们全是他的病人吗？”

她摇摇头。“彼得跟他们的朋友。也许他还有别的病人，但我只认识彼得，还有一起在威廉斯堡装修房子的四个搞艺术的朋友。”

“那一屋子的人都认识亚当？”

“他们都是他的病人，这几个人一起参加过集体治疗，或是诸如此类的课程。”

“真的？”

“彼得喃喃自语，什么命运，”她说，“还有一些古里古怪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重复亚当的话。我跟他分手之后，觉得松了一口气。亚当对彼得很好，对他们五个都很好，我猜亚当·布莱特给他们洗脑了。”

“亚当·布莱特。”

“对。”

“说说他的样子。”

“哦，天啊，”她说，“我只在咨询课看过他两次，大部分时间彼得和我都在互望，或是回避双方的眼神。我想想。跟你差不多高，可能比你瘦些，长得很普通。这么说跟没说一样，对吧。”

“我还想借用你的电话。”我说着，赶紧在我的笔记本里找到我想要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很快就找到我想要找的人。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沃特林太太，我想向你打听那个心理医生的事情。”

“很抱歉，我始终想不起来。”她说，“我觉得很丢脸。”

“一个很乐观、很正面的名字，你说。”

“对，但我就是——”

我又不在法庭，谁也不能说我引导证人。“他的名字是不是叫亚当·布莱特？”

“对！”

“你确定吗？我不想——”

“对，就是这个名字！我不怎么确定亚当这个名字，但他姓布莱特绝对没错！布莱特，亮晃晃的，布莱特，感觉起来就很积极，跟大白天一样亮，跟新铜币一样亮。真不明白前两天我为什么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现在一下子就清楚了。”

我谢谢她，跟她说案子破了我会再跟她联络，然后，找把椅子坐了下来，等米克·巴卢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