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终于找到你了，亚当·布莱特。”我现在只要抓到这个布莱特，这个和蓝天一样明朗的人就行了。但是，这个人的名字怎么拼呢？却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克里斯廷和沃特林太太都没看谁写过这个名字。

我走到TJ的旅馆房间。我们两个开始查电话簿，我查白页电话簿，他查黄页。我在住宅部分毫无所获，但是在营业部分，TJ倒找到了个叫亚当·布莱特的人，电话是二五五开头，没有地址。

我拨了电话，对方是电话录音，告诉我，这个电话暂停服务。

我又打到电话公司去问，想尽办法找个真人说上话。我刚才跟语音服务耗了半天，全是白费工夫。我编了个假名字和警号，骗过那个服务人员，跟她说，我要查一个在电话簿上找不到的地址。我告诉她名字、电话号码，她让我等了一会儿，跟我说，这个电话已经暂停使用了。

我跟她说，这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搞清楚的是这个电话在使用的时候是装在哪里的。她说她查不到这样的资料。我接着问她，亚当·布莱特这个名字有没有重新申请电话，不管地址有没有登记，都请她告诉我。她又查了一遍，告诉我没有任何资料。

我挂上电话。TJ问我：“这不犯法吗？大哥。你现在明明不是警察，还去跟别人说你是警察。”

“是犯法。”我同意，“我用的是犯罪的方法，但就这一点来说，我不比亚当·布莱特高明到哪儿去。”

“亚当·布莱特跟阿登·布里尔，”他说，“两个名字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

“也许有吧。等我们找到他，当面问他。”

“你如果还要打电话，”他说，“用这个好了。”他把手机递给我，然后利用电话让他的电脑连上网络，当电脑接上网络，和世界上其他空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发出了很诡异的声音。然后一个很温和的声音提醒TJ，他有信件进来了。他说：“管他呢，让它们等着。”继续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他皱着眉头，看着电脑屏幕，嘴里叽里咕噜地发一些让人听来很烦的噪音。

我随手拿起一本经典小说《双城记》的漫画版，读起法国大革命的原委，当然，绝无意外——书里又提到了德法吉夫人和她的毛线针，这时候，TJ说：“百老汇，七二四号。”

“你说什么？”

“电话号码登记的地址。”

“你是怎么查到的？从地址倒过去查电话的目录吗？”

“有一种很特别的目录，没错。”他说，“而且不用欺骗服务人员。”

“她说，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那边，”我想起来了，“十四街下面一点。听起来这地方是对的。”

“等一等，”他说，又查了一下资料，百老汇七二四号大约在威弗利广场附近。我问他能不能查到还有谁住在这个地址，他问我想要找谁。我跟他说，任何可能知道亚当·布莱特下落的人都行。

我因此得到十来个电话。五个没有人接，其他的电话倒是颇有参考价值。四个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亚当·布莱特这个名字，两个人依稀记得，有一个人知道他搬走了，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说：“你住在威弗利广场附近吧。”

“在威弗利跟华盛顿中间。”他说，“但我正要出门，老兄，过来拜访就不必了。”

“没关系。”我跟他说，“反正我也用不着你了。”

“那么，你去死吧。”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TJ说，他说不定有别的方法可以找到布莱特，所以，我留他在旅馆里打电脑，自己上了去往下城的地铁。我在百老汇和公共剧院之间出了地铁站，走了一条半街，来到一间大门紧锁的建筑前。原来是八层楼的商业大楼，现在多半改成私人住宅了，住户在上面挂了信箱，看了一遍，没看到姓布莱特的，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个牌子把我引到向南两个门之后的管理员室。我又花了一点时间，才在地下室找到他，他是肤色不深的黑人，一张长椭圆形的脸，两撇小胡子，像是铅笔画出来似的，讲话带着西印度群岛的口音。我说，我找一个叫亚当·布莱特的人，他一听，立刻捧腹大笑，好像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

“请问你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吗？”我说。

“哦，”他说，“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他搬走的时候，合约还有两年，房租欠了三个月。房东也非常想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还有爱迪生先生和贝尔太太。”

“爱迪生先生和——”

“康拉德·爱迪生先生，”他说，还挺得意的，“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太太，大家管她叫妈妈。他的水电费和电话费都没付。”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

“这就是个谜了。根据我的看法，头一年还算安分，第二年之后，行踪就开始有些飘忽不定了，然后，不知道哪一天，他就走了，至于确实的时间，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房东一直想把房租追回来，最后没办法，只得找个锁匠，把门打开，结果就印证了《哈伯老妈妈》那首老歌了。”

“怎么说？”

“到了那里，柜子空空。他把衣服都拿走了，留下家具，出发去开辟新天地去了。”

“就跟哈伯老妈妈一样。”

“一点也没错。”

“家具值钱吗？”

“他的贷款还没付清呢。但我想值点钱吧，因为家具公司特别找人过来把它们搬走了。你老打听这些干吗？你干哪行的？我这样问没太失礼吧。”

“这倒是个好问题。”我说，“讲到行业，他在这里开业过吗？”

“讲到行业，”他说，“我一天到晚在忙我自己的事情，他有没有开业，我也说不上来。他住在这里，该做买卖的时候，常常有人上门来找他，不该做买卖的时候，也有人上门找他。你说，这个人工作的时间怎么这么怪呢？”

“对啊，你说他是干哪行的？”

“说是为非作歹，倒也不像。你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问这个？”

“不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我现在才想起来，除了称赞我问得不坏以外。你找他干什么？他也欠你钱？”

“没有。”我本来可以不必跟他纠缠的，但是这个人的腔调很合我的胃口，所以想跟他聊两句。“我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说，“我猜，他起码杀了五个人。”

“哦，我的天啊，”他说，“五个人？你说。”

“看起来是这样。”

“真是糟糕啊。”他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干这种坏事呢？”

我回去找TJ。出了地铁站直奔旅馆，TJ刚巧下楼梯，我们在大厅撞个正着。他说：“省了你上去找我了。我在网上找遍了，这家伙根本不存在。”

“亚当·布莱特。”

他点点头。“不管是怎么拼的，BREIT或是BRIGHT都找不到。他是精神病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还是心理医生，不管了，反正他就是吃这行饭的。他总得在哪儿登记一下吧。”

“什么也没找到？”

“我什么都找了。”他说，“搜寻的范围比你广多了，但是挖出来的都是一堆废物。输入‘亚当·布莱特’后找到好多条新闻，有的是政客，预测他妈的‘斯科勒郡今年前景看好’。如果把搜寻范围定在相关领域，就怎么也找不到亚当·布莱特。”

“反正他不在百老汇和威弗利那边。”我说，把布莱特不辞而别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

TJ说：“也许他真的去开辟他的新天地了。要不，他是第一个被杀的人？”

“那个真正的凶手杀了亚当·布莱特，然后假冒他的身份？”

“你不相信？”

“没法完全接受。”我说，“你刚才不是查过亚当·布莱特的相关资料？这个家伙完全没有根底，这种身份有什么好冒充的？”

“我也只是顺口一说。”

“他一定还在附近。因为彼得·梅雷狄思跟他的朋友经常去看他。我想，他是他们的导师，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精神领袖。”

“布什维克区的神佛。”他说，“你要找他，就从那里开始好了。”

“你说麦瑟罗街吗？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人已经跟神差不多了，我们去冒犯，他们作何感想？我保证我们会撞墙。”

“撞得鼻青脸肿。”

我们是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但不是麦瑟罗街，我想了一会儿，说：“西摩·纳德勒。”

“你认为他和亚当·布莱特是同一个人？他有两个身份，其中一个在百老汇和威弗利那里开业，替彼得·梅雷狄思和他的朋友看病；另外一个呢，就在——”他停了下来，摇摇头，“不合理。”他说。

“我不是这么想的。”

“那也好。”

我说：“窃盗案。当初，我们觉得纳德勒是嫌疑犯，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整起窃盗案都是他自编自导的；第二种，窃案真的发生了，两天之后，他才申报枪支遗失，替他以后的罪行预埋伏笔。”

“不是这样，就一定是那样。”

“但如果纳德勒是清白的呢？”

“那么窃盗案是真的，破门而入的小偷把枪也给偷走了。”

“对，有没有可能整起事件是亚当·布莱特干的？”

“亚当·布莱特就是上门的小偷？”

“又对了。”我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起窃案的手法都差不多，因为主谋是同一个人。”

“这我们都知道了。”他说，“单凭这些零碎的信息，又能推论出什么来呢？偷枪的就是杀人的，那又如何呢？”

“你再想想。”

他真的认真地想了一下。“第一起窃案是为了偷枪？”

“我也是这么想。”

“那他怎么知道纳德勒医生有把枪？”

“这就是关键了。”我说。

几年前，我还住在今天TJ住的地方。两个电脑黑客，大卫·金和吉米·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侵入电话公司电脑系统的核心，挖出大家以为不可能找到的资料。他们还顺手做了一件更大胆、更有利——在道理上，也更情有可原——的事情，留给我一个很棒的礼物，从此之后，我就拥有了终身免费的长途电话服务。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反正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跨州的电话账单。

我觉得偷窃就是偷窃，不管是偷电话公司，还是街上卖报的盲眼小孩；我也确定道德相对主义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有必要打电话到玛莎葡萄园的每一个角落去找纳德勒医生，我一定会在TJ的房间打，确定这笔账不会胡乱栽在什么倒霉鬼身上。

我终于找到他之后，我说：“纳德勒医生吗？我很抱歉打扰你。我想你还记得昨天跟艾拉·温特沃思警官谈过话吧。”

“怎么了？”

“这是后续访谈，医生。我想麻烦你向我们说明一下，你跟亚当·布莱特的关系。”

“我不能谈我的病人。”他说，“我想你很清楚医病关系的保密原则，而且——”

“据我所知，”我说，“这项原则并不适用于亚当·布莱特，因为他并不是你的病人。”

“如果他不是我的病人，”纳德勒说，“那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我们相信他是你的同行。”

“同行？”

“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病理学家，诸如此类的——”

“布莱特！”

“你想起来了是不是？”

“他跟我不是很熟，我们没有一起工作过，也没有一起上过课，不过没错，我认识他，不太熟，但认识他。”

“你是怎么——”

“真的是纯属巧合。对了，我认识这个亚当·布莱特。一个很风趣的年轻人。他怎么了？”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巧合，就是凑巧了。我对他笑，他也对我笑，我说你好，他也说你好，就这么聊上了。我跟他说，‘布莱特，你这个人不错，什么时候到我家喝一杯，带你太太来。’‘我没有太太。’他说。‘那你就带别人的太太来好了。’我说，这是笑话，他笑得很开心，看起来挺有幽默感的。”

“他真的去你家喝酒了吗？”

“对，只有他一个人，这就不用说了。很帅的小伙子，讲故事也很传神，我其实不知道他到底研究什么领域，但是，我想你可以把他的方法归类成现实导向的治疗法。他提过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的病人对狗敏感，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把她的爱心转移到毛绒玩具上面，效果非常好。”他干笑几声，“我想，像我这种老古董，会先去了解她为什么会过敏，但是，布莱特却用非常人性的方法，一下子就把她的毛病给解决了。”

“真有意思。”我说，“但我还是有一件事情没弄明白。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

“就这么碰上了。”

“是在研讨会上，还是——”

“就在大厅。我们楼下的大厅。”

“你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是啊，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住在哪里？布莱特，呃，大概是在圣诞节前后搬进来的。你认识哈罗德·费希尔吗？那个古生物学家？”

“我不认识。”

“非常聪明的人。他刚巧休假，一整年都待在法国，探探那边的洞穴，于是就把房子转租给布莱特了。”

“你们住在同一幢大楼里。”

“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对，对。他只去过你家一次吗？”

“也许两次吧。不会再多了。这个人当朋友不错，可惜，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他知道那把枪的事情吗？”

“枪？你说的是哪一把枪？”

“那把被人偷走的枪。”

“他来我家的时候，窃案还没发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枪被人偷走的事情？”

“我是说，他知道你有一把枪吗？”

“哦，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了。”他笑得快断气了，“我想你完全弄错了，警官。”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一看到枪，就吓得要命。”

“你拿枪给他看过吗？”

“我试着拿枪给他看过。我把枪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他，他就好像看到珊瑚蛇一样。他明明知道手枪里面没有子弹，但还是连碰都不敢碰。”

“你怎么会拿枪给他看？”

“我不知道。就是说起了吧。还有别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客人，让他们等太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