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医院位于约克大道和六十八街，出租车停在急诊室入口。柜台后的护士告诉我伊莱恩·马德尔的手术已经结束，正转到加护小组去，她指着病房图告诉我到加护病房怎么走。

加护病房的护士说院方只允许近亲探病，我只好告诉她说这个病人没有家人，我大概是她最亲近的人。护士问我们两人是什么关系，我回答是朋友，然后她问我们是不是亲密的朋友，我说是，亲密的朋友。于是她在卡片上写上我的名字，并作了标记。

她带我到等候室，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抽着烟读着杂志等待他们心爱的人死亡。我翻开《运动画刊》，一个字也看不下，只是出于习惯往后翻。

不久之后医师走进等候室，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便把我带到走廊。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发稍已掺杂不少白发。

他说：“这个案例很复杂，实在不知该怎么说。”

“她撑得下去吗？”

“刚才的手术大概作了四个钟头，已经不知道给她输了多少血。她被送来时，失血相当严重，内出血情况更是危急。她现在仍在持续失血，我们也在继续为她输血。”他握住双手，不时扭着手术服，我想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动作。

他又说：“我们必须移摘她的脾脏，没有脾脏还是可以活，许多人都是这样。不过她全身都遭到严重创伤，肾脏几乎失去功能，肝脏受损——”

他一一列举出伊莱恩身体各处受到的创伤，我大概只听进其中一半、所能了解的只是些枝微末节。接着他又说：“我们替她插了管子，接上呼吸器，她的肺已经没有用了，这就是所谓‘成人呼吸衰竭症候群’，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遭到事故的患者身上，我是说，交通事故，他们的肺就此失去任何功能。”

还有许多专业的细节，不是我能了解的。我只能问情况究竟有多糟。

“嗯，很糟。”然后他告诉我所有可能出错的状况。我问他我能不能见她一面。

“只能给你几分钟时间，”他说，“我们给她注射了镇静剂，而且我也说过，她身上接着呼吸器以维持她的呼吸。”他带我走到加护病房，“看到她的样子，你可能会吓一跳。”

房间里摆满各种仪器，到处悬挂着大小管子。仪表上数字闪动，机器发出哔哔声，指针则不停跳动。她被掩埋在其中，看来仿佛已经死了，皮肤像白腊，脸色糟透了。

我又重复了先前的问题，“她撑得下去吗？”

他没有回答，我抬头一看，他已不见踪影，房里里只剩我和伊莱恩两人。我很想伸手去摸摸她，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反规定，我只好站在那儿不动。这时护士进来检查仪器，她告诉我只能停留几分钟，“你可以和她说话。”她说。

“她听得到吗？”

“我想即使在昏迷中，还是可以听到。”她离去后，我又在房里待了十分钟左右，说了一些话，但连自己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

然后又进来一个护士，说必须请我离开，我可以留在等候室，如果病人情况有变化，他们会通知我。

我问她预期会有什么变化。

她没明确答复。“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错，”她说，“像她这种情况，他用各种方法伤害她。我告诉你，我们住的这城市——”

不是城市，伤害她的不是城市，而是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城市。

乔·德金也到了等候室。我进去时，他立刻站起来。他早上还没刮胡子，身上穿的衣服好象被穿着睡过觉。

他询问她的情况。

“不好。”我说，“她没有说什么？”

“她躺在那儿，没有知觉。鼻子里插了管子通到喉咙，不方便说话。”

“他们也是这样说，不过我想确认一下罢了。如果她能指出凶手是莫特利也不错，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靠她来指认，门房已经确认是莫特利了。”

他把事情的发展大略告诉我，关于埃切瓦里亚被谋杀，以及莫特利进入东五十一街大楼的方法。

他说：“我们已经全面下令，把你那张素描张贴城里各处，他杀了一名辅警，这绝对会让大家义愤填膺去追捕他。”

警察大都认为辅警是笑话，那是一群满怀幻想的家伙，偶尔穿上警察制眼过过瘾，万一他们不幸丧生，就立刻会光荣升任警察成为殉难英雄。想要降低这个行业的门槛，甚至敞开大门让有志者加入，最快的方法莫过于一死。

“他至少已经杀了九个人了，”我说，“如果把伊莱恩也算进去，就是十条命。”

“她会死吗？”

“目前还没有人敢站出来这么说。这么明白地说出这种话，大概有违医生的信仰。不过要在拉斯维加斯，他们可能早就抽手不玩了。这就是他们对她存活机率的看法。”

“很遗憾，马修。”

我的心头涌出许多话想要说，却勉强克制住。他清清喉咙，问我是否有莫特利行踪的线索。“我怎么会知道。”

“我以为你说不定能挖出什么情报来。”

“我？”我瞪着他，“我怎么可能，乔？他为了防我，申请了保护令，还记得吗？如果我到处去找他，而他也真让我找到的话，你这种人就会出现来逮捕我。”

“马修——”

“对不起，”我说，“伊莱恩是个好人，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大概是看到她现在这副模样，所以我有些不太理智。”

“任谁都会有这种反应。”

“而且我几乎筋疲力竭，整夜没睡。事实上，如果不是听到新闻，我正准备上床睡觉。”

“你上哪儿去了？找莫特利吗？”

我摇头，“只不过是和米克·巴卢聊天吹牛罢了。”

“老天爷，为什么和他在一起？”

“他是我的朋友。”

“你竟然交这种奇怪的朋友。”

“哎，我也不知道，”我说，“你想想，我也只不过曾经当过警察，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呢，好像搞不清楚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家伙，所以——”

“别说了。”我住嘴不再说话。

“我向你道歉，可以了吗？当时情况下，我也只能顺应情势罢了。你在这圈子里也混得够久了，应该明白这种事情总是这样。”

“嗯，我当然明白。”

“好吧，”他说，“你如果想到什么，通知我一声，好吗？”

“如果想到的话。”

“还有，干吗不回家补个觉？你在这儿也不能帮她，回去休息一下吧。”

“好。”我说。

我们一起走出等候室，医院正在广播寻找某一位医师。我努力回想先前跟我谈话的那位医师的名字，他身上挂了印有名字的塑料牌。结果我完全想不起来。

室外阳光普照，似乎比前一阵子温暖。德金说他的车子就停在路口，可以顺便送我到城中心，我说可以自己搭出租车，他也不再勉强。

我毫不费力就进了东二十五街两百八十八号的大门。我进门时，恰好有个女人走出来。从她对我微笑的样子看来，她一定以为自己认识我。她替我拉住大门，我向她道谢，走进去。我穿过走廊，通往后院的门仍然跟我安排的一样，牙签卡在门上以免被锁上。我推门进去之后把门关好，站在后院抬头仰望他的窗户。

在进城的路上我停了两次。现在我的外套口袋一边装有纽约市警局的制式手铐，另一边则放了一台迷你录音机。我勉强在裤子口袋中挤出位置，把手铐换了地方，然后把录音机也换到夹克口袋，和马库斯·奥雷柳斯的书放一起。那本书我一直读不完，因此也一直带着。夹克另一侧的口袋中是点三八史密斯手枪。我脱下外套，折好放在其中一个垃圾桶上面，穿着它会使我稍后的活动相当不便。

我在垃圾桶堆中潜行时，没有任何老鼠四处逃窜。或许经过漫漫长夜，它们都已经安稳入眠。或许莫特利也睡着了。

我尽量压低声音，搬了一个垃圾桶放在防火逃生梯下，然后站上去。站稳后，我伸手去拉头顶上的梯子，轻拉之下梯子毫无动静，我只好用力一拉，梯子抗议似地发出摩擦声，那是梯子降下来时金属刮过的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从窗户探出头来观望。显然先前的噪音并不大，而且在这个时刻，大部分的房客都已上班工作，上夜班的人则在呼呼大睡中。

外面第二街上，有人不停按汽车喇叭，另外有人回应似地按了一连串断音。我努力往上，伸长了手把自己拉上防火梯的第一级台阶，口袋中的史密斯手枪撞击在金属栏杆上发出铿锵声。最后我终于爬上第一层平台，不得不倚靠在砖墙上，好好喘口气。

休息了一两分钟，我总算恢复体力可以爬完剩下的路程。爬上四楼后，我压低身子蹲在金属栏杆边，偷看窗户里的动静。那间公寓内一片漆黑。窗户上有防盗栓，但并没锁上，窗户也没完全关紧，下边留了几寸缝隙。我向窗户移过去，先透过下面的缝隙朝里看，然后透过窗玻璃看进去。这是一间小卧室，室内有张金属床架的床，一个抽屉柜，一组充当床头柜的牛奶箱。其中一个箱子上放了一部电话，另一个则放了数字钟收音机。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电子钟跳过了一分钟。这台钟上，一秒一秒的流逝是无声但却可见的。公寓内毫无声息，床上无人而且床褥没整理。

是这间公寓没错，布赖恩的线索是正确的，而且他闯入伊莱恩公寓后已经回来过。

橱柜门把上挂了一件绣有纽约市辅警肩章的夹克。想必他曾经待在此处，而且他一定会回来，我也一定会在此等候他归来。我小心翼翼地握住窗沿往上推，没有制造任何声响地把窗玻璃推上去。我转头张望四周，确定没有邻居监视我的行动。我很难想像自己在房内等待莫特利，结果开门进来的却是那些热心于邻里互助好市民召唤来的警察。

幸好并没有人注意我的行动。我把窗户全部推开，跨过窗台进入房间。

房内充满兽穴般的气味。从橱柜里的衣服及梳妆台上的杂乱物件，可以断定这是女人的房间，但室内却弥漫着侵略性的阳刚气息。我不清楚他究竟是多久前离开这房间的，但还是感觉到他的存在。我不假思索地伸手到口袋中掏出那支史密斯手枪，手握枪托，食指扣住扳机，随时作好射击准备。

我取下挂在门把上的埃切瓦里亚的夹克，自己也不知道能搜出什么东西来。我仔细地研究那上面的肩章，彻底翻遍口袋，最后还是把夹克挂回原处。

接着我又去梳妆台检查那上面的杂物，铜板、地铁代币、耳环、票根、香水瓶、化妆品、口红和发夹等等琳琅满目。这位莱普考特小姐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她是怎么认识了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对于这段关系，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我一边想着这些问题，同时伸手拉开梳妆台上层抽屉。但理智告诉我，不必再浪费时间，绝不可能在抽屉当中找到这两人的。这房子的格局是典型的出租公寓，三个小房间连成一排，房门相连，一进大门恰好正对着先前我爬进来的那扇窗户。这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应该把窗户关好，以免他回来时会发现窗户不对劲。但这实在是多此一举，他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些，更何况他一进门，我就会拿枪指着他鼻子，窗户是开是关又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并不急于立刻就位等他。我检查中间的浴室，里面放着有脚座的浴缸。在通往第一个房间的走廊上，我犹豫了一会儿。我手中握着枪，却仿佛拿的是手电筒一样往前伸，希望能投出几丝光线。其实在这片黑暗中，我仍然可以看得相当清楚，身后卧室那扇窗户透出一些光亮，而且前面这间客厅面向防火巷的窗户能透进更多光线。

我走进房内。

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件东西，朝我手腕上方几寸处猛力一击，我的手臂完全失去力量，那把点三八手枪也飞落地上。

我的胳膊被控制住了。他一手抓住我的手肘，另一手则钳住我的肩膀，然后他用力一举，我整个人便像弹弓发射出去一样摔落在房间另一端。我撞翻桌子后四脚朝天跌倒，双腿发软。我伸手想抓住支撑物却扑了空，又撞到墙上跌倒在地。

他站在那儿嘲笑我。“来啊，站起来。”他说。

他身上穿着埃切瓦里亚的全套制服，除了那件夹克，脚上是双棕色鞋尖的鞋。这时他已经开了灯，所以我才看到那双鞋子的颜色。

我勉强站起来，心想，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警察，就算鞋子穿对了也不像。其实自从当局取消身高限制而且不再禁止蓄胡之后，有很多警察看起来也不像警察。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正规的、义务的、旧式或新生代的警察，他哪一种都不像。他倚在走廊边，把手指关节弄得喀喀作响，饶有兴趣地盯着我。“你那么吵，”他说，“实在不会干鬼鬼祟祟的事情。都这把年纪了，还要站到垃圾桶上爬防火梯，斯卡德，连我都替你捏把冷汗，真怕你摔下去跌断骨头。”

我张望四周，想找那支史密斯枪，结果发现枪飞到房间另一角，掉在一张铺着针织椅背座垫的沙发下面。我把目光从枪移向他，看到他闪烁的笑容。

“你的枪掉了。”他一边说，一边拿起埃切瓦里亚的警棍，在掌中拍打，然后猛击我的手臂，遭到敲击的部位目前已经完全麻痹，一旦知觉恢复，疼痛的感觉将会持续数日。

这是假设届时我还活着。

他又开口说：“你可以拼老命去拿你的枪，但恐怕机会不大。我不但距离比你近，而且动作也比你快，你还没拿到枪我就把你制服了。这样看来，你设法逃出这扇门的机会可能还大一些。”

他点头示意前门，我也顺从地把目光移过去。“门没锁，”他说，“本来我上了链条锁，但我一听到你在后院大肆喧闹，就跑去把链条解开，我怕你一看到那个链条还锁着就会知道有人在家。不过你大概没注意到吧？对吧？”

“没注意。”

“你知道吗？我还特别为了你才把那件夹克挂在衣柜门把上，否则你恐怕会爬进隔壁公寓。斯卡德，你真是个小丑，害得我非把事情弄到最简单你才能应付。”

“确实很简单。”我说。

我想在自己身上找寻恐惧的情绪，却一丝也没找到。相反的，我感到异常冷静。我不怕他，根本没什么值得恐惧的。

我看了前门一眼，仿佛真考虑逃出去，但这实在是个可笑的主意。门锁可能根本没打开，而且就算真的没上锁，在我设法跑到那儿，打开门再逃出去之前，他一定早就抓住我了。

更何况，我并不是来躲他的，我是来抓他归案的。

“去啊，就让我们瞧瞧你能不能逃出那扇门。”他说。

“我们一起走出去，莫特利，我会抓住你的。”

他大声嘲笑我，举起警棍指着我说：“我想把这玩意儿插进你屁眼里，你觉得怎么样？伊莱恩挺喜欢这样。”

说完他仔细观察我的反应。我不动声色。

“她已经死了，”他说，“那可怜的宝贝，死得很惨。但我猜你已经知道了。”

“你错了。”我说。

“当时我可是亲临其境，斯卡德。如果你忍受得了，我还可以给你描述细节。”

“那时你确实在那儿没错，但你离开得太早。门房及时赶到并且叫来救护车。她这会儿正在纽约医院，状况好得很。她已经把证词交给警方，那门房也证实了她的说法。”

“骗人。”

我摇头。“我不会去担心这些，”我说，“还记得尼采说过的话吧，这只会使你更强壮。”

“这倒没错。”

“当然，除非它能完全把你摧毁。”

“斯卡德，你真是越来越无聊了，我比较喜欢你求饶的时候。”

“奇怪了，”我说，“我怎么不记得曾经求饶过。”

“很快就会开始了。”

“我可不这么想。你已经玩过了，而现在你也玩完了。一开始你很小心，但后来就变得粗心大意，你的气数已尽。你自己也知道，这辈子无论什么事都一样，你注定是个输家。”

“我会用胶带贴住你的嘴，这样就不会有人听到你叫了。”

“你完了，”我说，“留下伊莱恩这个活口就已经失去机会。你能挟持她两个钟头，却无法在离开时确定她是否断气。现在你只能站在那儿威胁我，对于一个不怕死的人而言，威胁发挥不了一点作用。你必须有本事才能吓退别人，但现在你什么都做不到。”

我扭过头好像显示我对他的轻视。他站在那儿正准备采取行动时，我立刻抓起一个铜制中国香炉，那个香炉大约半个葡萄柚大小，本来放桌上。

我抓起来朝他扔过去，然后躲到桌下。

这一次他没有试图抓住我向他扔去的东西，他挥手把香炉打到一边，扑过来反击。我佯装打他的头部，却蹲下袭击他的中盘。那个部位一点赘肉也没有，全是结实的肌肉。他出拳打中我的头侧，只是从旁擦过，并不严重。我蹲下躲开他的第二拳，绷紧下巴出拳回击他小腹，同时一脚踢向他胯下。

他转身避开，然后抓住我的肩膀，用手指深深箍住。他的手劲和从前一样强大，但这次恰好不是抓在压力点上，我还忍得住。

我猛击他腹部，他不禁缩了回去，于是我欠身起来把他推向墙壁。他一拳又一拳打向我的肩膀及头部，但他肉搏战的本事显然比不上那套压、戳、捏的技术。我再度试图攻击他鼠蹊部。在他移身防卫时，我用尽全力一脚踩在他脚背上。这一招终于让他感到疼痛，我趁机再一次出击，用鞋跟狠狠踢向他的胫骨，使尽力气踹他脚，用劲折断他几根小骨头。

他移动双手，一手抓住我上臂，另一手则扣住我后颈，手指探索着痛点位置。这一次他没失去准头，拇指深深戳在我耳后，那种痛楚鲜明而剧烈。

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毫无疑问，那痛楚确实存在，非常剧烈，但这次我却能够知道那疼痛的存在却感觉不到，确知有痛楚而毫不受影响，某种力量让那种知觉通过我体内，但我毫发无损。

接着他转移另一只手，双手都放在我脖子上，两只大拇指压在我耳后，其他手指则环绕着我颈部。痛楚并不能阻止我的动作，但是他若是勒住我，让我不能呼吸或血液不能流动，那么我真会生不如死。

我又攻击他的脚，他的手略微松了些，我压低身子尽量蹲下，他又凑过来，伸手找我的痛点。我缩紧双脚，猛然站立起来，头朝上顶，像个撞墙槌一般。

有些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手指仍然像是鹰爪，力量前所未见。而且，老天，他的下巴也依然不堪一击。

我连续揍了他好几次，但其实在揍他第一拳时就已经彻底打败他了。等我放开他退后一步时，他整个人就像具尸体一样滑靠在墙上，长长的下巴搭拉着，口水从一边嘴角流下来。

我把他拖到房间中央，拿出事先买的手铐，把他双手铐在背后，又用挂在埃切瓦里亚皮套里的另一副手铐铐住他脚踝。我从口袋里拿出录音机检查了一下，确定带子转到可录音的段落，以便他恢复知觉后随时可以录音。

我坐下来让自己喘口气，开始设想今后事情的发展。倘若伊莱恩撑得下来，那么她的证词应该足以定他的罪。但如果她死了……

于是我打电话到纽约医院，转接到加护病房。他们在电话中不肯多谈，只肯说伊莱恩目前情况危急。

至少她还活着。

万一她死了，门房也可以指认莫特利。此外，一旦警方开始全力侦办这个案子，说不定就会有一堆证人纷纷出现，证明莫特利曾经出现在埃切瓦里亚遭刺杀、伊莉莎白·斯卡德受屠害、以及托妮·克利里飞出窗外等现场。如果没有专业的监识人员朝正确的方向搜集证据，警方将很难找到有利的证据。更何况，关键在于，由于俄亥俄州允许死刑，因此最好能让汤姆·哈夫利切克的上司在合理可行的状况下重开斯特迪文特案。但在纽约这个大城市展开彻底搜查工作，绝对会使马西隆的财政陷入窘境。

但是，如果能有他的自白将会使情势更为有利。这混蛋的话特别多，我只需要坐着等他醒来，诱他开口就行了。

他原本脸朝下，双手铐在背后俯卧在地。我把他翻过来，用手指撑开他的眼皮，他的眼珠子滚进眼窝、翻出白眼来。他全身僵直毫无知觉，看来似乎还得再昏迷一段时间。

我捡起史密斯枪，盯着枪然后再看着他，回想起他干过的坏事，审视自己内心，试图唤起我对他的仇恨，却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这股情绪。

几分钟之前也是这样，当时他甚至还不是现在这副动也不动倒在房中央的模样。就在几分钟前，我为了活命而与他搏斗奋战时，心中是完全冷静的，我当时根本不恨他，现在也是如此。

我把枪抵在他太阳穴上，试试扳机的松紧度，然后又缩回手指，把枪放地上。

我花了好几分钟把这整件事仔细思考清楚，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力的程度似乎要伤到胸腔。我又拾起那把枪，打开弹匣。

我把旋转弹匣里的六颗子弹都卸下来，用手帕把子弹及枪身擦拭干净，彻底擦掉任何可能残留的指纹。然后我先确定他不是在装死后才解开手铐。我抓着他的手指去触摸那些子弹，接着又把子弹装回枪膛。

紧接着，我把枪放下，架着他的手臂拖了几尺，抬起他的身子把他扔在那张针织沙发椅上。他一点一点往下滑，我得把他再推上去，维持平衡的坐姿。我回头拿起那把史密斯，用手帕再擦拭干净，把枪放进他右手，把他的手指塞进扳机，再用我的左手拨弄他的下巴，设法打开他的嘴，把这支枪短小的枪管塞进他的上下牙齿之间。

我再三确定枪管的角度正确无误。时不时总有警察饮弹，似乎这是最受欢迎的自杀方法。但有时也会失误，子弹虽射穿头部但却未造成致命伤口。我想让这件事完美结束，但只有一次机会。我希望这子弹直接射穿他的上颚，然后进入他的脑部。等把枪架在预期的位置后，我维持着这姿势停了几分钟，心中似乎有些话想说，但可以对谁诉说呢？

我心想：就对他说吧。我想起加护病房护士告诉我的事。根据她的说法，昏迷中的病人能够听懂别人说的话。

于是，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但假如这次又让你逃脱，你的律师还会搬出什么精神异常的辩护，让你远避他乡逃过这一劫。我怎么能放过这种机会？”

我停顿了一下，摇头说：“不知道事情是否真能就此结束，反正我就是不希望你继续活在这世上。而且我希望能够亲眼监督这件事。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对吧？以前我扮演上帝的角色，栽赃说你谋杀未遂。那时候如果我顺着事情自然发展，情况又会怎么样？会有任何不同吗？”

我停下来，仿佛等待他回答，然后又开口说：“这一次我又要来假扮上帝，虽然我知道这不应该，但我还是要这么做。”

说完这些，我单膝跪在他身旁，把枪架在他口中。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我的手指则压着他的手指。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等了多久或在等些什么。

最后他的呼吸开始有些改变，身体也稍微动了动。我的手指终于移动，他也跟着移动。一切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