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感觉到他在那里。

威廉·波义斯·哈宾杰，又名血手木匠，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五英尺十英寸高，一百五十五磅重，头发颜色，灰，瞳色，蓝，肤色，白。

他就在那里，在这个城市中。

等待。

巴克伦老是在想这个人，脑子里除了血手木匠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这阵子，他总是这样，渴望星期五的到来，他已经不在乎她究竟会怎么整他。她抽他的血也好，切开一根血管来喝也好，随便她，只要能把他的心思从死胡同里带开，几个小时也好。

有一大堆电话没接。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不回电话了，现在，他索性把留言给改了：嗨，我不在家，不能听答录机，也不能回电话。秋天的时候，再打电话来试试看吧。句子好像断得有些突兀，他想加些个结尾，比如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或是，希望你夏天愉快。但他觉得这实在太虚伪了。他才懒得管那些人日子过得好不好，夏天愉不愉快。

或是其他的季节。

血手木匠这个夏天倒是过得挺快活的。找个地方歇脚，伺机而动。他接下来的行动想来会让外界发现，切尔西连续纵火案，不过是童子军搞的营火晚会。

他到底在等什么？

一定是星期三。去年的那一天是星期二，他记得很清楚，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都记得很清楚。葛希文有句歌词，大意是星期二是好消息的日子，但是，那个星期二却是坏消息日，坏得无以复加。

今年的九一一，落在星期三。

没有人知道血手木匠在等什么，但他非常有把握，血手木匠一定在等星期三，尽管他不知道推论依据是什么，信念始终不曾动摇。他的生命不就是在这一天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不止他，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因为这一天，变得不一样了。血手木匠把国事当做自己的私事，这种心态并不难懂。他的家庭因此而破碎，生命屋里的家具，一片粉碎，面目全非。一天之间，这个与世无争、一肚子纽约掌故的怪老头，变成一个偏执的神经病，一心一意要完成恐怖分子未竟的事业。

上帝应该惩罚那些恐怖分子，狗娘养的。

如果他能修理那些恐怖分子就好了……

但他无能为力，跟大家一样。他们倒死得安逸，跟七十个处女享齐天之福（说不定这其实是惩罚）。他一直想：如果拿天主教来比照，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说法？圣彼得把卡美莱特修女院的钥匙，交给一群为国牺牲的好孩子？拿去吧，小朋友，好好享受，但留神她们的戒尺。

九一一，星期三上午，在零地一定会有悼念仪式，新旧市长、州长，还有其他想得出名目的各色政客，都会挤进来凑热闹。白宫刚刚宣布，总统早上会到场致词，随后下午转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巴克伦相信，血手木匠也在想九一一，去年跟今年的。他猜恐怖分子和那些飞机上的好朋友们也正在想着。总统本人亲自站在这一切发生的地方，在悲剧过后一周年那天还有什么比这个目标更明显、更能吸引恐怖袭击呢？至少他是想不到了。

问题是：他能做什么呢？

爱莫能助，他想。他好像只能作壁上观，但是血手木匠又能怎么办呢？这两个地方重重警戒，警察、特勤人员，星罗棋布，一英里内，大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空军更是精锐尽出，如果真有个糊涂驾驶员飞错航道，那么，只能恳求上帝保佑了。不管是零地还是联合国大厦，想来都是层层管制，闲杂人等不大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乱晃。

当然，血手木匠还是可以一试，如果他的运气不坏的活。完全搞不清楚的傻蛋，绝对可能误打误撞，还没等你想起史奎基·弗洛姆、西尔汉·西尔汉、约翰·辛克利、里昂·科佐罗兹、查尔斯·吉托的例子，一切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靠近总统，赏他一枪？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你不想忽视这个事实：血手木匠比那群恐怖分子更加目无法纪，更加疯狂。），他对零地、联合国都不感兴趣。也许他想出办法，把神经毒气灌进克莱斯勒大楼的通风系统，或是把一座桥炸掉，再夸张点，说不定他已经找好驳船，装上一大批塑胶炸弹，干脆把竖立着自由女神的自由岛一举夷平。带着自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他还有别的地方可肆虐，比如说洋基球场，或是摇滚音乐会场，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成。

他想要做点什么。但他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的心情。他认识人，大可拿起电话直接打到纽约市警局或是市政府，会有人接他的电话。但他要说什么呢？说他认定血手木匠在九一一当天，一定会有惊人之举？嗯，谢谢你提供这样的想法，法兰。很有意思，我们会小心的。莎伦，下次这个疯子再打电话进来，说我在忙。

也许他应该到中央公园找棵柳树，折一段树枝，就跟古代找水脉的人一样。然后带到时代广场，把树皮剥掉，转个几圈，朝树枝指引的方向前进，寻找血手木匠的下落。

就算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他觉得也该试试。

星期五早晨，他醒来，只觉头痛欲裂，满口酸楚。他淋浴，刮胡子、刷牙，吞了两颗阿司匹林，等待药力发作的同时，一度动摇，也许这个礼拜可以省掉去伦敦塔的每周固定行程。

八点钟，他准时出现在苏珊的公寓门口，那个狗屎门房朝他挤眉弄眼地咧嘴一笑。他搭上电梯，才走出来，下面就硬了起来。他觉得他像一只巴甫洛夫的狗。

她一开门就看见他的冲动，把他拉了进去，隔着裤子感觉他的勃起，她说，她想看。

“毛又长回来了，法兰妮。我要给你再上一次蜡。”

吊带、皮鞭、头套，她的手，她的嘴。阴茎环，性玩具，蜡的味道。

上帝救救他吧，他爱死了。

“法兰妮，有人几天前告诉我一件事情，本来我不该放在心上的。我不知道该不该麻烦警方，也许你可以指点我一条明路。”

他把衣服穿好了，就差一双鞋子。她换上正常的衣服，马上从不可一世的性爱女王，变成一个恳切寻求建议的女性朋友。他一时之间还调适不过来，只能勉强坐下，听她到底想说什么。

一个老头失踪了，这个人年纪不小，老婆死了。他没进办公室，也没死在家里。这没什么特别的，他想。苏珊一直说下去，彼得·谢夫林在七十九街有一艘船，这艘船好像自己会出去散步，有时在，有时又不在。

漂泊的荷兰人，他想。

“抱歉，”她说，“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荒唐。也许他现在回家了，也许他哪都没去，只是躲在家里生怕有人提着战斧要把他拉到祭坛上去。”

“有可能。”他说，但还是把笔记本抽了出来。“名字再说一遍，”他说，“刚好让我有点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