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发生了许多事，星期二发生了一点儿事，星期三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总之没发生什么事情让调查有进一步发展。

马丁·贝克一醒来就有一种感觉：这一天会很特别。

他觉得心神不宁，而且很不高兴。他昨天很晚才上床，早上又很早就起来，醒来时嘴里有一股铅味，脑袋里还在跑着尚未理完的思路。

警局里也笼罩着同样低迷的气氛。蒙忪兀自沉默地思考着，文件翻了又翻，齿问的牙签咬断了一根又一根。斯卡基看来无精打采，巴克隆德则带着一脸受伤害的表情，老是在擦眼镜。

根据经验，马丁·贝克知道每一次艰难的调查都会有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这有可能持续几天或几个星期，甚至没有突破的时候。他们从手上既有的资料找不出任何头绪，所有的资源似乎都已经耗尽，而且，所有的线索推论到最后也只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他能顺着自己的直觉做事，他会干脆放下一切，搭火车到福斯特保海滩，躺在沙滩上，徜徉在瑞典难得的暖流之中。今天早报上报导，水温华氏七十度，这对波罗的海而言，确实是不寻常的温暖。

但是，当然了，一位刑事长官是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尤其，他又身负寻找凶手的任务。

这一切都非常恼人。他极需做一些肉体和心理的活动，但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因此，他更不可能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

经过几小时的毫无动静以后，斯卡基直截了当地问：

“我应该干什么？”

“去问蒙松。”

“我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摇摇头，走进自己的房间。

他看看时钟。才十一点而已。

离布罗贝里和海伦娜·哈松抵达马尔默，还有几乎三小时。

既然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他便打电话到帕尔姆格伦的公司，要求和马茨·林德讲话。

“林德先生不在，”金发接待小姐懒懒地说，“可是——”

“可是什么？”

“我可以帮你接他的秘书。”

马茨·林德确实不在。他搭星期二下年的飞机从卡斯特洛机场飞往约翰内斯堡了。这是一趟紧急的商务旅行。

但万一有人突发奇想想跟他联络，在约翰内斯堡也找不到他。

因为此时飞机还在半空中。

不能确定林德先生什么时候会回来。

这次出差有什么计划吗？

林德先生每一次出差都有非常仔细的计划。

高效率的秘书很有权威地回答。

马丁·贝克挂断听筒，一脸责难地瞪着电话。

嗯，让布罗贝里和林德当面对质的计划泡汤了。

他突发灵感，又拿起听筒，拔了位于哥本哈根考陀维特街那家空运公司的电话号码。

当然可以告诉你。

今天早上霍夫一延森先生突然有急事必须去里斯本一趟。

你可以稍后打电话到里波达德大道的提沃理旅馆找他。

可是此刻飞机还在半空中。

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回丹麦。

马丁·贝克把这些消息告诉蒙松，后者只是冷淡地耸耸肩。

两点三十分，布罗贝里和海伦娜·哈松终于到了。

除了典狱长和一团偌大的绷带，布罗贝里还有律师陪同。

他什么话也没说，但那名律师可不缺话讲。

布罗贝里先生不能讲话，因为他遭到来自警方最残酷的暴力虐待。就算他现在能说话，除了一星期前已经说过的证词以外，他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律师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事先预备好的说辞，偶尔还对操作录音机的斯卡基投以凶狠的眼光，斯卡基不禁面红耳赤。

然而，马丁·贝克不在乎。他左手撑着下巴坐着，聚精会神地凝视扎着绷带的那个男人。

较之林德与霍夫一延森，布罗贝里是全然不同的类型。他很胖，有一头红发、粗大凶横的五官、一对闪烁不定的淡蓝眼珠和啤酒肚。而如果隆布洛西的罪犯理论正确的话，依照他看，布罗贝里就属于应该马上送到煤气室处死的那种人。

这个人，光是看着他就令人不快，而且他穿得十分俗气、缺乏品位，几乎令人替他觉得可悲，马丁·贝克想。

律师基于职业对布罗贝里十分同情。他一直滔滔不绝，马丁·贝克也随他说去，虽然这个人一定会在法庭上重复他目前的大半论调，不过也没有大碍。

律师这类人只能这样。因为只有让布罗贝里得到释放或类似的判决，并且让贡瓦尔·拉尔森和萨克里松因违反规定受到惩罚，他才能够拿到丰厚的律师费。

就算结果如此，马丁·贝克也不在意。他向来就很不苟同贡瓦尔·拉尔森的办事方法，但基于同袍应该互相忠诚的传统，他一直忍着不加干涉。

等律师结束了布罗贝里受难记后，目光始终不离囚犯的马丁·贝克说：“那么，布罗贝里先生，你不能说话吗？”

对方摇摇头。

“你对马茨·林德的看法如何？”耸耸肩。

“你想他有能力接管贵公司的经营大任吗？”又耸耸肩。

他又审视了布罗贝里大约一分钟，试图捕捉他阴睛不定的眼神。

这个人显然心怀畏惧，但看起来也是一副准备与人搏斗的样子。

最后，马丁·贝克对律师说：“好吧，我想你的客户已经被这一个礼拜的种种事件搞得心神不定。也许今天就这样结束好了。”

每个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布罗贝里、律师、斯卡基，甚至典狱长。

马丁·贝克站起来，去看看蒙松和巴克隆德把海伦娜·哈松处理得怎么样了。

他在走道上遇见奥萨·托雷尔。

“她说了什么？”

“一大堆。但是没有你用得着的。”

“你住在哪家旅馆？”

“跟你一样。萨伏大饭店。”

“那么也许我们今晚可以一起吃晚餐？”

如果可以，那么或许这苦闷的一天，至少可以有个愉快的结尾。

“可能很困难。”奥萨·托雷尔推诿道，“我今天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办。”

她回避他的眼光。这很容易，因为她连他肩膀都不到。

海伦娜·哈松接连不断地讲，蒙松像老僧人定似的坐在那里不动，录音机转个不停，巴克隆德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脸上挂着震惊的表情。一定是他对生命那份纯洁的信仰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马丁·贝克就站在门口，两肘靠在金属档案柜上，观察那个女子逐字逐句地重复先前已对科尔贝里说过的话。

此时她那算得上端庄的表情，或虚假粉饰的坚强，都消失了。

事实上，她已经完全丧失了勇气，而且疲惫不堪。她只是一个妓女，处在力不从心的困境，吓都快吓死了。她泪眼婆娑，很快就吐露了她那一行所有的人事和所有的细节，显然希望能够因此减轻罪刑。

场面看起来非常令人沮丧，马丁·贝克和来时一样安静谨慎地离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此时室内一片空荡，甚至比先前还要闷热。

他注意到原先汉普斯·布罗贝里坐过的那把椅子，包括椅面和椅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电话响起。

当然是马尔姆。还会有谁？

“搞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

“调查案子。”

“等等。”马尔姆烦躁地说，“我们不是说清楚，甚至都说得很明白了，这个调查要尽可能谨慎而有效地进行吗？”

“是的。”

“你以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来一场疯狂枪战，打一场狠架，这叫谨慎？”

“不是。”

“你看到报纸了没有？”

“是，我看到报纸了。”

“你认为明天会怎么样？”

“不知道。”

“‘警察施压逮捕两名可能完全无辜的人’，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显然，督察长这些话有一点儿道理，马丁·贝克没有马上回答。

“呃，”最后他说，“看起来是有点儿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我现在在火线上挨打？”

“太糟了。”

“我可以告诉你，署长和我一样生气。我们已经在他办公室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

骡子懂得互相止痒，马丁·贝克暗自想。这应该是一句拉丁文谚语。

“你怎么有办法见到他？”他无知地问。

“我怎么有办法见到他？”马尔姆重复道，“你在讲什么？你当这是一个笑话吗？”

人人都知道，警政署长很不愿意与人交谈。谣传某高层官员甚至威胁过，要开一辆钢耙卡车到警政署，强行冲破它无比神圣的大门，以求跟署长有个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总之，无论是面对全国人民或对他毫无防备能力的团队，这位先生都是个十分嘴拙的人。

“好吧，”马尔姆说，“难道你不能至少说，逮捕凶手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吗？”

“不能。”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只不过需要更多的证据？”

“不是。”

“你知不知道他是在哪一种圈子里活动的？”

“一点儿都不知道。”

“那真是怪了。”

“是吗？”

“你到底要我去跟有关方面怎么说？”

“就说实话。”

“什么实话？”

“毫无进展。”

“毫无进展？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以后？而这批办案人员还是我们最优秀的人才？”

马丁·贝克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我总共办过多少案子，但是到目前也为数不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

“那我相信。”马尔姆用安抚的口吻说。

“但是我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这个。”马丁·贝克继续说，“一个星期其实是很短的时间，而这个调查还不到一星期，你知道。我星期五到这儿，今天是星期三。前不久我们才逮捕了一个人，他是在十六年前犯下谋杀案的——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是在你上任以前。”

“好的，这我都知道。可是，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

“这你之前说过了。”

“这可能引起国际性的复杂效应。”马尔姆的声音里带着焦虑。“事实上，效应已经出现了。”

“怎么说？”

“已经有好几个外国大使馆不断向我们施压。而且我确信已经有外国情报人员插手了，他们很快就会出现在马尔默或哥本哈根。”他停顿一下，然后用颤抖声音说，“或我的办公室。”

“唉，无论如何，”马丁·贝克安慰他，“他们再怎么样，也不会把事情搞得比那些秘密警察糟糕吧。”

“你是说安全局的人？他们有一个人在马尔默。你们开始合作了吗？”

“我可不会这么说。”

“你们还没有碰面吗？”

“我已经看到他了。”

“如此而已吗？”

“是的。而且，那还是因为我无法视而不见。”

“我们也还没有从他们那儿接到任何正面消息。”马尔姆意气消沉地说。

“你期待他们会有正面消息吗？”

“我老觉得，你好像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那你就错了。我从来没有看轻过任何一起谋杀案。”

“可是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

马丁·贝克觉得这句话他好像才听过。

“你不能用老办法处理这件事。”马尔姆一字字加重了语气说，“维克托·帕尔姆格伦是一个重要的人，无论在此地或国外都是如此。”

“是啊，我猜他大约每个星期都要上报章杂志一次。”

“汉普斯·布罗贝里和马茨·林德也都是杰出的市民。”

“原来如此。”

“你不能用老办法对付他们。”

“当然不会。”

“同时，对透露给新闻界的消息，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

“我本人可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就像我上次告诉你的，如果帕尔姆格伦的某些活动被公开出来，有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谁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还会有谁？”马尔姆烦躁地说，“当然是国家，我们的国家！如果人们发现，某些政府官员原先就知道其中一些交易活动，那么——”

“那么怎样？”

“那么它的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

马丁·贝克厌恶政治。如果他有什么政治看法，他也绝对保留在心里。他向来都尽量避免接下可能有政治后果的案件。

一般来说，如果政治案件出现在谈话当中，他是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

但是这一次，他忍不住问：“对谁而言？”

马尔姆仿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一样叫了一声。

“反正你尽力而为就是了。”他请求道。

“好，”马丁·贝克口气温和地说，“我会尽力而为——”隔了一秒钟，他补上一句：“斯蒂格。”

那是他第一次直呼督察长的名字，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剩下的时间，在郁闷的气氛中度过。

帕尔姆格伦调查案陷入了泥沼。

然而，警察局里却不寻常地热闹。马尔默警方突袭了市内两处妓女窟，窟内的员工固然愤慨异常，受捕的嫖客则更是无地自容。

奥萨·托雷尔说她有很多事情要做，此话显然不假。

他大约八点钟时离开警局，心中仍然觉得不安，而且有些担忧。

他丧失了胃口，因此，也不必提什么斯堪的纳维亚式晚餐了。总之，他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的米堤城小吃店强迫自己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

他仔细而缓慢地咀嚼食物，透过窗户研究那些流浪街头的青少年，他们在广场的方形池塘周围吸大麻，并用大麻交换偷来的唱片。

四下不见警察，儿童福利局的人员一定也忙别的事情去了。

最后，他沿着南宅路散步，斜穿过斯托格街，走下港口。等他回到旅馆，已经是十点三十分了。

进了旅馆大厅，他马上注意到有两个男人坐在餐厅人口右边的安乐椅上。其中一个高大秃头，有一嘴又浓又黑的胡髭，皮肤也晒得非常黑。另一个是驼背，几乎形同侏儒，有着苍白的脸、鲜明的五官和狡黠的眼睛。从两个人的穿着看得出品位很高，有胡须的那位穿着深蓝色的山东绸，驼背的那个穿着剪裁合体的浅灰色西装，内着背心；两人都脚蹬雪亮的黑皮鞋。这两人动也不动，两眼空洞地瞪着前方。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有一瓶芝华士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外国人，马丁·贝克想。旅馆里多得是外国人，他看到外面的旗杆上，至少就有两个国家的旗子他不认得。

从柜台取房间钥匙时，他看见保尔松从电梯出来，向那两个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