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土尔路二十三号是一栋破旧的老建筑。从燠热的户外走进来，楼梯问里出人意料的凉爽，似乎有冬季潮湿的寒气从剥落的墙缝里渗了进来。

斯文松太太住在二楼。附有“伊娃·斯文松”的那扇门，看起来像是厨房的入口。

科尔贝里用力敲门。一分钟后，他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安全锁链被解开来的声音。门微微打开。

科尔贝里对着门缝出示他的警汪。他看不见前来应门的人，但是在门打开之前，他听到一声深深的叹息。

科尔贝里果然猜对了，他一踏进门，就是一问大厨房。在他背后把门关上的女人，长得瘦瘦小小的，五官鲜明，表情哀伤。她的头发稀稀拉拉的，可能曾经染成了白色，因为她头发的末梢几乎都是白的，头顶的颜色则比较暗，到了接近头皮一英寸的部分，又变成了棕色。她穿着一件廉价条纹棉布家常服，腋下有两坨又大又黑的汗渍。那气味告诉科尔贝里，上次清洗过以后，这件衣服她不知道又穿了多久。她的两腿光溜溜的，脚上穿着一双颜色难以辨认的绒布拖鞋。科尔贝里知道她才二十九岁，但如果凭外表猜测，他会以为她至少有三十五岁。

“警察。”她迟疑地说，“又怎么了？如果你要找贝蒂尔，他不在这儿。”

“不，”科尔贝里说，“我知道他不在这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谈一谈。我可以进来吗？”

女人点点头，走到靠窗的厨房用桌那里。在塑料花桌布上，有一本打开的杂志和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一只蓝花的小碟子里，有一根还在袅袅生烟的过滤嘴香烟。碟子里已堆满了烟蒂。桌子周围有三张椅子。她坐下来，从碟子里拾起香烟，指指她对面的那把椅子。

“坐。”她说。

科尔贝里坐下来，望见窗外是一个荒凉的后院，只有一个拍打地毯用的架子和几个垃圾桶，院子看起来总算不至于那么单调。

“你想要谈什么？”伊娃·斯文松开门见山地问，“你不能待太久，因为我得去游乐场带托马斯回家。”

“托马斯，”科尔贝里说，“是小的那个？”

“是的，他六岁。我买杂货和清房子的时候，就把他留在经济学院后面的游乐场里。”

科尔贝里张望厨房。

“你还有一个孩子，是吗？”他说。

“是，乌苏拉。她去了夏令营，在儿童岛。”

“你住在这里多久了？”

“从四月到现在。”她说，大口吸着烟，直到那根香烟只剩下过滤嘴。“但是我只能在这里待到夏天结束。老太太不喜欢小孩。妈的，真不知道到时能去哪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科尔贝里问。

女人把压扁的滤嘴丢进碟了里。

“有，我替住在一起的这个老太太做事。也就是说，我用收拾房子、做饭、买菜、洗衣和伺候她，交换住在这里。她太老了，无法自己下楼，所以她要出门的时候，我得帮她。还有其他一些杂事。”

科尔贝里对着一扇与外门相对的房门点点头。

“你们住那里吗？”

“是。”女人简短地应道，“我们住在那里。”

科尔贝里站起来，打开房门。那房间大约十二英尺宽，十六英尺长。窗户对着荒凉的后院。两张床各靠着其中两面墙壁。

其中一张床底下有另一张可以拉出来的矮床。一个衣柜，两把椅子，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再加上一条破地毯，即是旁间里所有的陈设。

“不是很大。”伊娃·斯文松在他背后说，“但是她允许我们爱在厨房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小孩子可以到后院里玩。”

科尔贝里回到厨房用桌边。他看着女人，此时她正用一根食指在塑料桌布上比划着。他说：“请你告诉我过去这几年你和你丈夫的状况。我知道你们已经离婚或分居了，但是在那之前呢？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是吗？”

“是的，他大概在两年前被炒鱿鱼。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每个人都被炒了鱿鱼，因为他们把公司关掉了。一定是那个公司不赚钱。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工作。在那之前，他那个职位相当不错，他原来是做办公室职员，可是因为教育程度不够，他申请的工作都被资历比较好的人拿去了。”

科尔贝里点点头。

“在公司关门以前，他在那里做了多久？”

“十二年。在那之前，他还在同一个老板的另一家公司里做过，就是帕尔姆格伦。呃，或许他不是老板，可是他拥有那家公司。贝蒂尔在那里的仓库工作，后来改做送货员，然后，又被调到这家关门的公司。另外那一家一定也关门了。”

“你们结婚多久？”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在惠桑泰德市结婚的。”

她咬一口先前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看了看，站起来，走到橱柜旁边，把三明治扔进水槽。

“所以，我们一共结了八年半婚。”她说。

“你们在什么时候搬到波莫拉的？”科尔贝里问。

女人仍然站在水槽边，用小指头的指甲抠牙齿。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那之前，我们住在费斯曼纳路的一栋公寓。那是公司的房子，因为帕尔姆格伦先生也拥有那栋楼房。然后，因为他要把那栋公寓装修成办公大楼，所以我们就搬到他新建的另一栋公寓。那里看起来当然好很多，但是离市区非常远，而且，房租实在很贵。贝蒂尔被炒鱿鱼以后，我以为我们必须搬家，可是后来又没有。总之，搬家是后来的事情了，而且，是为了其他的缘故。”

“什么其他的缘故？”科尔贝里问。

“嗯，譬如说，贝蒂尔喝酒。”她含糊地说，“还有，我们底下的邻居老抱怨，因为他认为我们太吵了。但是我们并不比同一栋楼里的其他人吵闹啊。那栋楼房的声音非常容易传出去，即使隔着好几层，你都可以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儿叫啊、狗吠啊、放音乐啊等等。原来我们还以为楼上那一家有钢琴，后来才知道，有钢琴的那一家在我们顶上再上去三层楼。然后又不准小孩子在屋里玩。总之，去年秋天我们就被赶出来了。”

太阳开始照进厨房里，科尔贝里拿出手帕来擦额头。

“他喝得很凶吗？”他问。“是，有时候。”

“他喝酒以后什么样子？会很粗暴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走回来坐下。

“有时候他会发脾气。对丢掉工作、对整个制度等等很生气。我很烦，每次喝了几杯，就要听他抱怨那些。”

“记录里面说，你们家有时候有打架的情况。”科尔贝里说，“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哦，那不是真的打架。我们有时候会吵架，有一次，我们还在睡觉，小孩子半夜醒来，就开始在那里玩，最后巡警就来了。当然，偶尔我们说话声音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

科尔贝里点点头。

“你们受到威胁必须搬出去时，没有去找租屋人协会帮忙吗？”他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类似的组织。总之，也无法可想了，所以我们就搬出来了。”

“在那之后，你们住在哪里？”

“我找到一个转租的套房，就一直住在那儿，后来才搬到这里。但是离婚以后，贝蒂尔就搬到一家单身旅馆住了。现在他住在马尔默。”

“嗯。”科尔贝里说，“你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伊娃·斯文松用手指拨弄着后脑勺的头发，想了一会儿说：

“上星期四，我想就是那天。他来得很突然，但是大约一小时后，我就叫他走了，因为我必须干活儿。他正在放假，他说，打算在斯德哥尔摩待几天，他甚至还给了我一点儿钱。”

“从那以后，你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吗？”

“没有。之后，他应该回马尔默去了。总之，我就没有再看到他了。”她转过身，瞥一眼立在冰箱上的闹钟。“我得去接托马斯了。”她说，“如果把小孩子留在那里太久，他们会不高兴的。”

她站起来，走进房间，但是让门开着。

“你们为什么会离婚？”科尔贝里说着，一边站起来。

“我们对彼此厌倦了。什么事情都一团糟。到后来，我们一天到晚吵架，而且贝蒂儿又整天在家怨东怨西，自艾自怜，最后，我连看他一眼都受不了。”

她走进厨房。她已经梳了头，换了一双凉鞋。

“现在我真的得走了。”她说。

“只有一个问题了。”科尔贝里说，“你丈夫认得他的大老板帕尔姆格伦先生吗？”

“哦，不认得，我想他连见都没见过他。”她说，“帕尔姆格伦高高坐在办公室里经营事业。我想他根本也没去过他的那些公司。它们都是由其他老板或类似经理的人在管理。”

她从炉子旁边的挂钩上取下一个拉绳式的袋子，打开厨房门。科尔贝里帮她扶着门，让她在他前面走进通道。

然后他关上门说：

“你都读些什么报纸和杂志？”

“我有时看《快报》，特别是星期天的时候。每星期还看《汉尼斯》和《Min Varld》。我觉得杂志太贵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科尔贝里说。

他们在大门外分手，他望着她走向欧登普兰街，她廉价衣服下的身形看起来格外清瘦矮小。

等科尔贝里打电话到马尔默告知他的调查结果时，已经是下午了。到最后那半小时，马丁·贝克等电话等得不耐烦，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电话终于来的时候，第一声还没响完，他就抓起听筒。

他开启和电话接在一起的录音机，让科尔贝里滔滔不绝地讲，既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语。

等科尔贝里讲完，马丁·贝克说：

“办得好，伦纳特。这下子我大概不会再麻烦你了。”

“好，”科尔贝里说，“看来你找对家伙了。现在我得回去办我的事儿了，但是记得保持联络——让我知道结果如何。替我跟值得问候的人说声‘嗨’。再见。”

马丁·贝克把录音机带到蒙松的办公室。他们一起把录音带整个听了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马丁·贝克问。

“嗯，”蒙松说，“有动机。首先，他在帕尔姆格伦的公司干了超过十二年被解雇，然后被同样属于帕尔姆格伦的房地产公司逐出公寓，最后又加上夫妻仳离。为了得到工作，他必须搬离斯德哥尔摩，那份工作，就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而言，都比过去的旧职位差。这一切，都是因为帕尔姆格伦。”

马丁·贝克点点头，蒙松继续说：“不仅如此，上星期四他在斯德哥尔摩。我真无法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去绿地站抓他。如果当时没有错失良机，帕尔姆格伦断气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手上了。想到这点就令人恼火。”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办好。”马丁·贝克说，“但是这等以后再告诉你。知道了缘由，你会更恼火的。”

“好，那留着以后再说吧。”蒙松说。

马丁·贝克点起一根烟，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个逐客令，其实里面有诈。显然是房地产公司招来各个机构找他麻烦。”

“再利用某个邻居从旁协助，是的。”

“这个人，无疑也是受雇于帕尔姆格伦或布罗贝里，或者两者都有。事实表明，当他不再受雇于帕尔姆格伦，帕尔姆格伦便要把他赶出公寓。在斯德哥尔摩，像那样的一间公寓可是值一大笔钱——一大笔肮脏钱。”

“你的意思是，帕尔姆格伦叫他的房地产员工找一个借口把他赶出去？”蒙松说。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当然，是通过布罗贝里来动手。而贝蒂尔·斯文松本人，一定了解这其中的内幕。所以他痛恨帕尔姆格伦就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了。”

蒙松抓抓后脑勺，作了一个鬼脸。

“是，是这样。”他说，“但是，会极端到开枪杀他——”

“你知道，斯文松忍受这佯的苦日子已经相当久了，当他开始领悟到这不是自己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受到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不公正的对待，他的仇恨就变成了某种着魔般的念头。因为，他生命中的一切，都被一点一滴剥夺了。”

“而帕尔姆格伦正好代表了那个社会集团。”蒙松说着，点点头。

马丁·贝克站起来说：“我想，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暂时先派一个人去盯住他，以免又把他搞丢了。派一个不会在工作时间跑去追小猪的人。”

蒙松吃惊地瞪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