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追随杰·贝克的学徒生涯结束后一年，杰被一位叫艾丝美拉达·维斯奎兹的古巴弗拉明戈舞者踢出他自己的公寓。艾丝美拉达随着《三便士歌剧》巡回剧团四处演出，到波士顿的第二晚认识了杰。演出三星期后，她基本上已和杰同居，虽然杰并未如此看待他们的关系。不幸的是，艾丝美拉达却做如是观，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她逮到杰和同团另一个舞者在床上时，她气成那样的原因。艾丝美拉达抡起刀子，杰和那位舞者夺门而逃，一晚不敢回家。

那位舞者回到她和男友合住的公寓，杰跑来敲我的门。

“你惹火了一位古巴弗拉明戈舞者？”我说。

“好像是。”他说，把一箱贝克牌啤酒放进我的冰箱，一瓶芝华士威士忌放在料理台上。

“这叫聪明吗？”

“好像不是。”

“或许，甚至可以说笨？”

“你打算絮絮叨叨一晚，还是做个好孩子，告诉我你把炸薯片放在哪里？”

于是我们坐在我的客厅沙发上，喝他的啤酒和威士忌，谈被女人奚落到差点去势、惨烈的分手、嫉妒的男友和丈夫，和其他几个若非酒精和同伴助兴，恐怕没有一半好笑的类似话题。

就在话题渐渐枯竭时，我们抬头正好看到电视上打出《核战爆发令》的片头字幕。

“该死，”杰说，“放大声点。”

我照做了。

“是谁导演的？”杰说。

“吕美特。”

“你确定吗？”

“绝对。”

“我以为是弗兰克海默。”

“弗兰克海默拍的是《五月里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我说。

“你对。老天，我爱这部电影。”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坐着不动，全神贯注地看亨利·方达饰演的美国总统咬紧牙关，对抗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突然发疯，由于计算机出错导致美国突击中队通过失灵保险点，轰炸莫斯科，然后可怜的亨利·方达必须再多咬紧一些牙关，下令轰炸纽约市，以安抚俄国人及避免爆发全面核战争。

电影结束后，我们辩论哪一部片子较好——《核战爆发令》还是《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我说根本没得比，《奇爱博士》是杰作，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是天才。杰说我太附庸风雅。我说他太缺乏想象力。他说亨利·方达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演员。我确定他喝醉了。

“如果他们有一种超级机密的暗语，能召回那些轰炸机就好了。”他靠回沙发，眼皮半垂，一手拿着啤酒，另一手端着威士忌酒杯。

“‘超级机密暗语’？”我笑。

他转过头来。“不，说真的。假如老总统方达私底下跟每一个中队飞行员谈话，给他们每人一个只有他和他们知道的暗语。然后他就可以在他们通过失灵保险点之后召回他们。”

“可是，杰，”我说，“目的就在这里—他不能召回任何人。他们被训练成将通过失灵保险点以后的任何通讯当作俄国人的诡计。”

“尽管如此……”

38台播完《核战爆发令》后，紧接着又播《不堪回首》（Out of the Past），另一部很棒的黑白片，那个年代38台很酷，经常播这一类老片。中途杰起身上厕所，回来时又从厨房拿了两罐啤酒。

“如果有一天我要送口信给你，”他说，酒精使他舌头打结，“那是我们的暗语。”

“什么？”我说。

“失灵保险。”他说。

“杰，现在演的是《不堪回首》。《核战爆发令》半小时前就演完了。纽约炸成碎片。认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他挣扎着从沙发靠垫坐起。“如果有一天我要送口信给你，比如说从坟墓，口信会是‘失灵保险’。”

“从他妈的坟墓？”我笑着说。“你当真？”

“像心跳一样认真。不，不，听我说。”他倾身向前，睁大眼睛保持清醒。“这是一个玩命的行业，老弟。我是说，不像调查局那么出生入死，但也不是花拳绣腿。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他揉揉眼睛，再度摇头。“要知道，我有两个脑，帕特里克。”

“你是说你有两个头。艾丝美拉达会说，你今晚用错了头，这就是为什么她想一刀剁了它。”

他冷哼一声。“不。好啦，我有两个头，当然。可是我说的是脑。我有两个脑。真的。”他用食指轻敲他的头，斜眼看我。“其中一个，正常的那个，不成问题。但另一个是我的警察脑，它从来不休息。它半夜叫醒我的另一个脑，逼我起床思索究竟什么事情让我隐隐然感觉不对劲。我说啊，我有一半案子是早上三点破的，完全因为第二脑。”

“每天早上穿衣服一定很难。”

“呃？”

“我说啊，这两个脑子，”我说，“对衣服的品位会不会不同？对其他东西呢？比如食物？”

他对我伸出中指。“我是认真的。”

我举起一手投降。“说真格的，”我说，“我多少有点明白你在讲什么。”

“得了。”他挥挥手，“你还太嫩，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第二脑，老弟，是乌鸦嘴。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投缘，可以交朋友、当情人等等，你希望关系能发展下去，但你的第二脑开始工作。你不想让它工作都不行。它发出警报，直觉上的，于是在你内心深处，你知道你不能信任这个人。第二脑注意到你的正常脑子不能或不愿注意的迹象。你可能要花几年才搞清楚那个迹象是什么——也许是你的朋友一讲到某个字就结结巴巴的样子，也许是你的爱人一看到钻石眼睛就亮起来，虽然她说她根本不在乎钱。也许是——谁知道？但一定有某个迹象。而且最后证明是对的。”

“你醉了。”

“我是醉了，但不表示我说的不是实话。听着，我只是说，万一我被做掉？”

“是？”

“做掉我的不会是黑帮打手或下三滥毒贩或某个我从一英里外就嗅出来的人。做掉我的一定是我信任的人，我爱的人。也许我进了棺材还信任他们。大部分的我。”他对我挤挤眼。“但我的第二脑，我发誓，是测谎器，它会叫我对这个人建立某种防护措施，不管我的其余部分愿不愿意。所以，就是它了。”他对自己点个头，靠回沙发。

“就是什么？”

“就是这办法。”

“什么办法？你起码二十分钟没说过一件正经事。”

“万一我死了，某个我亲近的人来找你，胡扯一通带了一个关于《核战爆发令》的口信，你就知道你应该宰了他们或痛扁他们或大体而言整得他们七荤八素。”他举起啤酒。“我们干杯为盟。”

“不包括用刀片切开拇指，把两人的血混在一起之类的吧？”

他皱眉。“跟你不必。干杯。”

我们干杯。

“但假如陷害你的是我怎么办，杰？”

他看我，眯起一眼。“我猜，那我就没辙了。”他大笑。

几年下来和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他把那个我称作“从坟墓来的口信”修改得更加完善。愚人节加了进去，作为第二个笑话，以戏弄那个或那些陷害他之后还想来跟我交朋友的人。

机会渺茫，我总是告诉他。好比在撒哈拉沙漠埋了唯一一颗地雷，然后期待某个特定人士踩到它。一个人，一颗地雷，一个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沙漠。

“我愿意赌一下，”他说，“也许机会不大，但一旦地雷爆炸，几英里外的人都看得到。只要记住我的第二脑，老弟。当我的其余部分埋在地下时，第二脑说不定会给你捎来一个口信。保证到时候你会听到。”

我听到了。

隔了这么多年，他送信来叫我“宰了他们或痛扁他们或大体而言整得他们七荤八素。”

行，杰。没问题。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