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市区，到玛丽安的竞选总部参加讨论视频脚本的会议，空气像被汗水湿透的毯子一般包裹着全身；停车以后，我双腿都粘在了车座上，背上的衬衣也滑腻腻的。

比起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的气氛又火热了几个点。电话铃不断，打印机阵阵嗡鸣，房间里一片热烈的讨论声。

多莉·桑切斯抬起头来，从她办公桌那边向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走向那间空的办公室，感谢他们最后还是帮我留着了。我整理了一下，拿出脚本，准备应战。这时接待员出现在门口；她脑袋上挂着耳机，像长了一个新器官。

“你的电话，艾利，”她说。

“找我的？”她指了指桌上的那部黑色电话。谁会打到这找我？我只告诉过苏姗自己在这工作，蕾切尔只打我的手机。

“你好？”

“艾利，我是大卫·林登。”

接待员回到大厅去了。我坐在桌子边上，努力不去理会那阵穿透全身的颤动。

“啊，没想到是你。会……会议开得顺利吗？”

“哦，就是那种现成的安达信咨询研讨会，没什么新东西。”

“是这样啊。费城天气如何？和这边一样热吗？”

“不知道，我还在芝加哥呢。”

心跳加快了。停下！我责备自己。

“我……我决定休个假，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自从你告诉我……自从我们去过朗代尔，我想过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死，还有为什么我母亲从不把这件事告诉我。”

“一定很震惊吧。”

“的确很震惊。但你和你父亲——呃，那是另外——不管怎么说，我决定要调查父亲的死，看看能发现些什么。既然我已经都来了，就顺便多呆一段时间。”

“你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事过去都快六十年了。”

“我明白，但我必须知道真相。”

“万一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

“我……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他顿了一下。

“其实，我就是为这个打来的。你之前做过类似的调查。我现在有一些想法，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午餐有空吗？”

温暖的光点顿时在体内跃动。

“嗯，当然，应该有空。”

“我过去找你可以吗？”

“不如我去找你吧？附近有个熟食店。”

“我过去的话会不方便吗？我还从没见过竞选是怎么运作的。”

我犹豫了一下，不太想让他把我和任何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我听出他声音里的热情。

“好吧，半小时后这边见。”我把地址告诉他。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的？”

“我可是大侦探呢。”

“大卫……”

“我打电话到你家，你女儿告诉我的。”

三十分钟后，接待员按铃通知有人找我，可玛丽安还没从办公室出来。我走出去迎接他；接待员这次没有直接消失在桌子后面，而是忙着清理接待区，时不时向大卫瞟一眼，露齿而笑。大卫一见到我，顿时笑逐颜开；接待员的笑容随即消失。

领他走出大厅，我只允许自己给他一个浅笑。

“大卫，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会儿就能结束了，但会议还没开始呢。”

他四周看看。

“我可以等。”

“可能得有一段时间，但愿你带了什么可读的。”

他耸耸肩。我引他到那间空的办公室，想再找一把椅子；这时就看到多莉·桑切斯搬着一把椅子从屋子那边过来了。

“你一直都这么高效率吗？”我说。

她嫣然一笑。

我替他们介绍了一下，她问了一些初次见面总是会提的问题，大卫欣然作答，然后他们聊了起来。我捋了一下头发。多莉很善于跟人聊天，五分钟之后他们还在说，我心里一阵刺痛，随即告诉自己这实在傻透了。接着，门口出现一个人影；我瞥眼过去，是玛丽安。她手里拿着包，正看着我们。

多莉紧张起来，可能因为她，我也跟着紧张。

玛丽安盯着大卫。

“这位是谁？”

我感到空气中一阵细微的震颤，好像某种日常的秩序被扰乱了。

“这是大卫·林登。我的一个……朋友。”

“是这样呀。”玛丽安观察着大卫。多莉看着她看他。没人讲话。然后她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大卫。”大卫握住她的手。

玛丽安扭过头来看着我。

“亲爱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她说得简明扼要，“我们现在就可以过一下脚本。”她转过身去，走向办公室。

讨论结束我返回时，多莉还坐在桌子边上和大卫说笑，棕色修长的双腿在桌边晃来荡去。看到我过来，她跳下桌子。

“怎么样了？”大卫问道。

“还行。”我把文件扔到桌上。

“只做了几处修改。”

他很孩子气地向我竖起大拇指，我忍不住笑了。

“嗯，那我先走了，”多莉从我身边过去，轻轻耸了耸肩，走出了房间。

“聊得真愉快，大卫。”她身后留下一股浓郁性感的香水味。

“还想去吃午饭吗？”我语气中透着不悦。

大卫似乎没注意到。

“我都快饿死啦！”

我们推开门走到街上，一阵滞重闷热的气浪袭来，卡车和汽车慢吞吞开过，车身上升起闪动着的热气。行人迟缓地拖着步子，走路似乎变成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走拢街角的熟食店，我脖子后面都湿了。

这时午餐高峰时段已过，店里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位客人；不过，最近好像午餐推后都成习惯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店里有一种大蒜、洋葱、可能还有熏牛肉混在一起的气味，虽然我从来都分辨不清，但一闻总会食欲大开。一位女引座员领我们穿过铺着黑白色瓷砖的餐厅，让我们坐在一处色调明亮的卡座，周围回响着模糊不清的小熊队比赛实况广播，偶尔传出一阵讨论声。一位女服务员递给我们两份菜单；她穿着白上衣，黑色裤子明显小了一号。

我盯着菜单，对于大卫和多莉如此合得来，还是有点不爽。大卫把墨镜推到头顶，也在看菜单。女服务员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碟碟的食物，饮料，还有一个盛着腌黄瓜的银色小罐。她先把食物送到邻桌，再把腌黄瓜放在我们桌上。

我瘫坐在位子上，觉得大卫肯定更想跟多莉·桑切斯一起出来。又怎么能怪他呢？多莉迷人性感，颇有亲和力，况且我又不是他的谁。就算是我先遇见他的，而且他留在芝加哥也有我的原因，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人关系。算了，无所谓，我不想追问他有关多莉的事，免得把现有的关系破坏了。我把手叠放在膝上。

“呃，你刚刚和多莉在聊些什么？”

他拿了一条腌黄瓜，分成五块，放了一块在嘴里。

“我可喜欢这个了，”他说。

“你呢？”他叉起一块伸过来。

我从他叉子上咬下来。

“我没怎么跟你讲过自己的事吧？”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

“什么意思？”

“你比较了解我父母的事，但关于我知道的不多。”

“嗯……确实，不过……”

他打断了我。

“像多莉和我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敞开心扉。”

多莉和我？看来她出手快得很呢！

“是这样的，我们都在收养所长大。”

我一愣，停止了咀嚼。

“我母亲到了费城以后嫁给一个名叫约瑟夫·林登的男人。在我大约七岁的时候，他们双双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语调平静，好像在预报一阵冷空气来临，而不是在讲述一场改变人生的悲剧。

“那是一个冬天，刚下过一场暴风雪，费城有很多山地，车子就那样失控，冲下大桥。”

我皱起眉头。

“因为在那边没有亲人，至少是没能找到什么亲戚，我就进了收养所，呆了十年。”

那个女服务员为我们点了单，大声报了一遍，随即走开了。

我看着大卫，不知先问什么好。

“你是怎么……怎么……？”

“进过收养所的孩子有一种特别的眼神，我隔很远就能看出来。他们往往耷拉着眼皮看人，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目光，不想被注意到。他们就只想敷衍过去，不惹麻烦。多莉就有那种眼神，我想自己也有。”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一直戴墨镜吗？“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完全不像……像你说的那样。”但愿这么说不会显得势利。

“关于这点，我从没质疑过自己。母亲经常对我说，我能够，不，我一定会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说我是特别的。”他叹了一声，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呼了一口气。

“我一直深信不疑，虽说后来我也意识到，她这话更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

“怎么说？”

“我就是邪不胜正的证明。在希特勒几乎杀光了犹太人之后，我出生了，我就是她的胜利。我是一个切实的存在，一个可触可感的证明——不是纳粹，而是她，赢了。她像对待王子那样养育我，当然不是以物质享受，因为严格地讲，我们那时是贫穷的。但我拥有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他垂下目光。

“直到她去世。”

点的菜端上来了。他拿起烤牛肉三明治，大口吞食着，我慢慢地吃一份沙拉。

“那十年我不断地被送去费城的各个收养所，”他咬下一口，说道。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下巴上的一条肌肉轻跳着。

“但我很幸运，拿到了去宾州州立大学的全奖。一年之后，又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后就一直呆在费城。”

女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过来，我把手罩在自己的杯子上，但大卫点了点头，她就倒了一杯给大卫。大卫打开两个糖包，倒进咖啡里搅拌。不管莱尔·戈特利布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至少她是个好母亲；她对儿子的信念，支撑着儿子渡过了那段充满孤独和磨难的少年时期。他撑过来了。还有多莉。

我把自己的盘子推开。

“那么，说说你的计划吧。”

他啜着咖啡。

“我想去找一下警方，看看能不能拿到父亲那件案子的卷宗。如果当时负责此案的警察还在世，可能还要拜访一下他。”

我咬着唇。

“我知道希望渺茫，”他说。

“但说不定，他有个儿子或者女儿，他们能记得什么。”

我摇摇头。

“怎么了？”

“找警察没用。”

“为什么？”

“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给你，尤其是，严格说来，这个案子还没结案。”

“但已经过去60年了。”

我耸耸肩。

“你怎么知道的？”

“几年前，为了当时拍的一个片子，我想弄到一个案子的卷宗，那时案子还没破。我尝试了很多渠道，写了不少信，甚至还托了些关系，都没用。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犯人、或犯人的亲友？’我不是犯人，但结果都一样。”

大卫皱眉。

“为什么会这样？”

“想想吧，要是卷宗里有这样的记录怎么办，比方说警探怀疑史密斯先生杀死了布朗先生，但警方没有证据起诉他。如果消息泄露了，不管他是不是有罪，史密斯先生，或者他的下一代，就能以诽谤罪控告警方。当今的世道，人都会这样做。”

“但我并不想公开这些信息。”

“跟这没关系，”我说。

“不过，嘿，试试也好，先别太失望。”

女服务员在旁边晃来晃去。大卫摇了摇头，她有点失望。

“我还想找找认识我父母的人，”他说。

“就是说，除了你父亲以外。那个你父亲的朋友，巴尼，还在世吗？”

“十年前就去世了。”

“哦。”他啜了一口咖啡。

“那么，我可能会找一下我母亲在钢厂的工友。”

我想到琳达·乔根森，应该把她的名字告诉他；又想到那个莱尔和艾弗森一起的新闻短片；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还可以找找父亲的雇主。你父亲说他是快递员？”

“对，”我说。

他突然笑了，眼睛旁边的纹路加深了一点。

“你知道，那张母亲的照片，是我拿到的唯一有关她的东西。希望你父亲知道，我有多珍惜它。”

“他会的。”

“我父母总是轻装简行，你懂的，轻简到我能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收到一个盒子里。其实，我只有一样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钟。”

“钟？”

“是布拉格一个有名钟楼的模型，叫布拉格天文钟。他战后带回来的。”他又喝了一口咖啡。

“据说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机械钟之一，建于15世纪。钟面上显示出太阳，月亮，和一些星星的运行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又不断有新的装饰和雕刻添上去。二战期间纳粹毁掉了这座钟楼，不过听说已经修复了。我拿到的当然只是一个便宜的复制品……”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渐渐沉默。

我心里想，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该怎么纪念父亲呢，好像一张大乐团专辑、或一盒哈瓦那雪茄都不太够格。

“不过，很奇怪，”他接着说。

“我母亲总说这个钟很珍贵，其实不然。我拿去鉴定过，发现20世纪的时候生产了很多。”他耸耸肩。

“但没关系。”

“我理解。”

“真的？”他把咖啡杯推到一边。

“我们是不一样的，你和我。你认识你的父亲。你有他的照片，他的东西。你可以证明他的存在。我不能。我去过德国，寻找母亲的亲人，甚至还找到了她的一个邻居。但我从没找到任何有关父亲的线索。好像他和他的家人从未存在过。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仅有的就是那只钟。”

女服务员送来账单，放在了一个棕色小托盘上，我和他都伸手去拿，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我的。

“是我约你出来的，记得吗？”说着，他在我手上压了一下。

一阵暖意涌过。

他拿了账单。

“这就是我想要弄清父亲身世的原因，”他继续说道，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是我的一部分，是我所继承的传统的一部分。我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理解，对吗？”

我刚要说是，但马上停住了。库尔特·魏斯不是他的父亲，保罗·艾弗森才是；那他继承的究竟是什么传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