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秋天，一列火车在欢送的锣鼓声中驶出了北京火车站。车上的年轻人在与站台上的亲人挥手告别之后，很快就开始了轻松的谈笑，还有人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他们的身体内燃烧着青春的激情，因为他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夏大虎和陆伯平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一起上学，一起下乡。此时，他们面对面坐在车窗旁，看着外面不断变换的景色，谈论着未来的生活和理想。每当火车从城镇边穿过时，每当一群孩子在路基下跟着火车奔跑欢叫时，他们的心底就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但是随着车轮声的延续，他们的感觉变得越来越迟钝，只有那些大城市火车站台上专门准备的歌舞才能唤起他们心中一阵短暂的激动。列车穿过哈尔滨之后，路边的村镇越来越少，车厢里的喧闹声也越来越小，似乎大家都想到了旅途的终点。

第二天的午夜，他们终于走下了火车。在灯光昏暗的火车站前，他们拿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分别爬上不同的卡车。夏大虎和陆伯平被分到了同一辆车上。汽车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停在了几栋低矮的房子旁边。迎接他们的是五十多岁的老连长。老连长手提马灯，把他们带到一间低矮的土房里，让他们先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再安排住处。

这是食堂的仓房。屋里有一铺大炕，上面铺着草席。地上摆着一溜大缸，散发着老咸菜的气味。十几个男女同学自然地分成两堆，穿着衣服挤坐在炕上。虽然将近两天的旅途已经使大家疲惫不堪，但是他们都没有睡意，也没有话语。油灯的火苗无力地跳动几下，终于熄灭了。黑暗中传出女孩子的哭泣声。

早饭后，老连长给新来的知青安排住处。那是一排青砖房，左边是男宿舍，右边是女宿舍。每个宿舍里都有南北两铺大炕。这里已经住进了早来的知青，包括北京的、天津的和哈尔滨的。“老知青”热情地帮助新知青安放行李。一铺炕上要睡十几个人，每人的地盘一米宽，包括墙上相应位置的吊板。老连长强调白天要把被褥叠放整齐，因为他们已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了。夏大虎他们把行李铺好，把手提包等杂物放到吊板上，然后急不可耐地走了出去。

这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小兴安岭脚下的村庄，过去叫农场，如今叫连队。知青宿舍在场区的东南角，面对通向县城的大道。西北边是老职工的家属区，南边是场院、机务排和畜牧排。场区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远处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山林。他们觉得，这里真是广阔天地。他们期盼着大有作为。

然而，“北大荒”既有绿色的春天和金色的秋天，也有红色的夏天和白色的冬天。生活是不能选择的。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和简单饮食，让知青们体会了生活的艰辛。不过，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贡献力量。

夏大虎和陆伯平曾经看着天上的星星，认真讨论过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憧憬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相信那理想社会离他们并不遥远，大概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过，他俩对实现理想的道路有不同的看法。夏大虎认为，必须先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比方说，大家想吃多少猪肉就能有多少猪肉。陆伯平却认为，必须先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让大家都能做到大公无私。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有时，他们也会悄悄谈论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譬如遗精，或者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跑马”。伯平说，他又跑马了，因为做了一个梦，干活儿的时候，他悄悄拉了一个女青年的手，结果就跑了。大虎说，他也跑马了，也是做了一个梦，是和一个女青年亲嘴儿时跑的。伯平说，那太危险了，因为男的和女的一亲嘴儿，女的就会怀孕生孩子。大虎说，你得了吧，亲嘴儿才不会怀孕哪，只有男的和女的干那个事儿，就是男的往女的小便里撒尿，女的才会怀孕。伯平说，要是按照你的说法，那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会干那种事儿吗？大虎哑口无言了。伟大领袖当然不会干那种“低级趣味”的事儿！

那个时候，男女青年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隔离墙。他们干活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休息娱乐也不在一起。必须互相说话时，他们往往也会自动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只有在连队开大会的时候，男女青年才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连队大会一般都是晚上在女知青的大宿舍举行。女知青们坐在南边的大炕上，男知青们坐在北边的大炕上，而且开会前都要“拉歌”——男的唱一支歌，女的唱一支歌，有时也会男女合唱一支歌。虽然白天的劳动很累，但是很多知青都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会后，男知青也会谈论女知青，但一般都使用嘲笑或者贬损的语言。如果某个男知青一不留神说了某个女知青的好话，那肯定会招来一阵哄笑。不过，夏大虎和陆伯平后来有了接触女知青的机会。

为了参加全团的文艺汇演，连队领导组织知识青年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夏大虎身材高大，嗓门洪亮，主演英雄人物李玉和；陆伯平面皮白净，能说会道，扮演叛徒王连举。不过，在这场戏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当然是革命接班人李铁梅。

李铁梅的扮演者叫白玫，是哈尔滨知青，据说有俄罗斯人的血统。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而且一笑就露出两颗挺俏的虎牙。她小时候学过跳舞，嗓音也很优美，所以一上台就能博得满场掌声。平时连队开大会，男女知青拉歌对唱，她是绝对主力，有时还会献上一曲独唱。总之，她是连队里出众的女知青。

在排演《红灯记》的过程中，夏大虎和白玫是“父女关系”，经常合练。由于夏大虎不善于和女生交谈，而且合练时总有些不好意思，所以白玫常嘲笑他，叫他“小封建”，但他对此并不反感。

陆伯平虽然在戏中扮演了让人讨厌的叛徒，而且有个不太好听的外号“路不平”，但是他性格活泼，喜欢说笑，在知青中很有人缘，不少女知青都对他颇有好感。

当然，业余文化生活只是知青生活中的点缀，他们生命中最富活力的时间都献给了黑土地上的艰辛劳作。春天，他们在风沙中播种；夏天，他们在酷暑中除草；秋天，他们在泥水中收割；冬天，他们在冰雪中刨粪……

年复一年，知青们似乎习惯了这种艰苦平淡的生活。

同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却似乎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了。

一天晚饭后，陆伯平把夏大虎叫到屋外，说给他看一样东西。他们来到场院南边没人的地方，伯平掏出一张信纸，递给大虎，只见上面写道：“亲爱的伯平……”

大虎连忙合上信纸，还给伯平说：“这我可不能看！”

伯平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咱哥儿俩，谁跟谁呀！”

大虎还是把情书还给了伯平，问道：“谁写的？”

“白玫！”

“是她？”

伯平感觉大虎的声音有些怪，忙问道：“怎么？你觉得她这人不行？”

“还行。挺能干的，长得也可以。就是比你大两岁，有点儿不合适。”

“这倒没什么。找个大姐，能照顾人。对了，她跟你同岁，你俩挺合适。”

“别胡扯，人家找的是你。”其实，大虎心里对白玫也有好感。

“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事儿。”

“那你打算咋办？”

“她约我到水库边儿的小树林去见面。我觉得不去不合适，而且我想把这封信还给她。可我自己咋去？你跟我去吧。”

“你别逗了！人家约的是你，我去算干吗的！”大虎的心底升起一丝醋意。

“大虎，你说什么也得帮这个忙！你想啊，我要是自己去跟她见面，让别人看见就说不清啦！万一再让连长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剋惨啦！”

大虎觉得不好推辞，就说：“我去可以，但不说话。你的事儿，得你自己说。”

“那当然。”

“不过，你跟人家说话也得婉转点儿，别太伤人！”

“这我早想好了！”

他们并肩向水库走去。

水库位于连队的西南，是利用一条沟塘的地势筑坝拦水而成的，面积不大，但水挺深。水库的东南是大坝，西南是山林，东北边的地势比较平缓，有一片人工种植的马尾松林。伯平和大虎来到松林旁边，看到已在等候的白玫。伯平走上前去，大虎则停住脚步，转回身去，眼睛望着连队的方向，耳朵却在倾听。

伯平说：“你早来啦？”

“嗯哪！你咋不自己来？”白玫的声音很小。

“大虎是我的好朋友。我俩无话不说，所以就叫他来了。”

“这我知道。可有些话……咱们往那边儿走走？”

“就在这儿说吧。”

“在这儿咋说呀？”

“那就我说。你写的那个信，我看了。”

“你咋想？同意不？”

“我想，咱们都年轻，还是多考虑工作和学习。那事儿以后再说吧。”

“你不乐意？”

“也不是。可这种事儿要是让连里人知道了，多不好！”

“你就是怕别人知道？”

“也不光是为了这个。”

“那还为了啥？”

“我也说不清楚。”

“你就说我这人咋样吧？”

“你？挺好的。可是……”

“配不上你？”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还年轻，现在就考虑这事儿，太早！”

“那咱们可以慢慢处嘛。处对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伯平，我觉着你人好，我乐意跟你处！我知道连里的人会说三道四，可我不怕！别人爱咋说咋说，我又不跟他们处对象！”

“可是……我想，还是过一段儿再说吧。真的！我没别的意思。这是你那封信，你自己保存吧。我得走了，大虎还等着我呢！”

“伯平……”

伯平回到大虎身边，推了他一把，两人快步向连队走去。

那一年的秋天多雨，拖拉机下不了地，大片的小麦都得靠人工收割。小伙子们白天抡了一天大刈刀，晚上一关灯就睡得跟死猪一样。

一天早上，知青们被连长的哨音叫醒之后，惊讶地发现陆伯平的被窝里多了一个脑袋，还是长头发的。陆伯平也醒了，一见白玫躺在身边，吓坏了。这时，小伙子们都愣了。白玫倒是满不在乎，大大方方地下地穿鞋走了出去。当然，她穿着衣服呢。

白玫出去之后，男知青一下子炸了窝。大家嘻嘻哈哈地又喊又叫。有的说，“白玫半夜走错门儿咋没进我的被窝”。有的说，“李铁梅爱上王连举，可是站错了阶级队伍”。还有人让陆伯平坦白交代，夜里都干了啥事儿。

陆伯平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时，旁边的女宿舍里也传出叽叽喳喳的嬉笑声。

这件事为单调乏味的知青生活增添了浪漫的色彩，而且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那些一直敢想而不敢说的话题。不过，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连队领导为什么对此事置若罔闻。

麦收结束后，连队决定休息一天。上午，老连长把知青召集到大宿舍开会。大家一个挨一个地坐在南北两铺大炕上。老连长站在地中间，大声讲道——

“同志们，今天俺要讲两个事儿。第一个，大家要爱护连队的东西，这是国家财产。在麦收的时候，我看见有人随便去捅鼓康拜因。你不懂就不要去乱捅鼓！捅鼓坏了咋整？还有不爱护马的。那些拉车的马，不兴乱骑！你们懂不？现如今俺们是生产建设兵团，那就跟军队一样啦！那军队的东西，啊，军马，军车，还有那啥，军羊和军猪，能随便乱捅鼓吗？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嘛，俺得多念叨两句儿。头几天，有个女青年儿半夜跑到男青年宿舍里去了。有这事儿吧？这像话嘛！说是半夜撒尿回来走错了门儿。俺不信！你钻被窝的时候里边儿有个大活人，你愣不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资产阶级思潮！就是让小青年儿去追求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儿！你们懂不？低级趣味儿！这就是俺们连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就叫……‘树要动，可风不刮’！”

大家哄堂大笑。一个知青说：“那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笑啥？这是俺们大老粗的话，意思是一样的！毛主席教导俺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们懂不？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俺不反对。可你们不要老谈什么……乱爱嘛！现如今俺们是生产建设兵团了，咋的也能算半拉军人。你们懂不？啊？这个……没了！那啥，白玫和陆伯平到连部来一趟。毛主席教导俺说：‘要斗私批修’。散会！”

散会以后，小伙子们回到宿舍。有的利用这休息时间给家人写信；有的到水房洗衣服；而多数人则围坐在炕上“敲三家”。夏大虎喜欢打牌，自然加入了“敲三家”的队伍。但是他心中惦记着被连长叫到办公室去的陆伯平，所以有些心不在焉，以至于站在身后的观阵者忍不住叫了起来：“对叉！下对叉！然后开车走大贡！嗨，真他妈的死熊！”

夏大虎只好让出位子，走到门外去张望。

快到午饭时，陆伯平和白玫一前一后从连部走了回来。进屋后，伯平躺到自己的铺位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开饭了，大虎叫伯平去买饭，伯平摇摇头说不想吃。大虎自己去买了两份饭回来，叫伯平一起吃。伯平开始还说不吃，但后来禁不住炒洋白菜中那几片肉和过油土豆片的诱惑，终于坐了起来。

饭后，小伙子们都钻到被窝里睡觉，弥补平日缺欠的睡眠。大虎也睡了。伯平则躺在行李上，愣愣地想着心事。

大虎一觉醒来，见伯平不在身边，连忙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转了一大圈，终于在场院南边的大树下找到了伯平。

大虎走过去问：“你咋一个人跑这儿来了？”

伯平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嗨，心里闷得慌，出来走走。”

“连长剋你啦？”

“其实也没啥，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白玫。这事儿是我逼她干的。对吧？说真的，我没想到她对我这么‘铁’！上午在办公室，她一口咬定这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儿。她说，她悄悄地爱上了我，可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说，有什么处分都由她一个人承担。她还说，她就是一心想嫁给我。开始连长说要让我俩在大会上作检查，后来被白玫说的，只好同意让白玫写一份检讨，就算完事儿了。这让我心里怪过意不去的。”

“那你现在打算咋办？”

“我想约她出来谈谈。”

“你可别再让连长逮住。”

“这我知道。”

“说老实话，我觉得白玫这人真不错！”

“那你就得帮我个忙。”伯平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一会儿开饭，你抽空把这个交给她。我现在去找她不合适，太显眼！”

“这没的说！”大虎接过了纸条。

晚上开饭的时候，大虎把纸条交给了白玫。当他说“这是伯平给你的”时，他看到白玫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他苦笑一声：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伯平很晚才回到宿舍。

从那以后，伯平经常在晚饭后外出。他与白玫的关系也渐渐成了连队里“公开的秘密”。在那个禁止恋爱的时代，这两个勇敢者的行为自然成了知青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虽然知青们在谈论时多使用嘲笑的言语，但他们心中隐藏的却是羡慕和嫉妒。

白玫确实像大姐一样关照伯平，给他织毛衣，洗衣服，有时还给他送来一些好吃的。小伙子都称她是伯平的“老铁”，意思是铁了心的女友。

大虎觉得伯平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说了。但他也是受益者，因为白玫每次给伯平洗衣服总会给他捎上两件，而且白玫给伯平送来好吃的，伯平也总和他分享。

小伙子们对伯平的“晚归”已经习以为常，但有时也跟他开个玩笑。

有一次，伯平半夜摸黑进屋后发现自己的被窝里有人，他不敢声张，只好在炕梢找个空地方忍了饥渴。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自己被窝里的“人”实际是摆成人形的枕头和衣服。不过，伯平对这些恶作剧并不生气，因为他知道大伙儿没有恶意。

1972年的春节，夏大虎和陆伯平回京探亲。离家两年多了，他们觉得北京的变化很大。特别是北京火车站前修了地铁，他们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回家的电车站。当他们背着大包小包走进熟悉的小院时，两家人都乐坏了。

那个年过得真热闹！

在一个月的探亲假里，他们几乎天天往外跑，去找老同学，去看知青战友。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在准备买回东北的火车票时，伯平突然对大虎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爸给他找了个路子去参军。他爸在机关工作，特有门路。那个年代，年轻人都想当兵，但是走后门儿参军绝不是件容易事儿。大虎心里有些嫉妒，但也为伯平高兴。

大虎回东北那天，伯平到火车站送行。他们心里都不太好受，但还是尽量说些高兴的话。临分手时，伯平让大虎给白玫带了一封信。

回到连队之后，大虎把伯平参军的喜讯告诉了白玫，并把那封信交给她。大虎本以为她会高兴，但是她愣了半天，后来拿着信跑了。

开始伯平还有信来，渐渐就没有了音讯。大虎对此并不介意，但白玫很着急，几乎每次见到大虎都要问有没有伯平的信。听说没有，她那眼圈就发红。大虎只好劝她，说部队要求严，训练忙。开始她还听，后来索性不听了，也不问了。

半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大虎去水房打水时看见白玫一人向水库走去。大虎叫了两声，但她没回头。大虎回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急忙向水库跑去。

那天月亮挺圆，大虎老远就看见白玫站在水边。他不想惊动她，就钻进路边的松树林，绕到她身后不远的地方。他看不见她的脸，但是能隐约听见她在哭泣。大虎正犹豫是否应该走出去劝说时，看见她慢慢向水中走去。大虎急忙冲过去，抓住她的胳膊。此时水已没到膝盖，她挣扎着要往水里扑。大虎顾不上许多，一下子把她抱起来，回到岸边。

白玫先用拳头捶打大虎，后来就趴在大虎胸前痛哭起来。大虎不能推开她，只好劝她。她终于止住了哭声，发现自己在大虎怀中，感觉很不好意思，便站到了一边。

大虎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收到了陆伯平的信，要断绝两人的关系。她接受不了，不想活了。大虎劝了很久，直到白玫答应不再去寻死，才把她送回宿舍。

那天晚上，大虎给陆伯平写了一封信，质问他为什么这样无情无义，并告诉他白玫是多么爱他，甚至不惜为他去死。大虎在信中说，如果有一位姑娘这么深深地爱上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她！

大虎确实被白玫感动了。他觉得白玫就像小说里的人物，那么崇高，那么美好。

大虎终于收到了回信。陆伯平在信中说，为了入党提干，他不得不牺牲爱情。而且，他与白玫天南地北，维持朋友关系已不现实，只能给双方带来痛苦。他说，反正要分手，还是早分为好。最后他说，不希望看到大虎去顶替他的角色！

当时，大虎对陆伯平的最后一句话很不以为然。他不会做那种乘人之危的事情！虽然他常去安慰白玫，但主要是出于对白玫的同情。没想到，相处多了，同情逐渐就变成了爱情，而且发展的速度还很快。

1973年春天，夏大虎从大兴安岭伐木归来，见到了白玫。几个月的离别使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那天晚上，他俩站在场院后边的大树下，互相倾诉思念之情。当语言不够用时，大虎就抱着白玫，不住地亲吻。后来，白玫说身体不舒服，大虎连忙追问。白玫搪塞了几句，然后才说，她本该来月经，但是没来，所以肚子不舒服。

大虎缺乏性知识，只是从那些骂人粗话中知道有男女关系。他问白玫，月经是怎么回事儿。白玫很大方地给他讲了讲，然后让他给揉肚子，说这样会感觉好一些。

……

没过多久，连队领导准许上山伐木的知青休探亲假。由于白玫冬天留在连队值班，也获准休假。他俩非常高兴，决定一起回家，先到哈尔滨，再回北京。

白玫的姥姥是俄罗斯人，在俄国内战期间随父母流落到哈尔滨，长大后就嫁给了中国人。白玫的父母是解放军干部，随军南下后定居在北京。白玫5岁多的时候，姥爷去世了，父母便把她送到了哈尔滨。她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后来就从哈尔滨下乡来到北大荒。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在北京跟着父母长大的。

白玫的姥姥是高级翻译，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和俄国话。她已退休，但仍然从事一些文字翻译工作。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还有两样嗜好：一个是跳交谊舞；一个是喝烈酒。看到大虎买的两瓶伏特加酒，她很高兴，对大虎的印象也很好。晚饭后，她专门教大虎跳了一段交谊舞，还跟大虎合唱了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姥姥家有两间卧室，一间是姥姥的，一间是白玫的，还有一间挺大的厨房。洗漱之后，大虎悄悄问白玫：“今晚儿我睡哪儿？”

白玫笑了笑，反问道：“你想睡哪儿？”

“我睡你的房间。”

“那我呢？”

“你跟姥姥睡一屋。”

“那不行！姥姥睡眠不好，怕别人吵。”

“看来，我只能睡厨房了。”

“不会那么委屈你。你就睡我屋吧。”

“你睡厨房？不会吧！”

“我才不睡呢！回家了，我自然得睡我自己的房间。”

“那……你姥姥能同意吗？”

“这就是姥姥说的。告诉你，姥姥可开放啦！不过，你睡我屋得有个条件。”

“啥条件都行。”

“老老实实睡觉，可不兴乱说乱动！”

“我绝对老实！”

大虎喜出望外，高兴地去跟姥姥道了晚安。姥姥还俏皮地冲他挤了挤眼睛。

大虎和白玫关好房门后，急不可待地拥抱在一起。一阵热吻之后，大虎说：“你那次不是说要给我当老师吗？讲啥生理卫生。”

“给你讲，可以，那你得当好学生。我先告诉你，你只能看，不能动。行吗？”

“行，我听你的。”

白玫脱去了衣服。

……

白玫哭了。大虎抱着她，不住地劝慰。

白玫终于止住了哭声，说：“我不是怪你。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我只是心里难过。我真希望是一开头就爱上了你。要是没有……他就好了！你能原谅我的过去吗？”

大虎真诚地说：“我不管你过去爱过谁，只要你今后一心一意爱我，我就会爱你一辈子！”

“大虎，你真好！”白玫也给了大虎一个热吻。

大虎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咱们这样，你会怀孕吗？”

“你放心吧，不会的。姥姥给我讲过，只要记准了来月经的日子，一准没事儿。告诉你，这叫排卵期避孕法。”

“你姥姥真是个好人！”

夏大虎和白玫在哈尔滨住了三天，然后才乘火车回到北京。白玫住在父母家。不过，她和父母弟妹都没有多少感情，所以几乎每天都到大虎家来。大虎的父母原本对儿子找个哈尔滨对象不太满意，但是看到白玫之后，感觉她人品很好，而且家庭出身不错，也就同意了。

大虎和白玫回京之后不久，陆伯平也来北京出差。在小院里见面时，三个人都有些不自在，特别是白玫。她发现陆伯平穿一身军装显得更加英俊，而且她感受到陆伯平目光中的忧伤与怨恨。她有些心烦意乱。

这天下午，大虎出门买东西，院子里的人都去上班了，白玫一人坐在里屋的床边看书。忽然，外面传来敲门声，她起身走到外屋，隔着门玻璃看见是陆伯平。她犹豫了一下才打开门，站在门口说：“大虎不在家。你找他有事儿？”

“不！我想跟你谈谈。能进来吗？”

“咱们有啥可谈的。”白玫嘴里说着，身体却让开了门口的路。

陆伯平走进屋来，坐在外屋方桌旁的木椅上，“我觉得咱们之间有些误会。”

“啥误会？”

“也许我现在不该说。事情都过去了，你和大虎也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可不说我心里又憋得慌。每当看见你和大虎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那滋味就甭提多难受了！”

“你有啥可难受的？”

“因为我一直在爱着你！难道你忘了咱们在水库旁的小树林里立下的誓言：‘海可枯，石可烂，我俩的爱情永不变’！”

“那可是你先变的。那天看了你的信，我真想死了算啦！”

“那是我对你的考验。我本以为你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我本以为这能使我们之间的爱情更加浪漫。可谁想假戏做成了真的！你竟然忘记了咱们的誓言！”

听了陆伯平的话，白玫觉得天旋地转，身体向后仰去。陆伯平见状，急忙上前一把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

白玫清醒过来，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她一把推开陆伯平，说道：“不！你骗人！你骗人！”她跑进里屋，趴在床上痛哭起来。

陆伯平跟了进来，站在白玫的腿边，诚恳地说：“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一直以为真正的爱情可以经受住任何考验，而且只有经过考验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以为自己得到的就是真正的爱情……”

白玫的哭声渐渐小了，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她抬起头来，哽哽咽咽地说：“可你……为啥不早点……来信告诉我？”

“我太相信咱们的爱情了。我本以为爱情很神圣，可我现在才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圣的爱情！什么海誓山盟？都是骗人的鬼话！”

“你不能这样说我！你……没有权利……这样说我！这不是我的错！”

屋里安静下来。陆伯平望着呆呆坐在床边的白玫，心里一阵冲动。他坐到白玫的身边，抓起白玫的手，恳求地说：“亲爱的玫，我爱你！我真心实意地爱你！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以后绝不会再干那种傻事儿了！”

白玫的嘴唇颤抖了两下，艰难地吐出两个字：“晚了！”

“为什么？”陆伯平一下子站起身来，“难道，你也让他动过了？”

白玫吃力地点了点头。

“你……”陆伯平扬起右手，但是那手在空中停顿半天，却落在自己的脸上。

白玫急忙站起身来，双手拉住陆伯平再次伸开的手臂，哭道：“伯平，你要打就打我吧！”

陆伯平突然冷静下来，看着白玫的眼睛：“那你就让我再玩儿一次！”

“不！你别！”白玫本能地退到床边。

“为什么不行？你本来就是我的，却被他占有了，我现在要夺回来！”

白玫望着陆伯平那火辣辣的目光，身体无力地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

第二天，陆伯平就回部队了。

回到农场之后，白玫对大虎不仅体贴入微，而且百依百顺。不过，她很快就带给大虎一个不好的消息——她怀孕了。两人既害怕又着急，想方设法去掉这块心病，但是都没有成功。他们也拐弯抹角地打听了，县医院对人工流产的管理很严格。

白玫给姥姥写信求助，但是姥姥反对堕胎，希望他们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大虎决定与白玫结婚。他写信告知父母，当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父母坚决反对他在东北结婚。白玫也通知了父母，当然也受到了坚决的反对。然而，白玫的肚子已经显形，不能再拖延了。

大虎和白玫找到老连长，坦诚地说他们要结婚。老连长其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已经看出了端倪，就很痛快地按照虚岁给他们开了登记结婚的介绍信，并且帮他们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扎根边疆干革命”。

登记之后，连长又把场院旁边的一间土坯房分给他们居住。此时，大虎已经当上了木匠，就自己做了一对木箱和一个炕桌，算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1973年的秋天，夏大虎和白玫结婚了。他们没有办喜事，只是准备了一些喜糖。不过，知青们还是凑钱买了毛巾和脸盆，作为新婚贺礼。毕竟他们是知青中第一对走入洞房的人！

婚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温馨愉快的。虽然很艰苦，但是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吃同住了。而且，他俩都是吃苦耐劳的人，一起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年底，他俩回到哈尔滨和姥姥一起度过新年。姥姥很高兴，送给他们每人一块手表，还送给他们200元钱——那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那个新年大概是他们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孩子出生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两家的父母都反对这桩婚事，所以他们只能完全依靠自己。于是，生活变成了简单重复的劳累，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样样都不可少，样样都很乏味。不过，他们都没有抱怨，也都没有后悔。

白玫有时也会伤感，因为她在其他知青的眼中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娘们儿！

孩子两岁那年，大虎和白玫带着孩子回北京过春节，看望了两边的父母。生米煮成熟饭，父母们也就接受了。

孩子四岁那年，知青纷纷返城了。大虎和白玫也想回北京，但是白玫的户口来自哈尔滨，而且有了孩子，很难办。这时，大虎的父亲卧病在床，单位从北京那边办好了让大虎“困退”的返城手续。大虎不愿意把白玫母子留在北大荒，犹豫不决。白玫则坚决让大虎先走，说是为了儿子的未来。

1978年的春天，大虎回到了北京，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白玫带着孩子留在农场。此时，“扎根边疆干革命”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口号。而像白玫这样留在当地的知青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后来，白玫的父母找关系把白玫调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三河县，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直到孩子上小学之前，她们的户口才终于辗转落进北京。

一家团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三口和大虎的父母挤住在两间半平房内——那半间是大虎自己盖的，而且大虎的父亲终日卧床。白玫没有工作，就帮助婆婆操持家务，伺候公公。大虎工作的小厂也不景气，只能发基本生活费。

为了养家糊口，大虎开始走街串巷地给人做家具。他心灵手巧，手艺不错，而且待人诚恳，所以找他做家具的人家越来越多。白玫在忙完家务之后，也经常去给大虎打下手。他们总算有了稳定的收入。

孩子上初中那年，大虎的父亲去世了。对于一家人，这也算是个解脱。

此时兴起了下海经商，大虎和白玫就用积蓄作本钱，成为了走南闯北的一对“倒爷”。他们倒卖的东西很多，包括服装、鞋袜、电子表、太阳镜等等，其中也有走私进来的“水货”。有一年冬天，他们看准时机，几天几夜没睡觉，硬是从海南带回北京一火车皮的西瓜，赚了不少钱。虽然他们也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但是精明加上勤劳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孩子上高中那年，大虎又看准了室内装饰的市场潜力，开办了“美虎装饰公司”。经过几年的经营，公司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白玫不再外出工作了，在相当舒适的家中当起了全职太太。在周围人的眼中，他们属于幸福的成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