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没有问题。鸡肉香脆。烤马铃薯咸淡适中。沾莴苣叶的辣酸酱很够味。餐桌上还有一瓶冰镇的加州白葡萄酒。

可惜的是蒙妮卡的情绪，把这顿可口的晚餐整个破坏了。她沉默忧郁，心神恍惚。

“怎么了？”狄雷尼问。

“没什么。”

两人收拾好餐桌，静坐着冲咖啡嚼脆饼。

“怎么回事？”他再问。

“没什么。”还是这句答辞，但是他瞧见她眼里贮着泪。他起身，凑向她。胖胳臂环住了她的肩膀。

“蒙妮卡，究竟什么事？”

“今天下午，”她吸着鼻子说。“那个座谈会是谈小孩子受虐待的问题。”

“要命！”他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手握着她的手。

“艾德华，那太可怕了。我以为自己承受得住，可是不行。”

“我明白。”

“他们放了一部彩色影片。我真想死。”

“我明白，我明白。”

她凝视着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忍受得了，看这类事情看了三十年。”

“我始终不能习惯，”他说：“永远都不能。你以为布恩为什么会开酒戒？”

她一惊。“为了这点？”

“部份。也是绝大部份。看着人怎么对付人——还有对付那些孩子。”

“你看他会告诉蕾贝嘉吗？”

“我不知道。可能不会。他觉得惭愧。”

“惭愧！”她喊道。“对遇害的死者表示同情觉得惭愧？”

“这是警察的职责。不容许参杂其他的情绪。”

“我想喝一杯白兰地，”她说。

白兰地喝过，厨房清理完毕，夫妇俩便进入书房。蒙妮卡坐下来，动手写信给孩子们：小艾迪、莉莎、玛莉和希薇雅。

狄雷尼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木椅上。他又斟了一杯白兰地，边饮边看着赫伯的演讲稿。这已是第三遍。

郎赫伯讲述的这些动机并无惊人之处。以他三十年警探的经验，狄雷尼都办过这些类似的案子。他认为郎赫伯的说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理论重于实际。

好比在实验室里，生物学家、科学家的兴趣专注在分析一个动物、一头野兽。但是对本身陷在森林中的人而言，这些分析、解说毫无意义。他面临的是纯猝的恐惧和危险。

刑警人员就是置身在森林里的人。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实验室里的人。后者关心的是因，前者关心的是果。

另一点令狄雷尼失望的，便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不在连续盲目凶杀凶手的名单之内，郎赫伯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狄雷尼任由讲稿落在他的腿上。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疲乏的揉着眼睛。

“要不要再来一杯白兰地？”他问太太。

她摇了摇头，专心写信。他定定的望着她。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她显得女人味十足。皮肤润滑，发丝闪亮。

她起劲的写着，脸上含着笑。这一刻，狄雷尼感觉，她彷佛就是他心目中一尊完美无瑕的女性塑像。

“蒙妮卡。”

她抬起头，眼光带着问号。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关于座谈会的问题？如果令你心烦的话，就不必了。”

“不会。我现在已经好了。你想知道什么？”

“他们有没有给你有关虐待儿童案件的统计资料，是增加还是减少？”

“有，”她点头。“近十年一直在增，不过发言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医生和医院方面警觉性提高，据实向官方呈报的关系。过去，他们都相信父母的说词，认为孩子是意外受伤。”

“很可能，”他同意。“他们有没有按性别来统计这些案子的主犯？是男的多还女的多？”

她考虑一会。

“我想不起这种统计。有很多案子是父母一同牵涉进去的。有的甚至一个是主犯，另外一个不声张，保持缄默。”

“唔，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主犯会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她瞪着他，想弄着楚他究竟在探索什么。

“艾德华，我刚才说了，没有这类的统计。”

“要是你猜呢？”

她很为难。

“可能是女人。”她终于开口，但很快又补充道，“这是因为女人受的压力和失败太多的缘故。我的意思是，她们整天关在家里，带一群哭闹的孩子，做不完的家务、煮饭、打扫。男人出去上班就可以躲开这些琐碎。”

“言之有理，”狄雷尼说。“那你猜这些虐待孩童的人起码有一半是女人——还是超过一半？”

她骤然间提高了警觉。“你干嘛问这些问题？”她问。

“只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