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台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一位英国总督离开后，我们必须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们选《马来前锋报》董事经理尤索夫当古德的继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为了让联邦知道新加坡人愿意接受马来人为领袖，我们选了个出类拔萃的马来人。我知道尤索夫为人不错，生活习惯简单，行为举止得体。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充满活力，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2月3日他在政府大厦宣誓就职，正如内阁成员六个月前那样。内阁宣誓就职时没什么布置，这次却有时间列出一份按礼节排名的重要社会领袖、商界领袖和领事团成员的名单，适当地安排座位。此外，我们在早上八点举行就职典礼，那时太阳还没升高。因为过后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列队走过政府大厦台阶前面的游行，展示了新的国旗，一个合唱团唱了新国歌。立法议员和部长们都在台上观礼，四周有群众围观。随着2万名男女和儿童拿着旗帜在自治邦新元首面前走过，各种彩色气球冉冉升空。

国旗的设计花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要红色；马来人要红白两色，那是他们象征勇气和纯洁的传统颜色。但是印尼国旗已经用了红白两色，波兰也如此。华人受了共产党中国国旗上的五颗黄星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结果我们选定新月加五颗白星，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颗星。五颗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进步、正义与平等。国旗的设计是为了协调不同种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们也对国徽的设计达成协议。国徽上有个由一弯新月和五颗星星组成的盾，两旁由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支撑，下面有条饰带，写着马来文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进吧，新加坡!"

选择国歌的过程比较容易。曲调必须有本地区的风格，歌词用国语。恰巧当时有个早年来自苏门答腊的马来作曲家朱比赛，他创作的一支曲子，让以杜进才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中了。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比较慢，曲名和主题就是"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尽管我们在执政的最初六个月内一直在摸索，我们仍然为政府的许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括在实现建屋计划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计划后来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观。1960年2月，我们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它的职能分散给建屋发展局和策划局，前者成为国家发展部属下的一个部门，后者归总理管辖。接着我们委任林金山为建屋发展局主席。这个委任关系重大。林金山和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是同届同学。他原本从商，是个讲究实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给自己的硕莪厂设计了一架硕莪加工机。除了担任本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负责经营岳父的当铺和父亲的汽油站。他的本领是多方面的。为了给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吴庆瑞要保证政府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当，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建屋发展局做到这一点。

林金山依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终于把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3万个居民无家可归。在短短18个月内，林金山让他们住进一房式组屋，这种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广东民路我的选区内兴建一座组屋，位置很显眼，我的选民眼看着它一层一层地盖起来，巴不得早日搬进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选以前基本上把组屋建好，我要争取蝉联恐怕会有困难，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访问东方年"。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不正常贸易"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出第二批货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