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期间，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的问题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东姑对新加坡的态度最叫人气馁。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并建议，坚决不要新马两地在任何情况下合并，而且利用每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表明他的立场。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说，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种族结构一样，跟联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这会使马来亚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说："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他这番议论在当时来说是很典型的。其实他也够坦白的。因此，6月间有人在电台节目中问我有关新马合并的展望时，我决定对人们的期望泼冷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马两地不可能合并。我说，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它也怀疑新加坡的华人大多同情共产党。因此，我们得用具体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们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马来亚。

令人特别担忧的是，东姑对我们的希望泼冷水，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新加坡公众内心造成的伤害。他每次发表谈话，新加坡报纸总是突出报道，这就使那些主张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国的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到1960年10月，连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也赞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权国家，然后才考虑同马来亚合并。然而正如我向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勋爵强调的那样，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共产党一旦控制独立的新加坡，一定会战斗到底，不会轻易把主权交给联邦。

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姑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爵士告诉我，东姑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姑，而是交给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姑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姑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后来时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药，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简直献出整个生命，成天忙着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场，你会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我很幸运，跟他立场一致。他极力推动新马在"大马来西亚"中实行合并，而且必定得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支持，由麦克米伦出面促请东姑接受这个倡议。

东姑改变一贯立场

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他突然说："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目前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能说如何取得这种谅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并且考虑采取某种计划，把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有关各方都是好事。东姑这番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并未表示将改变他的一贯立场，就是马来亚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加坡加入。

东姑并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10月间，他在吉隆坡向国会表示，他本来不赞成新马合并，因为两地一旦合并，将危及马来亚的安全。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怎样改变。我只能猜测是英国人使他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够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为新加坡大多数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产党吸引。我相信伊斯迈已经了解，新马两地的颠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告诉他，马来亚学生虽然只占南洋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是大多数左翼领袖和闹事者却是他们。他们毕业后回到马来亚，将会制造更多麻烦。

就连薛尔克和穆尔也料不到东姑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个"惊喜"。英国人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马来亚共产党永远无法夺得政权。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计划。

1961年5月，看来东姑至少准备考虑让马来亚在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中同新加坡合并了。然而在随后六个月里，有关新马合并的事，有时又显得只是一个幻景，因为他对于真正的合并仍然犹豫不决。幸亏在这期间，我同英国专员公署的多数成员，尤其是同穆尔相处得很融洽。在往后数年里，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我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61年，我们的观点已经一致了。英国人现在着手给马来西亚造成一种势头，同时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势在必行。他们在东姑提出建议的两个星期后做出反应。他们经过协调，发表了一系列表示赞同的声明。首先，薛尔克在6月13日形容东姑的建议是"一个健全的长远计划"。一星期之后，麦克米伦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芬纳·布罗克韦的询问时说："我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首相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议。对这个建议，我很感兴趣。东姑认为联邦迟早应该同英国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就有关这些地区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计划取得谅解。他的谈话已经在这些地区引起议论。本政府希望在考虑这个建议时，也把这些地区的反应考虑在内……这件事提出来之后引起议论，我想是件好事。"接着在6月27日，薛尔克召集五个地区的英国总督和最高专员举行会议。在会上，己改任北婆罗洲总督的古德谈到"有必要抓紧恰当的时机，推行东姑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并确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尔克飞往伦敦，同英国内阁讨论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