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上任不久的新藩司易佩坤拿着一份工部寄来的咨文来到抚署。咨文上说的是要山西按惯例，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运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经费亦按惯例，每斤铁连买价带脚费，以四分银子计算，共用银四千二百两，从当年地丁银中扣除。

易佩坤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司里接了工部这道咨文，几天来甚是为难。这个差使太难办了。”

“有哪些为难之处？”张之洞问。

易佩坤说：“为难之处有二。一是十万五千斤好铁筹集不起来。据衙门里人说，山西这几年几乎不炼铁了，全省炼的好铁加起来，顶多只有五万多斤，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是不可能的。二是铁价加脚费每斤四分银子，这是一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连脚费都不够，这差使如何办？”

易佩坤虽是叫苦，但叫得有道理。张之洞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来山西做巡抚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办过铁差，便问：“这事先前是如何办的？”

易佩坤答：“山西的铁差，这两年没办，上次是光绪六年办的。衙门里的人说，当年葆庚办此事，采取的是瞒、贿、压三种手段过的关。”

“什么是瞒、贿、压，你说详细点。”张之洞又皱了下眉头，打断了易佩坤的话。

易佩坤说：“瞒，就是瞒朝廷。一切照旧进行，不慌不忙，到了两个月限期满时，给朝廷上一道折子，说山西的好铁十万五千斤都已筹备停当，即日起将妥运上海交江南制造局，让朝廷知道山西藩署在恪勤办差。贿，就是贿赂江南制造局，塞一张大大的银票给局里的办事人员，请他们到时通过江苏巡抚上折给朝廷，说山西解来的十万五千斤好铁已如数收到。其实，这铁里好铁大约只有一半，另一半全是不合要求的平铁和做不得用的废铁。江南制造局的办事人员只图自己得利，将那些平铁、废铁全当好铁去用。压，就是压府县。山西出铁的地方主要在潞安府、辽州、平定州一带，就向这些府县一压铁的斤数，二压银钱，要他们如数如期运到上海，藩库并不多拿一分银子补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摊派盘剥，置若罔闻。”

“岂有此理！”张之洞的手掌在案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震得易佩坤心里一跳。“瞒上压下已是不可饶恕，这贿赂江南制造局，更是罪不容诛！易方伯，你知道江南局拿这些铁做什么吗？那是造枪炮子弹的呀！难怪中国和洋人打仗总是输，用这样的铁造出来的枪炮子弹，怎么能打得过洋人？真是混账！”

“葆庚这种做法固然不对，但工部的要求实在办不到。司里正是不愿像葆庚那样做，才来请示大人您给一个主意。”易佩坤拉长着脸，一副左右为难的可怜相。

是呀，瞒、贿、压不行，按工部说的去做也不行，这差怎么当呢？张之洞心里也没了主意。他寻思良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只得起身对易佩坤说：“你先回府里去，过几天我们再商议。”

易佩坤无奈，只得离开抚署。张之洞一连几天都为这事困扰着，始终无一良策。他请桑治平帮他出出主意。桑治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点子来。他对张之洞说：“有些事看起来很难，那是因为还没有钻进去；真正钻进去了，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张之洞笑着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钻进去吧！怎么个钻法呢？”

桑治平想了想说：“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到出铁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好，你就下去查看查看吧！”张之洞说，“半个月后回来，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十多天后，桑治平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抚署。

“这些天里实地查看得如何？”张之洞亲自为桑治平泡了一碗好茶递过来，急急地问。

桑治平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这些天我马不停蹄跑了潞安府的几个县。就这几个县看来，十万五千斤好铁可以筹集得到。”

“这就好！”听了桑治平这句话，张之洞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要好铁的数量够了，剩下的就只是银钱的事，虽然也是难事，但毕竟要好办些。“为什么易佩坤说，山西好铁顶多只五万多斤呢？”

“是这样的。”桑治平又连喝了两口茶。他抹了抹嘴巴说，“好铁是有，但官府收购时不肯出好价，所以炼铁的老板不肯把好铁拿出来，说好铁没有这么多，要买就买平铁好了，这平铁里面其实很多是废铁。至于好铁，他们则偷偷运到直隶去卖。”

“喔，是的。这原因经你这一说，其实又很简单。工部出的价低，到了出铁的县，县衙门出的价也就低，卖铁的就拿低价钱的铁来应付。这样，到了太原，大家就只有看到好铁少这一层了。”张之洞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描出了山西筹铁的这个过程。他感慨地说，“葆庚是住在太原享福不肯下去，易佩坤也不愿意吃苦去实地查看。你这一去，就把事情摸明白了。先贤告诫：为官要体察民情。这‘体察’二字，真是太重要了。”

“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丽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些，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得到？我是不得不佩服呀！”提起钟表，三年前龙树寺摔表的那一段往事，又浮起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他当时虽觉得那种做法过头了点，但他理解与会者的心情。钟表与燃香计时，孰优孰劣，这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同样，铁舰与木船、洋炮与土炮、电报与马递，孰优孰劣，这也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桑治平说得有道理，张之洞不得不认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声。

“说起洋教来，也是有很多使人气愤的地方。说实话，他们那一套教义，我是决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桑治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下去，“比如说，洋教的宗旨是劝人为善，反对作恶，这点与我们的儒学求仁成仁是一致的，更与老百姓的佛祖、菩萨一个样。洋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不少育婴堂，收容流浪街头的孤儿，又大量散发药丸，免费为人治病，这些都是事实。尤其使我赞许的是，传教士都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他们与贩卖鸦片的洋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此话当真？”传教士反对吸食鸦片这一点，张之洞过去不知道。

“是真的，先前我就听说过。这次我在李提摩太那里看到他们的教规，明文规定教徒万不可吸食鸦片，且有劝导别人不吸食鸦片的责任。”

听说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并劝告别人也不吸鸦片，正在大力禁止鸦片烟的山西巡抚，对传教士突然生发出一丝好感来。

“洋教士中确有不少作恶之徒，但我也听说过其中有不少慈善家，李提摩太就是一个慈善家。郝县令告诉我，李提摩太是光绪三年到山西来的，那时山西正遭旱灾，李提摩太在潞安府一带以教会的名义，捐献过一万两银子。他还面见过曾九帅，提出以工代赈的主张。曾九帅嘉奖他，并拟上报朝廷，赏他一顶四品衔的顶戴，他谢绝了。潞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他是洋善人。”

张之洞一声不响地昕着。这个从未谋面的属于可恶的洋教士一分子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分好感。

“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

说完离开了抚署。

李提摩太的这本小书名日《富晋新规》。张之洞对“富晋”极感兴趣。作为一个山西巡抚，在完成禁烟、清库、整饬吏治等几桩大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要设法让山西的百姓富裕起来。这一点，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从来是明白的。在做言官的时候，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举措，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富裕，若这两个目标没有达到，其举措则没有落到实处。山西贫困，如何使百姓致富，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实在。张之洞倒要认真地看看，一个外国传教士是如何借箸代筹的。

他打开《富晋新规》，打头一句话便引起了他的注意：“为政有四大端，一日教民，二日养民，三日安民，四日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

“五常之德”是华夏的圣训贤德，乃张之洞信守笃行了一生的准绳，这个洋教士并没有以他的上帝耶稣的教义，而是以中国的道德伦常来教化中国百姓，此人看来真的不可恶。

“养民者，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则民易养。安民者，息兵弭战，使民有安乐之居也。新民者，变通求新也。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乃求新之惟一法则也。”

“穷则变，变则通”，张之洞读到这句《易传》上的话时，感到很亲切。心里想：这个洋教士的确读过中国的书，也懂得中国的学问，看来是不简单。

再往下读，李提摩太具体提出四条富晋新规来：开矿产，兴实业，通贸易，办学堂。这四条新规讲得也还有些道理，山西巡抚感觉到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他很快就把这本只有三万字的小册子浏览完毕，立即派人告诉桑治平，明天上午在抚署召见李提摩太。

第二天上午，桑治平将李提摩太带了进来。当李提摩太说了一句“拜见巡抚大人”的话，抬起头来时，张之洞用他又大又长的双眼，将这个洋人注视良久。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观看一个洋人，而这第一个洋人便让他惊异不已。

这个洋教士不但没有穿黑长袍戴银十字架，就连通常的洋装也没穿，而是穿一套中国普通绅士的服装：酱色土布长袍，黑底起金色团花的缎面马褂，戴一顶黑呢瓜皮帽，尤其令张之洞诧异的是，瓜皮帽底下分明晃动着一根长长的辫子。

这身打扮立时给张之洞一种舒服的感觉。流畅的中国京腔，典型的袍褂发辫，大为消除张之洞心中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当然，李提摩太毕竟是洋人，他深陷下去的蓝色眼睛，高高隆起的鼻梁，以及架在高鼻上罩着蓝眼的那一副金边玳瑁眼镜，都在表明他来自异邦。

张之洞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将他以远客对待，先奉承了一句：“先生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李提摩太说：“我从英国来到贵国，将近十六年了。我刚来那几年，专门请了一位生长在北京的朋友教我说中国话。我现在不但能说北京话，还能说山东话、山西话，也可以说几句上海话。”

桑治平插话：“李先生在潞安府一带，与当地百姓说话都说山西话，连鼻音都学得很像。”

这句话引来张之洞发自内心的笑容，说：“我当了两年多的山西巡抚，都还不会说山西话，先生是语言天才。”

李提摩太说：“久闻抚台大人道德文章满天下，我非常钦佩。”

说完，他右手按在胸口，微微弯了一下腰，做出一个极恭敬的姿态来。

“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张之洞淡淡一笑，摆摆手，“请坐吧！”

待李提摩太和桑治平都坐下后，张之洞问：“听说先生可以帮忙将山西之铁运到上海，且脚费低廉，不知有何良法？”

李提摩太答：“山西之铁运往各省，大多走陆路。陆路耗费很大。运到南方去的，遇有江河，也用船运，耗费跟全走陆路的相比，要省一些。我想请敝国的轮船公司帮忙，走海运一路，在天津塘沽港上船，直达上海，这样可以省去三分之一的脚费。”

海运！张之洞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他知道十多年前，南方的漕粮便有由外国轮船从海道运到北京的，既然可以运粮米，当然也可以运铁块。

“你跟轮船公司熟？”

“敝国怡和轮船公司，在贵国长江上经营航运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一向信誉很好。”李提摩太带着几分自傲的神态说，“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同乡，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友谊。山西产铁和煤，要运出省外卖掉才能获取大利。我可以跟我的同乡说好，今后山西的煤铁到沿海一带的运输，都由怡和公司包起来，双方签订契约：怡和公司以八折优待山西省，山西则不将这笔生意再给别人。先签两年试试。如果行，就继续签，不行则到期自行废止。这样，不论对山西，还是对怡和公司都有利。”

张之洞觉得很好：改用海运，已经节省不少脚费，再打八折，又省了一部分，山西的煤铁总得要人运输，何不就找怡和公司一家！

“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就先试一试这次运铁吧！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同怡和公司签两年的契约。”

“抚台大人是个爽快人！”李提摩太满脸笑容地说，“我去对怡和公司说，这次就以八折优待！”

李提摩太心里很高兴。他为怡和公司揽到一笔大生意，山西的煤和铁都很好，以后再去游说别处，让他们来买。如此，怡和公司与山西的生意便可源源不断地做下去，获取巨额利润。自然，他从中也可以得到极为可观的佣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张之洞说：“我读了先生的《富晋新规》。先生为山西的致富，用了许多心思，作为山西省的巡抚，我对此很感谢。先生的书里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些还需要我们再从容商议。今天暂不谈这个。先生是英国人，英国在世界上号称头号强国。我想请先生谈谈，贵国主要靠的什么来富强的。”

李提摩太答：“敝国走上富强之路，靠的多方面的原因。大人若有兴趣，我今后详详细细地给大人禀报。我先给大人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敝国的科学技术要比贵国发达一些。”

“什么叫科学技术？”

童年时代便已把《说文解字》背诵如流，自认为凡中国文字都懂的张之洞，对“科学技术”一词却茫然不知所解。

见李提摩太的手在头上的瓜皮帽侧摸来摸去，桑治平知道洋教士被这一问给难住了。的确，这个英国小学生都懂的词，现在要用中国话来诠释，李提摩太一时真的还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词汇。前些年便开始留心西方学问的桑治平只得代他解答。

“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桑治平思索片刻后说，“这‘科学’二字，指的是每一科每一门的学问。好比说我们中国有经学，就是专门研究五经的学问。经学里又有易学，就是专门研究《易》的学问。外国人则认为每样东西里都有学问。如专门研究一二三四这些数字的叫做数学，专门研究猪狗牛羊的叫做动物学，专门研究刮风下雨的叫做气象学。这些统称为科学。至于技术，就是实际操作时的技能。如建房屋的技能，就叫做建筑技术。外国人的钟表很精工，就是说他们制造微小机器的技术很高明。李先生，我这样解释，不知对不对？”

“很对，很对！”李提摩太高兴地说，“就是这个意思。贵国人很聪明，但聪明才智都用在对人的研究上。如一个士人应该如何如何，才能被别人承认为君子。一个官员应该如何如何，才可以得到上司的信任，做到迁升快、官运好。又喜欢把精力用在对过去事情的记诵上。我与许多中国官员谈话，发现他们对贵国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但对眼前发生的事却讲不清楚，更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来。”

真可谓旁观者清！这个洋教士的几句话说得张之洞不得不在心里表示赞同。中国官场不正是这样的吗？许许多多的人成天算计的，就是如何去博得上司的好感，求得早日升官换顶子。要说起本事来，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复述前朝掌故的记忆力，至于经世致用，则一点能耐都没有。

李提摩太继续说：“我们英国人则更喜欢对天地间一切事物都用心研究，从中发现许许多多对我们人类有用的东西。我们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得力于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得力于科学。又得力于将研究成果变为人类所用的转化，也就是技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英国的富强，得力于科学技术。”

张之洞似有所悟，沉吟不语。这时，巡捕送进来一个大包封。桑治平知道张之洞有紧急公务要办，便起身对李提摩太说：“张抚台有公事要办，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李提摩太忙起身告辞。

张之洞说：“明天下午你再来吧，我们接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