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依旧在西花厅里，张之洞和康有为继续着昨天的聊天，只是双方的旁听者都有变化。在张之洞这边，只剩下梁鼎芬和辜鸿铭。在康有为这边，陪同前来的不再是陈衍，而是他的弟子徐勤。徐勤是万木草堂开办之初的第一批学生，他与陈千秋、梁启超三人最受康有为的赏识，有康门三大弟子之称。陈千秋德才俱佳，可惜二十六岁时便英才早逝，康有为私称之为颜回。

梁启超天才卓荦，常被康有为委以重任。徐勤出身富家，却品性笃实。康有为定万木草堂的学费是每年十两银子，有家境贫寒的可少交甚至不交，家境富裕的希望多交点。徐勤于是每年交银四十两。康知徐忠诚可靠，常将他带到身边，让他一身兼学生与仆役二任。

张之洞要康有为谈谈自己的经历。康有为便将他的身世、求学过程及对国事的思考，特别将自己创办万木草堂及在京师拜谒各位大臣请代递奏折的事详细地叙说了一遍。张之洞很少插话，梁鼎芬一直没有做声，连一向喜插科打诨好表现的辜鸿铭也几乎没有讲话，大家都被康有为二十多年来为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所作出的辛苦探索和艰苦力行深深吸住。

张之洞一边细听康有为的浓厚粤音的京腔，一边端视着康有为的面庞五官、神态表情，心里在慢慢琢磨着，眼前这个暴得大名的广东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很快，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刻就要过去了，凌吏目又走进花厅，对张之洞小声说：“谢道又来了，他要跟大人讲清楚，还说昨天大人冤枉了他。”

张之洞勃然变色道：“怎么冤枉了他，他的禀帖里夹了一张二十万银票，这不是存心要贿赂我吗？他把我张某人看成什么人了，真是岂有此理！”

凌吏目说：“谢道讲，海州商人们开矿心切，出此下策是不对，但他们除按规交税外，每年报效官府二十万。大人自己不收，可以用来为百姓办事。”

张之洞气犹未消：“海州煤矿我早就盘算好了，由海州衙门来办，先由江宁藩库拨三十万作开办费，今后所有收入都归官府，难道不强过他的每年二十万？”

凌吏目不开口了。

张之洞的脸色开始和缓下来，对康有为说：“你明天再来，将你的呈皇上的几份奏折和你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带来，给我看看。”

“晚生遵命。”康有为知道两次的谈话已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颇为高兴，稍停片刻他又说，“刚才听了大帅几句话，对大帅清廉高洁的品质，钦佩不已。今天的世道，像大帅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谓凤毛麟角。不过，有大帅一人即可知我大清国官场正气尚存，操守尚存，大清富强仍有希望。大帅方才办的是公务，晚生本无置喙之地，但晚生生性迂直，心里有话便要说出才安，诚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知大帅可否容晚生说几句话？”

在通常的情况下，像康有为这种官阶很低的客人，张之洞当然不会容许他过问公务，但一来康有为在张之洞心中的地位不一般，二来刚才这几句恭维话也让他高兴，遂道：“你要说什么话，说吧！”

康有为又拱了拱手才开口：“刚才听大帅说，拟由海州官府出面开采煤矿，晚生以为官办不如商办。晚生研究比较中西国情多年，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办事只用官方的力量，而西方办事善用民间的，也就是商家的力量。有些事，如纳粮、征税、审案、练兵等，非官方不可，但许多事，尤其是洋务实业，还是以商家办为好。这可以克服官府办事常见的贪污推诿等毛病，因为它的一丝一毫都与办事人的利益密切联系。晚生以为海州的矿务，交给商家办，官府可课以重税，或在常税外再额外交一笔钱给官府办其他公益事业。若纯由官府办，则会像许多官办的局所一样，亏损大而收效少。晚生实在是冒昧陈言，请大帅宽恕。”

张之洞听了康有为这番话后沉默着。他想起了汉阳铁厂和枪炮厂，还有马鞍山煤矿、大冶铁矿，的确是投资巨大而收效甚小。他三令五申严加监督，也不见好转，据说里面弊病甚多，也有好几个人提出招商家来办，他都加以拒绝，他不大相信惟利是图的商人能办好这样的大厂矿。康有为说中西最大的差别，便是官办与商办的差别，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简明扼要、一针见血道破中西国情的不同，这话给了他一个震动。但他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接受康有为的看法，免得被这个地位比他差得太远的年轻人所轻视。他拍了拍衣袍起身，慢慢地说：“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你得为我找一些实例来，让我看看。老夫一向信服河间献王的做法：实事求是。”

张之洞离开花厅回到签押房，再次召见徐海道谢文田。昨天声色俱厉地表示要对谢文田立案究办的话不再说了，，耐心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句“此事再议”，便将谢文田打发走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徐海道台，昨天离开督署后，便像冬天从池塘里捞出的落水者一样，躺在床上，盖三床棉被，仍全身冰冷、颤抖不已。他私下接受了海州商人送的三十万两银子的贿金，为了办好这事，他忍痛拿出二十万送给张之洞。不料引起张之洞韵雷霆大怒，声言要将他查办革职。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事情办不好，熬了几十年才熬出的四品顶戴都要立即被拔掉了，这不倒了八辈子的大楣！昨夜一夜未睡，今日再来督署告罪求饶，请求总督大人手下留情。不料今天张之洞竟然脸色温和，革职一事不提了，还可以再议。谢道喜从天降，心里不停地念着：“祖宗保佑，神灵保佑。”早就听人说过张之洞性格乖张，喜怒无常，这次可算是真正领教了。

翌日午后，张之洞和康有为在西花厅第三次会面。康有为将所有奏折及部分诗文和两部书都带了来，当面呈给张之洞。张之洞问了问康有为这次到江南来的目的。康有为将准备在上海创办强学分会和办报的事说了一遍。张之洞说：“我今天下午有几件急务要办，不能跟你多谈了。你给我的这些文章和书，我也得好好看看。明天、后天你都不要来了，大后天再来，我和你再好好聊聊。”

“晚生遵命。”康有为照例拱了拱手说，“有一件事，前两次晚生都忘记了。我离京前，内阁侍读杨叔峤先生要我带一封信给大帅。我说我还不知什么时候去江宁，也不知大帅能不能接见我。我怕误事，请他还是交提塘官去办好了。”

张之洞说：“你认识叔峤？”

康有为说：“叔峤是个忠义热血之士，我与他见过多次面，对国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京师强学会开会，他也去听过，对我们组会办报，他都极为赞同。”

这些年来，杨锐在京师一直与张之洞的长子仁权有密切的联系，也常常会有信件给张之洞。他在内阁任中书期间，因修《会典》有功，已晋升为正六品的侍读。朝廷上的一些事情，京师里的传闻，他常会在信中向张之洞作些汇报。

张之洞“哦”了一声，又说：“叔峤身体还好吗？”

康有为笑了笑说：“身体好，气色也好，看起来是个正在走运的官。”，说罢起身告辞。

接连两个晚上，张之洞都在阅读康有为的四份奏折和部分诗文，翻看他的那两部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张之洞在心里反复掂量着康有为。这无疑是一个奇才，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事，都有大过人之处。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心一意治学，或许能达到郑玄、孔颖达那样的成就；一心一意做事，也或许可能获得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功业。他现在既要为学又要做事，既想做圣贤又想做英雄，这颗心真是大得很哩！

在三次与康有为的面谈和翻阅这些文字之后，张之洞对大清立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位公车首领有了较为清醒的看法。

康有为虽有南海圣人之称，但张之洞从他年轻时离家出走，类似癫迷的独居经历，和四处趋拜京师权贵乞求奧援的行为来看，特别是从他不惜歪曲孔子编造历史来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根据，又肆意诋毁古文经学，粗暴武断地对待前人来看，这个人的品性大有可质疑之处。

此人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其必抱有常人所不会抱之功利，求常人所不会求之目标。他敢做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其胆气魄力也必在常人之上。显然，他不是在做修诚格致的圣贤功夫，而是在做出人头地的豪强勾当。

以此看来，他所致力的一切，维新变法也罢，强国图治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手段、一苇舟楫、一座浮梁而已，其最终的目的乃在于个人抱负的实现。如此，康有为则很可能是古往今来常见的野心家，并非国士！

且慢，张之洞的思路刚一到达这里，便立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挡住，这力量来自于康有为那四份上光绪皇帝书。这可是一个烈焰腾腾的熔炉，它燃烧的是滚烫的心，奔溢的是激烈的血。

四道上书中的一些话，不断地浮现在张之洞的脑海里：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今兵水陆不利，财公私匮竭；官不择财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

“今日中国好比重病之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所谓百脉溃败，病入骨髓，扁鹊、秦缓所望而大忧者。”

“决不能割地赔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天下以为吾戴朝廷，朝廷可弃台民，则可弃我，一旦有事，则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之国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自弃其民，国于亡也……不如以所赔之两亿巨款改充军费，强兵复仇。”

“设银行，筑铁路，造机器，开矿藏，设铸造局铸造银元。”

“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

这些话对张之洞来说，都有于心戚戚然之感，尤其谈割地赔款那一段，更是深得张之洞的心。“以赔款改充军费”简直与自己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至于“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可弃台民，则可弃我”、“自弃其民，国于亡也”这些话，更令张之洞拍案叫绝。他虽然反对割地赔款，却没有用这样的语言予以表达，不是因为身为国家大员，不可以说这样尖刻的话，而是没有认识得这样的深刻透彻，这样的入木三分！自诩天下奏疏第一的前清流名士，在这样的折子面前，也有点自愧不如、后生可畏之感。

此人的诗也好。慷慨沉雄，气势闳阔。“《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张之洞反复吟诵康有为的这些诗句后，常常忍不住感叹：是个有大志的人呀！

从德才学识四方面来鉴衡，此人才与识都属海内罕见，学也不乏，只是它的路子有些偏，不能总是正学，至于德嘛，张之洞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午蒯光典到督署来说，康有为此次到江宁，是前来寻求支助的，希望能对他在上海筹建强学分会予以支援。

天性爱才惜才的张之洞，从心里深处来说，是非常赏识康有为的。他两充主考，再任学政，门弟子中无能写出如这等诗文的人。他开府太原，总督三地，其幕府中也无能写出这等深刻奏章的人。何况，此人的治国方略大多与自己相同。此人若不办学堂自任宗师，若不广结权要自上奏章，若不结会办报自封领袖，而是直接就来投靠他张之洞，愿意在他麾下效力做事，他张之洞必定会予以重用，待遇优厚，对其礼仪程度当不会下于桑治平。可是，康有为不是也不属于桑治平式的人物，那么，又将如何对待呢？

最让张之洞拿不定主意的是，结会办报，此乃犯大忌的举动。历朝历代，哪个君王不严禁结社集会组团纠伙？如今西方传过来的报刊，其煽动力、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倘若他办的强学会的背后有什么不轨的意图，倘若他办的报刊上今后刊载了与朝廷决策相左的文章，惹的乱子可就大了。自己身为总督，岂脱得了干系？即便不对抗朝廷，而是惹出别的是非，比如他们在报卜骂地方官员，干预官府，这些事也够麻烦的了。要是你支持他们，今后出了事便会找到你的头上来，到时如何说话？

张之洞陷于深沉的考虑中。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轻轻推开签押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将一封信函放在书案上，转身走出房间。张之洞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看桌上摆的信函：原来这正是康有为讲的杨锐托他带的信。张之洞急忙拆开封函，取出信来。

杨锐首先问候老师近日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然后告诉老师，大公子仁权最近几个月来在四书文、试帖诗上狠下功夫，进步很快，下科会试高中是唾手可得。这话很让张之洞欣慰。仁权三十三岁了，尚未中进士。他盼望儿子能早日报捷。

接下来是这封信的主旨。杨锐告诉老师，前来上海办强学分会的公车上书领袖康有为是个非常难得的奇才，他在京师甚得人心，年轻的士子们，包括国子监的学生及各省住京应试的举子，十之八九尊敬康有为。官场上尤其是翰苑、詹事府里的官员们也大多对康有为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意。最为难得的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如李鸿藻、翁同穌、孙家鼐等都对康有为表示赏识，尤其重要的是皇上注意到了康有为。皇上读到了他所写的奏折，并且将他的奏折摆在龙案上整整一个月，时常拿起来读，还不断称赞他忠心可嘉。据内廷传出的消息说，皇上早晚要大用康有为。杨锐还表示他想加入京师强学会，并请老师能对康有为在上海的活动给予支持。

放下这封信，张之洞的心情有点激动起来。杨锐的信，似乎专为释疑而作。撇掉翁同穌不论，李鸿藻、孙家鼐都是正派而富有阅历的人，他们都赏识康有为，看来此人确非一般。更为重要的是，皇上看重康有为！尽管有不少传闻，说皇上柔弱无实权，权力都握在太后的手里。但不管怎样，皇上终归是皇上，太后已过了花甲，皇上才二十五岁，大清的权柄最终握在谁的手里，这不是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吗？如此说来，康有为的大用，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再犹豫，决定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支持康有为，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所办的事业。

但是，康有为的锋芒太露了，而且此人既然连“托古改制”的事都可以强加在孔子的头上，他什么话不敢说，什么事不敢做？得有一个人常年在他的身边盯着，以免出大的漏子。倘若能通过此人，将以后康有为所办的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那就更好。这得有一个既能干又忠诚的人去为好。派谁去呢？张之洞猛然想起刚才送信的人，好像是和梁鼎芬一起从武昌来江宁的汪康年。那时因为在思考康有为的事没有在意，这时张之洞心里想，从门房将信函等物送到签押房是大根的事，大根半个钟头前还来过这里，怎么这封信会由汪康年送进来的，莫非他是借送信为由，要跟我说话？

张之洞突然兴奋起来，就派他跟康有为到上海去，岂不挺合适的吗？

原来，表字穰卿的汪康年也是张之洞所欣赏的一个人才。那年汪康年中了进士后，正候在京里等待分发，偶遇在京师办事的梁鼎芬，两人很谈得来。梁对汪说，你的志向不在百里侯而在名山事业，不如跟我到武昌去。张香帅坐镇江夏，广招天下贤士，共襄盛举，你到武昌去必可得香帅重用。汪康年答应了，跟着梁来到武昌。张之洞与汪康年见面说了话，又读了他的诗文，果然对他大加赞赏，将他留下，让他到两湖书院任史学教习。汪和梁都有同样的爱好：喜欢作诗论诗，张之洞也甚好此道。于是，张之洞与梁鼎芬、汪康年之间除上下级之外，更兼一层诗友关系。

张之洞把大根叫进来问：“早一会，有封信，为什么你没送而叫别人送进来？”

“四叔，是这么回事。”大根答，“我从门房里拿了信出来，正要给您送来，刚好碰到汪教习。他说，这封信交给我吧，我给香帅送去，顺便好跟他说件事。”

果然是汪康年！张之洞说：“你去把汪教习叫来。”

一会儿，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西洋近视眼镜的汪康年走进签押房。

“穰卿，你有事跟我说，为何不说又走了？”

“我见香帅正在想事，怕打扰了您，也不是什么大事，便先走了。”

“坐吧，你有什么事？”张之洞指了指墙壁边的高背椅。

汪康年坐下后说：“前几天我到镇江去了。回江宁后，梁鼎芬对我说，康有为到江宁来了，与香帅见了几次面。总听人说起康有为，我也没见过。我想请香帅下次接见康有为时带我在身边，让我看看这位上万言书的公车领袖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张之洞笑了笑：“模样也很一般，年纪比你大不了两三岁，与你的区别是你有四只眼，他只有两只眼。”

汪康年被逗乐了，说：“我还想听听他的说话，看看他的举止表情，我是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古今一理呀！”

“好，满足你的要求，明天中午他会再到督署来，你和我一道去见他吧！”

“多谢香帅了！”汪康年起身告辞。“香帅忙，我就不打扰了，明天我准时来。”

“慢点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张之洞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重新坐下。“康有为这次是到上海来办强学分会的，还想在上海办一张报纸，希望我支持他。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汪康年说：“我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办《万国公报》，京师很多人都赞赏。还听说李中堂、翁中堂、孙中堂都派人参加了强学会，不少人还捐了银子。”

“你都听说有哪些人捐了银子？”

“听说直隶总督王文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都捐了五千两，还有两位领兵的将领聂士成和宋庆也各捐了两千两，李鸿章也准备捐两千两，他们还不要哩！”

“想不到李少荃晚年落到这个地步，既受日本人的欺侮，还要受国内无名小辈的奚落。”张之洞说话间还冷笑了两声，那神态，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汪康年明确地说：“我个人是很赞赏钦佩康有为的。香帅是总督，不比我们，行事宜慎重，但既然京师几位老中堂都支持，香帅支持他，朝廷也没得话说。”

“你看怎么支持？”张之洞斜过脸来问。

汪康年想了一下说：“第一是道义上的支持。就是承认康有为他们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办报纸是合法的。上海官府不能随便干涉他们的行为。第二个是资金上的支持，办会办报都要钱。康有为是个书生，家中也不富有，银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两点我都接受。我还想给他一个支持，派一个人去，和他们一同办事。”

“那当然更好了。”汪康年立即说，稍停一下，他又说，“叫谁去，这个人不大好派。这不是两江的公务，由衙门说了算啊。若康有为以为是去监督他，会碍他的手脚，不同意不接受呢？或是他接受了，这人今后不能与他们很好共事，起不到香帅所要起的作用，也是白派了。”

张之洞盯着汪康年：“你知道我派的人要起什么作用？”

“我当然知道！”汪康年一副自得的模样：“香帅怕他们出乱子，派个自己的人去好随时掌握他们的行径，免得出事，日后朝廷说起来，也好交代：我安排了一个人在管他们呢！”

“你这个脑子倒是鬼精灵的。”张之洞笑了起来。“那就派你去如何？”

“派我去！”汪康年愣了一下。他也是一位热血热肠的士人，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对康有为及其同仁们所做的事业早已心仪。他怕是张之洞在逗他，便又问了一句：“真的派我去上海，和康有为他们一道办会办报？”

“真的。”张之洞一本正经地说。

“我去！”汪康年坚定地表态。

“好，明天你和我一道见康有为时，我就把你给推荐出来。”

次日，又是一个和暖的初冬午后，康有为应邀准时来到督署西花厅，不料张之洞已先坐在那里闭目晒太阳了。康有为想起“与长者会，不能晚到”的古训，正要表示歉意，张之洞却不以为然，指了指侍立在身后的人说：“他是武昌来的两湖书院的史学教习汪康年，字穰卿，仰慕你的大名，特来与你见面。”

汪康年随即走前一步，向康有为抱拳：“我对康先生仰慕已久，你的大著和几道上皇上书我都拜读过，早想结识，只是无缘。昨天我听说康先生还会来督署，便请香帅带我一起来见面，今日如愿得见，快慰平生。”

康有为来督署已经三次，还没听见过哪位衙门里人说过这样诚恳的话，知道汪康年是个真心慕他的人，心中甚是高兴，也忙拱手：“穰卿先生过奖了。张大帅创办的两湖书院在海内士子们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穰卿先生身居书院史学教习，定然学富五车，钦佩钦佩。”

张之洞正要使汪康年在康有为眼中有个好印象，便接了他的话题说：“穰卿是甲午科的进士，他的志向高洁，不愿做俗吏，却要跑到武昌来跟老夫做点事。他的学问诗文，老夫都不及。”

汪康年忙说：“香帅这话，令我无地自容。”

康有为见汪康年身为进士，不去做官，却来书院做一个无权无势的清闲教师，心知此人确不是俗气的读书人，不觉生出几分敬意来：“穰卿先生志向可嘉。”

“都坐下吧！”张之洞待康、汪二人坐定后，开门见山地说，“康先生，你的两部大著和奏章、诗文，老夫都已读过。你这忧时忧国之心，老夫也甚是体谅。你准备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创办报纸，老夫都予以支持。”

康有为今天是准备了一肚子话，来向张之洞游说，希望能支持他的事，不料尚未开口，张之洞便这样直截明白地表示支持的态度，令他颇为意外：这的确是一个做事的人，怪不得在湖广办了那么多的洋务局厂。康有为心里想，嘴上忙说：“谢大帅的大力支持。”

“我还要拿出点实际东西来。”张之洞接着说，“我比不得王文韶和袁世凯，他们有钱。我虽然做了一世的官，却没有学到积攒私房的本事，我只能捐给你们五百两银子。银子虽少，却是清清白白的俸金。另外，江宁藩库再拨一千两银子，作为你们的开办费。”

康有为不名一文，眼下最缺的便是银子，有这一千五百两银子，在上海租房聘人张罗会务就有了切实的保证。他满心欢喜，起身向张之洞作了一揖：“大帅的慷慨解囊，江宁藩府的大力支助，康某代表京师强学会和即将开办的上海强学分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不必。”对于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张之洞面无表情。“只是你们要把事情办好，千万不要在上海给老夫添乱子惹麻烦。”

康有为从张之洞的神情和说话的语气中，感觉到与刚才的热乎不大相协调的冷意，遂答：“大帅放心，强学会是为了我大清的富强而建立，决不会给大帅添乱子惹麻烦。”

“那就好。”张之洞指了指汪康年说，“我还要给你安排一个助手，就是这位汪康年汪穰卿。他能支持你们的事业，相信你们会合作得好的。”

张之洞的这一招，康有为倒没有想到。张之洞派人来，毫无疑问，是代表官府来监督的。京师的强学会，就因为部院官员的干扰太多而不顺利，康有为本意是想在上海另辟一方天地，名曰强学分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总会，要彻底摆脱北京城里的沉闷而又浓厚的官场暮气，借助上海的海港优势来放开手脚做事。他私下将这个决定，比之为俄皇彼得大帝当年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他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自得，却不料刚离京师的官场，又落到张之洞的控制之中。想到这里，康有为有点沮丧，瞬时间他有种被罩在网中的鸟儿似的感觉。这张网又大又宽，将全中国都统罩住了，无论在他的家乡广东，还是在京师，抑或是在西方气氛较浓的上海，他都无法挣脱这张网，而赢得属于自己的那个自由空间，真是无可奈何！

但康有为自然不能拒绝张之洞的这个安排，何况汪康年给他的印象也颇好，心里想：你张之洞可以利用他来监督我，我也可以改造他来为我所用；他若为我所用了，你张之洞也便间接为我所用了。

康有为做出一副极恳挚的神态说：“大帅给了我们这多钱两，又虑及我们人手不够，将穰卿先生这样的大才派出支援，晚生真正感激不尽。只是上海强学分会一切都还在计议之中，要付诸实现，会有许多筚路蓝缕的事要做，到时恐怕要委屈穰卿了。”

汪康年说：“我不怕吃苦，只要能对康先生的事业有所帮助，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好，就这样说定了。”张之洞起身道，“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今天就谈到这里。康先生，穰卿从此刻起，就归于你的麾下了。你日后需要找我，找江宁督署的事就可以通过他。什么时候去上海呀？”

康有为和汪康年都站起来。康有为说：“过两天，我就带着穰卿坐海船去上海。”

一个月后，张之洞收到汪康年寄自上海张园的信。

汪康年在信上报告上海强学会的筹备业已就绪，即将开成立大会。信上特别提到由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章程》中所说的“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术为本”。汪康年说，康有为的“孔子经术”其实是他篡改的所谓孔子改制的那一套，希望去掉这一条，但康坚持。

康还将张之洞作为发起人的第一名列人，也不事先请示。信函里还夹了一份《强学会章程》的抄件。

张之洞将《强学会章程》看了一遍。章程规定强学会的任务是译印图书，刊印报纸，成立图书馆，创办博物馆，传播西学新学，研究如何维新变法以使国家自强，这些都没错。既以西学新学为业，似可不提“孔子经术”。康有为要格外标出这点，显然是想打着孔子的旗号来推行他的那一套学说，这是不可以的。

身为两江之主，列名为康有为所办的强学分会的第一号发起人，更是大为不妥。张之洞忙亲笔写了一封短函，申明两点：一从章程中删去“以孔子经术为本”数宇，二是将他的名字从发起人中划去。为着郑重，派梁鼎芬坐小火轮专程去上海张园。

康有为见到张之洞的信后，对梁鼎芬说：“章程都已发出去，无法改了，至于张大帅不愿列名发起人，那就划去好了。”

梁鼎芬正色道：“长素兄，你这样做不妥。既然张香帅拨款捐银给你办强学分会，那强学分会就应该在大事上对香帅先禀告而后行。像章程和列名这类事都是大事，你如此我行我素，香帅如何放得下心？”

康有为却不以为然：“张大帅虽然拨了银子，但强学分会到底不是两江治下的衙门，用不着事事都要向他禀报。何况‘以孔子经术为本’这七个字本没有什么差错，张大帅既然很支持，将他列名为发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梁鼎芬没有想到康有为居然是个如此自以为是的人，暗想此人今后怕是极不好打交道。他叮嘱康有为：“今后要多向张香帅请示。”

康有为漫然应了一声。

梁鼎芬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把汪康年叫来，要他今后多多注意强学分会，千万莫给香帅招惹是非。然后，急急忙忙赶回江宁，向张之洞禀报了一切。

张之洞紧锁双眉不做声，心里想：这康有为看来是个桀骜不驯的狂人，拨款支助他一事或许草率了点。但事已至此不便改变，遂关照梁鼎芬：“你到钟山书院去一趟，告诉蒯光典，以后注意一下书院学子们对上海那边的反应，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张之洞万没料到，二十多天后，一桩更大的乱子骇得他目瞪口呆。

这天上午，大根照例将一大堆包封信函送到张之洞的签押房，并在一旁当着张之洞的面将它们一一拆开。

“四叔，您看看这个。”大根将一本石印的薄册子交给张之洞。

张之洞接过一看，见上面赫然印着三个大字：强学报。

下面有一行小一点的字：上海中国强学总会。

他心里一动：康有为的报纸印出来了！但随即而来的便是心中不快：为什么没有事先通个声息，比如说报纸的名字啦，一个月出几期啦，创刊号的主要文章啦，什么消息都没有，一张报纸就印出来了。堂堂署理两江总督，上海强学会的强有力支持者，竟然和别人一样，只是在报纸印好后才看到，这康有为的眼里可真没有我呀！

他扫了一眼第一页上的文章，用大字登在首要位置上的是康有为自己撰的文章：《孔子纪年辨》。张之洞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四海之内，从京师到十八行省都一律用的是光绪年号，谁也没有用孔子纪年呀！他读了几句，才明白《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而康有为辩的就是他自己的做法。张之洞一惊，目光急速地在报上寻找，很快，他便看到刊头上还有一行小小的字：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岂有此理！”张之洞一掌拍到案桌上，把一旁专心拆信函的大根吓了一大跳。

“四叔，怎么啦？”

“康有为真是胆大包天！”张之洞气呼呼地将手中的<强学报》重重地朝地上一扔。“你赶快出去给我把凌吏目叫来。”

一会儿，凌吏目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垂手侍立。

“你把那张报纸拾起来！”

凌吏目一边弯腰拾报一边想：叫我来就是为你拾这张报纸吗，为什么不叫大根拾呢？见张之洞满脸怒容，他也不敢问，只在心里嘀咕着。

“你看看这个！”张之洞指着“孔子卒后”那一行字对凌吏目说。

凌吏目边看边轻轻地读了出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他有点奇怪：怎么要写得这样哕嗦，不就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好多了，还加什么“孔子卒后”？

“看出问题了吗？”张之洞绷紧着脸问。

凌吏目仔细地想了想：除开哕嗦外，也不见有什么大问题，张大人为何这样凶巴巴的？

“有点哕里哕嗦的，有个光绪二十一年就可以了，不要再加什么孔子卒后。”

“岂只是哕嗦？”张之洞冷笑道，“你的脑子不开窍，这是自改正朔！”

“自改正朔”！这话让凌吏目睁大了眼睛。凌吏目也是读书人出身，知道这“自改正朔”就是“谋反篡位”的同义词。他浑身打了一个颤。稍停一下他又想：说自改正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后面不还明明写着光绪二十一年吗？历史上谋反者决没有自改正朔后又加上朝廷正朔的，但在张之洞的凶光之下，他哪有为《强学报》辩解的勇气？

“你给我立即出发，乘坐小火轮到上海张园，先找到汪康年，问他知不知道这事。然后再和他一起去向康有为传达我的指令，火速将这一期创刊号封存销毁，下一期不能再有‘孔子卒后’这一行字，若坚持不改变，我将查封该报！”

凌吏目来到上海张园，找到了汪康年。汪康年听了凌吏目的传达后，十分委屈地说：“康有为这个人极不好相处，专横霸道，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他坚持要在光绪年号之前冠以孔子纪年，说这是对孔子的尊崇。我几次说过，这太骇人听闻，恐授人以柄。他就是不听。”

凌吏目说：“康有为一意孤行，怕是要给香帅添大乱子。”

汪康年说：“我和你一起去见他，郑重其事地把香帅的意见转告他。若他依然坚持的话，那我只得离开上海回两湖书院去。”

凌吏目是个吃了二十多年衙门饭的人，他没有汪康年的文人气度，有的是衙门带给他的仗势凌人的习惯。“到时就不是你离开上海而是要请他走路了，哪有拿了两江藩库的银子而不听两江总督话的道理！”

汪康年陪着凌吏目上楼来到康有为的办公室，推开房门，见康有为正撩开袍子，站在桌子边在奋笔疾书，见汪康年进来，只随便点点头，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

汪康年指着凌吏目介绍道：“这是香帅派来的凌吏目。”

康有为头也没抬，边写边说：“我们在督署里见过面，请坐。稍等会儿，我还有两句话就写完了。”

凌吏目心中不悦地在一旁坐了下来。过一会儿，康有为放下笔，得意地对汪康年说：“我刚才是在给一位读者回信。穰卿，你还不知道吧，我们的《强学报》创刊号出来后，引起的反响有多大，这两三天我已收到十多位读者来信了，全是拥护，一片叫好。刚才我回信的是谁，你是绝对想不到的，他是容闳容纯甫老先生。他都看到了我们的《强学报》，就写信鼓励我们。容老先生的信，我非亲自回不可。”

最先带领留美幼童出国，后来又做过驻美副公使的容闳都称赞《强学报》，这事也的确令汪康年兴奋。他正要问问容闳现在是不是住在上海，凌吏目冷冰冰的话抢在他之前拋出来了：“康先生，我奉张制台的命令特来上海告诉你，《强学报）上写的‘孔子卒后’那一句话大为不妥。张制台说了，只能用皇上的年号，不能用孔子纪年。”

凌吏目根本不知道容闳是个什么人，容闳来信称赞一事，在他的心目中并无意义，他只为康有为对他的冷漠而生气：我受命前来传达张制台的口谕，就好比传旨的钦差，你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竟然如此坐大，真是一点官场规矩都不懂的妄人！

康有为不以为然，说：“这些读者的叫好，大多是冲着孔子纪年，和我那篇《孔子纪年辨》而来的。有孔子才有我中国，无孔子则无我中国，我用孔子纪年正是标明我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崇高地位。我知道，张大帅是怕由此而引起改正朔的嫌疑，这点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康有为赤心拥戴皇上，拥戴朝廷，决没有二心，历史上所有谋反篡位的人，用的都是他自定的年号，决不会用孔子卒后纪年，更何况下面紧书光绪年号。哪有这样的改正朔者？请凌吏目告诉张大帅，千万放心，不要听信旁人的无稽之谈。再说，我康某人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我早申明过，与穰卿无关。今后朝廷怪罪下来，我一个顶罪，不干穰卿之事，更与张大帅无关。”

这几句话顶得凌吏目无言以对。他在官场里混了半辈子，从不见哪一个官员敢顶抗上司。不管此人的官衔有多高，比他官大的人说的话他就得听。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是官场的规矩。一个工部主事，充其量不过六品，张大帅乃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这中间不知隔了几重天！凌吏目还是头次遇到这样的角色，他为官场规矩遭此破坏而愤愤不平。“康先生，我也不同你辩什么有孔子无孔子的理论，我只是奉张制台的命令来通知你，你不要再说什么空话，下期的《强学报》必须去掉‘孔子卒后’那一行字。否则，张制台将断绝对你们的支助！”

说完也不招呼汪康年一声，气呼呼地走下楼去。康有为看着凌吏目的背影，对汪康年哈哈笑道：“想不到清流出身的张大帅的衙门里，竟有这等俗不可耐的庸吏！”

汪康年说：“长素兄，虽有不少读者称赞《强学报》，但‘孔子纪年’事关大局，还是谨慎为好。香帅这人很强硬，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一旦断了对《强学报》的资助，那报纸也便办不下去了。”

康有为心里冷笑道：孔子改制，乃天地之大道，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作交易？你张之洞未免也太小看我了。说出的话却温和得多：“穰卿，此事与你无关，你不要担心，张大人实在不容我，我离开上海就是了。”

凌吏目坐着小火轮一路气呼呼地从上海回到江宁，添油加醋地向张之洞禀报：“康有为那小子无法无天，根本不把香帅您放在眼里。卑职看这人迟早要出大事，香帅您得把他早点赶出上海。”

张之洞铁青着脸听着，不做声。凌吏目走后，赵茂昌进来了，他向张之洞献策：“香帅，对《强学报》的事也不要操之过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康有为这样做，必定会有人起来指责。那时，您再借助外力予以整治，效果会更好些。”

张之洞默然不语，心里接受了这个建议。几天后《强学报》的第二期出来了，纪年形式和创刊号一个样。再过几天第三期也出来了，同样未改。正在张之洞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急转的变化证实了赵茂昌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