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革职一事，不仅没有阻住光绪的变法，反而大大刺伤了光绪的自尊，他带着亢奋甚至变态的情绪，以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决断和激烈，快速推行他的新政。光绪这样做，或许是想以霹雳手段来做救亡图强的大业，也或许是不顾一切孤注一掷来维护他那遭到挫伤的帝王尊严。

他手不停笔地批示一道又一道的变革奏章，以异乎寻常的严厉口气指责那些不理解不执行命令的高级官员。他号召天下臣民，人人都上书言变法事，这些书信可以直接向皇宫投递，各级官府不得阻挡。他指示设置一个个新的官署，撤消一批批无事可做的衙门。他决定立即废掉八股取士的老传统，而代之以策论拔才的新做法。他要求各级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以图取代他十分厌恶的老迈昏朽之辈，恨不得一个早上将那些尸位素餐者全行罢黜。

光绪一系列异于常规的举措，使青年后进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也令旧派人士王公大员瞠目结舌，不可理喻。

这时，经光绪御批，各省督抚将军都已得到一册《劝学篇》。武昌又火速再寄八十册到京师，由张仁权、杨深秀、杨锐代为分送各大老及六部九卿、翰詹国子监等处。很快，《劝学篇》便在京中及各省垣传播开来，无沦新派旧派都与光绪有同感：持论公允，所议可行。

恭王去世，翁同龢革职回籍，礼王世铎向不管事，军机处缺少一个能定大计孚众望的大臣，因着《劝学篇》的影响，新旧两派都同时想到了张之洞，希望皇上能召张之洞进京，主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维新事业，将维新变法导人平顺稳健的道路。

此中又尤以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最为积极。他不仅上奏章，而且在多种场合中宣称，中国的新政只有在张之洞这样富有经验、老成稳重的大臣执掌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放眼海内十八省，舍张之洞外，再无第二人合适。

在上下一片呼声中，光绪亲赴颐和园将内召张之洞的想法禀告太后，慈禧表示同意，于是一道“着张之洞即日进京陛见”的谕旨，便由北京递到了武昌督署。

张之洞捧着这道圣旨，想起不久前杨锐所说的“晋京大用”的话，心情大为激动起来。晋京做什么，谕旨并无说明，当此全国大力举办新政时期，从翁同龢革职军机处缺乏首领人物的形势来看，显然是内调军机处，翁同鯀的协办大学士空缺，十之八九将补这个缺。也就是说，这次陛见将意味着进京拜相，而这个相将是有职有权的实相。

二十多年了，等待着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张氏先祖世世代代所盼望于后人的最高境遇，不也就是这种荣耀吗？当年一句“湖广地窄不足以回旋”的奏语，被通国讥为狂言，那么，让他们看看即将到来的事实吧！我张某人将要把湖广一系列的维新事业推行到十八行省，到那时让你们方才知道做天下第一大文章的手笔，湖广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游刃有余地整治九州四海，才是我的真正志向和本事！

张之洞带着辜鸿铭、大根及环儿等一干随行人员取道水路离开武昌，计划先坐从英国进口的维多利亚号货轮到上海，在上海转日本江户丸北上，在天津塘沽港登岸，然后坐刚建好不久的京津路火车进北京，这是一条最为便捷的路线。如一切顺利，不要二十天，便可陛见太后皇上。当年湖北考生进京应礼部试，至少一个半月，而且还要受尽舟车颠簸、风雨阻挡之苦。今昔对比，还不全是因为轮船、铁路所带来的好处吗？只要不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这洋务给国家带来的变化，能否定得了吗？只可惜芦汉铁路尚未建好，这条铁路今后修好后，从武昌到京城，只需要四五天工夫。这在十年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呀！张之洞想，到京师后，要先把自己这次进京的经历和体验对所有的人说说，包括太后和皇上。就从此事说起，谈西学和洋务的好处，使大家都消除顾虑同心同德，和朝廷一道在全国加快推行新政，早日使中国富强起来。

张之洞晋京陛见的消息，通过京报很快传到各省。打听到他走水路后，长江中下游的官府都在掐着指头算日期：什么时候维多利亚号能从本地通过。官场习惯，凡官员路过一个地方，当地品级相当或较低的官衙必须设宴款待，一尽地主之谊，二借此联络声气以备日后之用。有朝中大员路过，那更是不敢稍有怠慢，进界迎，出境送，中途宴请陪伴，主人殷勤侍候，寸步不离，千方百计让客人满意舒坦。这种恭敬早已超过礼仪的规定，完全是出于功利上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张之洞此番进京，必定大用。沿途所经过的江西、安徽、江苏原本和他就有旧属之谊，这种时候，无亲无故，还要攀三分情谊，何况名正言顺地迎送老上司过境？正好趁此良机巴结讨好，为日后寻找朝中靠山预作铺垫。于是，九江、安庆、江宁三地省级酒宴备极隆重，自然不在话下，连沿途的府县也都空前的客气。他们都乘着当地最好的船，由知府或知县老爷带领着一批官员和乡绅贤达，早早地便在进入交界处江边等着，远远地看见维多利亚号驶来，便飞快地驾船到江中迎候，然后登上轮船，向未来的宰辅跪拜行礼，献上颂辞。

先前的张之洞一向轻车简从，随意通脱，不讲排场，不重虚文，这些年来他慢慢地变了。长时期的前呼后拥，位高权重，使他已习惯于别人为他准备的奢华排场。文治武功的成效，也使他本就自负的心更添一种睥睨天下、小视当今的外露情绪。他只守着为官不贪、为臣不叛的两道底线，至于其它，早已不在他的顾忌之中了。于是，他也便以即将登台的宰辅自居，人家献媚地叫他中堂，他也不加拒绝，各种逾格的接待礼数，他也安之若素地领受。到了上海，已上任半年的汉阳铁厂和芦汉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更是使出他过去接待李鸿章的全副仪仗来迎接这位眼下的顶头上司、未来的中枢重臣。

这天夜晚，张之洞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回到盛宣怀为他准备的位于黄浦江的小洋楼。虽然已接连在这块十里洋场上应酬了三天，他却没有疲乏之感，坐在厚实的牛皮沙发上，喝着环儿端上来的龙井香茶，心绪依然在亢奋之中。这位英国领事与盛宣怀关系极为密切，得知张之洞途经上海后，便托盛宣怀竭力相邀，情绪甚好的湖广总督接受了邀请，第一次来到洋人的公使馆作客。公使馆里的五彩玻璃、猩红毛地毯、雪亮高大的莲花形吊顶灯、琥珀般的葡萄酒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菜肴糕点，甚至连平日他不能接受的洋歌洋曲，此时，都令他舒心惬意。最使他心动不已的，是那几个袒胸露臂、肤白如雪，却又举止矜持高雅的公使馆官员眷属。张之洞实在敌不过她们的逼人美丽，顾不得总督的尊严，而常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回来再看环儿，一向貌美的小妾，仿佛突然成了烧火丫头似的不中看。坐在沙发上的未来枢臣脑子里蓦地冒出一个念头来：要不要悄悄地跟盛宣怀商量下，请他不露风声地从英国买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再置一房洋妾？苟如此，则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正在意绪飘飘、神思渺渺的时候，大根走了进来，兴奋地说：“四叔，桑先生来看你了。”

张之洞还未回过神来时，只见桑治平从大根身后走出，双手一拱：“香涛兄，你好哇！”

“是你呀，仲子兄！”张之洞站起身来，快步走上前，一把抓住桑治平的两只手，喜形于色地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两年多不见了，你一切都还好吗？”

说话间，把老友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灯光下，分别两年的桑治平气色甚好，虽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却身板硬挺，双目明亮，与在幕府时相比，仿佛更加精神清爽。

“快坐下，坐下，说说你这两年的情况，我的那位亲家母呢？也还好吧！”

张之洞拉着桑治平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又吩咐大根：“快给桑先生泡杯好茶来！”

“想不到，不过一眨眼间，两年多就过去了！”桑治平喝了一口茶后说，“那年我和秋菱离开武昌后，有两个地方可去，一回我的故乡洛阳，一是去广东香山秋菱的二儿子家。后来我对秋菱说，既不回洛阳也不去香山，我带着你换个样子生活。”

“换个样子，怎么换法？”望着老友喜气洋洋的脸庞，张之洞好奇地插话。

“咱们来个三江四海天地行。”桑治平爽朗地笑了起来，那笑容灿烂光明，就像春花秋月似的令人赏心悦目，决没有官场衙门里那种故作之态，张之洞心里感叹不已：走人造化中的老朋友，看起来的确有一番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你带着秋菱游历天下，重温三十年前的旧梦？”张之洞带着颇为羡慕的神态说。

“正是。”桑治乎笑着说，“我对秋菱说，三十多年前，我虽有过五年游历天下的行动，那时一是为寻找你，二是为平生抱负的实现而体察民风。三十多年后，我与你携手同行，再来一次游山玩水，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不亚于重宴鹿鸣。秋菱说，三十多年前你是一个小青年，翻山越岭，不在话下，现在已过了花甲，还能跟当年相比吗？我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了，也没有这个力气陪你了。”

张之洞说：“秋菱说得对，豪兴虽不减，到底是上了年纪，哪能再做这种年轻人的事呀！”

桑治平说：“秋菱的看法既有道理又不完全对。我对她说，当年是为着目标，故有约束，而今是没有目标，自由自在。若说当年是壮游的话，这次便是漫游。仅这点，便大不相同。难处、险处、远处不去；雨时、风时、冷时不去，身体不适时、情绪不好时也不去。我们光选那些风光好的地方、有文物古迹的地方去走走逛逛，一觉劳累便立刻歇息，待感觉好时再走。随身带银票，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岂不大好。秋菱同意了。”

“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游览！”一向酷爱山水的张之洞感叹地说，“仲子兄，你所选择的乃是神仙生活！这两年游了哪些地方？”

“这两年间我们先在庐山住了半年，后又在徽州府九华山一带住了将近一年。这半年之间，便在金陵、苏州一带盘桓。”

张之洞欣然一笑：“怪不得我看你一派仙风道骨，却原来尽得造化之精灵。这匡庐、九华与江南乃上天赐给炎黄子孙的绝妙佳处，这两年间都给你们占有了。”

桑治平道：“这些地方诚然是好去处，你说的不错。但好山好水，不仅只在这里，是处处都在的。过去读苏东坡的‘山水本无主，得闲便是主’的话，体会不深。当年游历天下，是怀抱着大目标的，山水的精妙并未悟到。这次是完全彻底的无牵无挂、无功无利，方才深深体会到好山好水，原来都是为有闲人准备的。我们在游览途中，经常要路过无声无名的小地方。在万千人的眼中，它们无任何美可言，而在我们的眼里，却分明觉得它们也自有值得珍惜之处，有时还越看越好、越看越爱，居然会停下来在那里住上两三天。”

说罢，桑治平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慢慢体会到，东坡所说的‘闲’字，不只是身闲，更重要的是心闲。世上身闲的人很多，心闲的人很少，即便是普通百姓，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整天算来算去，一颗心也很难有闲静的时候。”

张之洞静静地听着，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像我这样的人，一年到头尽管有做不完的事，但空闲一两天的情形，也是有的。只是心闲不下来，手里无事做的时候，心里也总在想些什么。人生最难得的，看来正是你所说的心闲。”

“我这两年最大的收益，便是这‘心闲’二字。”桑治平满腔真诚地说，“过去读陶渊明的饮酒诗，只觉得很恬适舒惬，但对诗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四句总是似懂非懂，对‘真意’究竟是什么，也一直不能琢磨透。”

“现在琢磨透了吗？”

“现在也不能说就琢磨透了，只是说比过去理解深了一步。”略停片刻，桑治平说，“我以为，这个真意，就在‘还’字上。鸟儿本是生长在树林里的，为了觅取更多的食物，它们飞出林外，食物或许多觅了一些，但付出的代价更多。劳累奔波，一刻不能安宁，甚或误人罗网，误中箭矢，连命都丢了。太阳落山了，群鸟飞回山林。陶公见此情景，心中突然悟道：鸟在林中，不出外争食，乃是鸟与人类共相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宇宙间最为和谐的状态。一时迷误，傍晚知返，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还归山林，还归平和，或许是陶公心中的真意。”

张之洞默默地点着头，他心里非常赞赏这个体悟，认可好友的这种人生选择。但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作为重任在肩的洋务力倡者，他不可能走桑治平的道路。相对沉默一会儿后，他转了话题。

“念礽她妈怎样？为何没有跟你一起来看我？”

“秋菱这两年是百病不生，身体越来越好了。她此刻正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因为要赶在你离开上海前见你一面，故独自一人来了。”

张之洞说：“是的，说了半天的话，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正在上海？”

桑治平说：“你如今是朝野关注的大人物，何况你这次是奉召进京，京报上都有刊载，许多人都知道。早在半个月前我就听说了，于是和秋菱赶到江宁城，在那里等了你五天，估计你会那个时候过江宁。后听说你还没下来，便和秋菱商量，干脆再返回苏州虎丘，直接到上海再见你。又托在江苏巡抚衙门里做事的朋友打听。那个朋友说，你此行走得慢，估计月底才会到上海。前两天，一个朋友邀我到太湖边去看新发现的奇石，在那里听说你已到了上海。就这样，今天中午赶到沪上。打听半天，才知道你住此地。幸好，终于见到了你。”

张之洞为老朋友的情义所感动，说：“你其实可以托在苏抚衙门里办事的朋友，带一封信给我，我会派人来接你的，也省得你这样操心费事。”

桑治平微微一笑说：“我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布衣，不想沾官府的好处，苏州离上海不过一天的路程，我总会见得到你的。”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离开了衙门，不想再与官场打交道，我可以理解。只是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上海，早两天见到你，我们可以多聊聊。关于这次晋京，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桑治平说：“我这么急着要见你，除见见面外，最主要的便是想和你谈谈这次你的奉召晋京一事。”

说到晋京事，张之洞立即来了兴头：“还是太后皇上圣明，当此全国大行新政的开始，便罢黜了翁同龢。仲子兄，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人，不十分了解他。那人看起来像个谦和宽让的君子，其实内心忌刻偏执。邵年我把这个看法与他的侄儿仲渊说过，仲渊说他的三叔正是这样一个人。翁同龢如何能担负起推行新政的重任，让他回籍养老正是优待他，腾出个位置也好让真正的柱石之臣为国效力。”

桑治平说：“这些日子，我在姑苏沪宁一带，听人们议论，都说你此次晋京是代翁同穌的。你知道这中间的内情吗？”

张之洞不加掩饰地说：“在老朋友面前，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早一向叔峤告诉我，皇上有大用的意思。此刻，新政甫行，中枢乏人，我也认为十之八九是要取代翁同穌的。”

“我也是这么看的，”桑治平微微颔首，“不过，香涛兄，我要问问你，你自己认为，你比翁同穌更合适吗？”

“我比他合适。”张之洞直截了当地说，“翁同穌一辈子做的是京师太平宫，既未办过实事，又不懂下情。宰辅这个地位，是既要做过京内官，又要做过京外官，尤其是要做过督抚的人才合适。这点上，翁同穌不能和我比。这是其一。我办过十多年的洋务，论新政经验，李少荃都不如我，更何况未办一局一厂的翁同龢？这是其二。《劝学篇》风靡海内，人人诵读，这其实是一部自恭王、文祥、曾国藩等人开办洋务四十余年以来的总结。不说别的，光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便足以解决眼下和今后中西之间的冲撞，也是我执政后处理中外华夷纠葛的一条准则。天下争传《劝学篇》，便意味着天下认可我张某人的‘中体西用’。除开前面两条不说，光这一条，翁同穌便要自动退位，普天之下的人也再不要和我来争这个新政首领的地位。仲子兄，不是我自夸，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你的《劝学篇》，我在江宁时，袁昶代你送了我一部。不是我当面恭维你，这不仅是你的著述中最好的，即便环顾百年来的文坛，也无一部书可与它比肩。”

张之洞高兴地说：“仲子兄，你是《劝学篇》的第一号知己。不瞒你说，从维新、洋务这个角度来说，岂但是百年，便是从古以来，也没有一部书可以与它比肩。”

桑治平浅浅笑道：“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四万余字的《劝学篇》，最为精粹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我以为这八个字在今天这个时候，好比航行江河中的船尾之舵，奔走旷野上的车头之指南针，为朝野内外指明了一个方向；又好比木匠用的墨斗，泥瓦匠用的吊线，为自强大业定下一根准绳。”

张之洞拍手喜道：“你说得真是好极了。我要把你的这几句话记下来，这比谕旨的褒扬生动有趣得多，也更为深刻。”

桑治平继续说：“要说我们中国跟胡夷打交道，也是由来已久，并不始于今日，只是今日的洋人既来得遥远，又特别厉害而已。从唐代的胡人东来，到元代的鞑子南下，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凶猛强悍不可一世，到后来都不得不归顺我中华圣学名教。这正好说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本体主干是不可动摇的，外来的胡夷只能为我所用，而且也要为我所用，如此才能更好地滋润、弥补我之不足，使华夏文明更臻完美。”

说到这里，桑治平压低声音：“国朝不也是如此吗？二百多年来，信的是我周公孔孟之学，读的是我经史子集等典籍，而这才是国家的灵魂本体，长辫子不过外形枝叶而已！你说是吗？”

说罢哈哈大笑。张之洞也点头不迭：“不错不错，正是你所说的。”

“‘中体西用’这个设想，经你的《劝学篇》一传播，很快便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后所起的作用不可限量。我敢说一句大话，几十年几百年后，人们或许不会记得《劝学篇》这部书，也或许不会记得你张香涛这个人，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以及这句话所提出的方向性的指示，则一定会记住的。到了中国强盛的那一天，应当用黄金铸造这八个大字，让它永远彪炳史册。”

黄金铸就。这话说得太好了，张之洞听了大为高兴起来，随后又诚恳地说：“仲子兄，你回来吧，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这般快乐的谈话。进京后府里的事会更多，你回来帮帮我吧！”

桑治平说：“你的这番好意我领了，但我已是闲云野鹤，不想再受羁绊，况且这两年来我已渐悟人生真谛，对过去的追求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这次急如星火地赶来见你，就是要当面对你说一句：请你立即中止晋京之旅，这次诏命不宜奉领。”

“这是何故？”张之洞大吃一惊，“你详细说说！”

“过去在京师，我没有机会见到翁同穌。这次他罢官回籍，我却有幸见了一面。”桑治平没有沿着刚才的话说下去，忽然间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他的家乡常熟虞山。”

哦，是的，翁同穌是常熟人。张之洞恍然大悟，掐指算算，近期内也正好是他到家的时候。

“前几天，我在苏州城里，忽听得市井中都在说，翁相国后天就要到家了，我们看热闹去。我听了这话，心动了，苏州城到常熟不过七八十里地，何不也去看看，看看两世宰相、叔侄状元的翁府中这位承启人物！于是便跟着人群到了常熟。第二天下午虞山镇码头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引领企盼。一会儿，一只大船划过来，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来。人群中一片呼叫，都以为是翁同穌，谁知不是，原来是翁府的北京管家和常熟管家。两个管家对着众人抱拳打躬，说，列位父老乡亲们，翁相国说他是以待罪之身回籍的，列位这样聚集在一起接他，他担当不起，传出来，更不妥。请父老乡亲们千万体谅体谅，各自回家去，他日后再去看望大家。

“两个管家话虽说得诚恳，但大家都不走，一定要见见翁同穌。翁同龢坐在舱中，见大家不走，他也不出来。直到断黑时，众人见他还不出来，便三三两两地回家去了。到了夜深时分，见码头上没有几个人了，这时翁同龢才由几个仆人照顾，打着灯笼离船上丁码头。我一直在码头上等着，终于见到了他。灯火之中，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个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白头翁。心想一个月前还是显赫尊贵的帝师宰辅，怎么一旦摘了乌纱帽便这样不中看。很是为他可怜！”

张之洞本对翁同龢芥蒂甚深，但听了桑治平的这番叙述后，不由得也在心里生出三分恻隐来。

“你在常熟听到些什么？”

“什么话都听到了。”桑治平喝了一口茶说，“有为翁同龢抱不平的，有指责皇上寡情绝义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多数人的最后结论是，宦海难测，伴君如伴虎，要求得平安，还是做耕田网鱼的百姓为好。”

张之洞望着老友，无语地点点头。

“我在常熟住了几天，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翁同龢的京师管家一番闲谈。那是翁同龢回来的第三天午后，在虞山镇上的茶馆里，翁府管家被几位至亲好友围着，谈这次罢官事。我恰在那里喝茶，便留心听着。”

“究竟是什么缘故？”张之洞对此等事当然极有兴趣，他皱起眉头，全副心思听桑治平的转叙。

“翁府管家说，相国此番罢官，说穿了，是得罪了太后。太后不喜欢她实行了四十年的章法规矩有大的变动，从心理上说是讨厌新政的，而相国恰恰是鼓动皇上行新政的头号大臣。罢黜相国，既是表明太后维持旧秩序的态度，也是杀鸡给猴子看，警告皇上不要走得太远。”

张之洞心里陡然一沉：太后皇上不和的传说，看来是真的。这离京师数千里的虞山茶馆里的闲谈，很可能正是九重宫闱中的最真实的暴露。它的准确程度，不仅胜过邸抄京报，也要超过杨锐等人的隔墙猜测！

“也有人问翁府管家，翁相国还有起复的可能吗？”

桑治平这句话使张之洞不由得警觉起来，是呀，这一问问得好！

“翁府管家冷笑道，你们以为老爷子就真的从此做百姓，没有官复原职的一天了？实话告诉你们，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老爷子就会衣锦返京的。你们想想，皇上四岁进宫后，便一直跟我们家的老爷子读书识字，二十四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情谊有多深！这次又不是皇上罢的官，是太后罢的。太后六十多岁了，她还会管几年的事？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听的人都点头。有一句话说的人没说，听的人都心里明白，皇上还不到三十岁，太后六十多了，这日后的朝政究竟在谁的手里，岂不是明摆着的事！”

听到这里，张之洞一颗本来滚烫的心，突然变得冷起来。是的，再强悍的人能斗得过天吗？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翁同龢的东山再起是可以看得见的事。张之洞的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

“翁管家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过两天，便在京报上看到你晋京的上谕。明眼人都知道，你此次晋京，是去取代翁同穌的空缺的，而我却为你捏了一把汗。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在进京之前见你一面。”

张之洞问：“你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桑治平说：“假若进京后，皇上要你代替翁同龢的位置，你是劝皇上缓行新政，还是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张之洞立即答：“这不用说，我办了十多年的洋务，巴不得各省都和湖北一样，若一旦真取翁而代之，我当然会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桑治平说：“倘若太后出面来干预此事，不同意皇上的做法，你是站在皇上一边，还是站在太后一边？”

张之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稍停片刻，见张之洞未开口，桑治平笑着说：“我知道你的心思，太后对你恩德深重，你不能违抗太后；洋务是你的事业之所在，你不能违心反对自己。如此说来，你将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张之洞专心听着，不做声。

“香涛兄，你再想想看，翁同龢刚罢官，你就进京取代，是不是给翁同龢本人及翁氏家族以怀疑，认为你是罢翁的幕后主使？翁氏三世为官门第显赫，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让他们有这种怀疑也不是好事。倘若如翁府管家所说的，一两年后翁同龢重返京师，彼此之间便不好共事。太后春秋已高，什么事都可发生，不可不预作防范。你说呢？”

桑治平的话不无道理，张之洞说：“照你的意思，这晋京诏命我不奉领了？”

“不是说不奉领，稍等一会，你不妨安居武昌，冷眼观看一阵北京的政局，待局势较为明朗后，再定进止为好。”

张之洞不假思考地说：“那怎么行，先不说别的，光我从武昌到上海，一路上沸沸扬扬，人人皆知我张之洞奉召进京。怎么到了上海后，又突然打道回府，不北上了呢？”

“今天还说进京，明天便改口说不去了，是有点挂碍，但与其今后变生不测，还不如现在挂碍点，于实质并无影响。何况，还可以找一个借口。”

“借口，有什么好的借口吗？”

“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桑治平不慌不忙地说，“早几天沙市发生的教案，正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你可以上一道折子，说沙市教案情况严重，非得你回武昌去亲自处理不可，待教案完事后再进京。”

五天前在江宁时，张之洞就收到湖督衙门发到江督衙门的电报，报告沙市民教冲突，百姓放火烧了传教士的住房的事情。自允许洋人在中国传教以来，教案时有发生，两湖也有过多次教案。张之洞并不把沙市这场案子看得太重，他借江督刘坤一的发报机，向武昌发回了一封电报，指示驻沙市绿营会同荆州府县按主犯从严协从从宽的原则妥善处理。电报发走后，他也就把这事搁置了。朝廷对教案一向是极为重视的，若以此为借口，暂不进京，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教案过后如何办呢？倘若朝廷改变主意，召别人，那岂不失去了这个大好时机？封侯拜相，自古以来便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高境遇；统领天下洋务，这是十多年来自己的最大抱负。这一切，将很可能会因此次拒奉诏命而付之流水……

张之洞陷入了艰难的思索之中。他双眉紧锁地对桑治平说：“你今夜就住在这里吧，容我再好好地想一夜。”

这一夜，窗外黄浦江滔滔不绝的波涛声伴随着不眠的张之洞。他辗转榻上前思后想左瞻右顾：若奉诏进京，必定面临一个扑朔迷离、云遮雾障的前途，是吉是凶难以料定；若不奉诏，盼望一辈子的机遇就将转瞬即逝。六十二岁的老头子了，此生还能再获这样的谕旨吗？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日上三竿时，他醒了过来，问守在身边的环儿：“桑先生到哪里去了？”

环儿答：“桑先生一早便到江边散步去了，现在尚未回来。”

环儿服侍张之洞盥洗完毕，亲自端来早餐，并按在武昌督署的习惯，将一清早送来的沪版《字林汉报》放在餐桌上。

张之洞一边吃早点，一边浏览着报纸。他这几天在上海滩上的活动，《字林汉报》在头版上登了出来。在第五版右下角上。他又看到沙市民教冲突的报道。报上说沙市百姓焚烧洋宅十余间，法国驻汉领事扬言要派兵去沙市捉拿肇事人员。张之洞心里想，看来此事闹得越来越大了。翻到第六版，他突然被一则消息的标题所吸引：湖南官绅上书湘抚，请罢新政抨异说，驱逐梁启超等人出湘。张之洞吃了一惊，细看起来，报上说湘省新旧两派冲突剧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联合在湘著名官绅刘凤苞、叶德辉、黄自元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告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倡立异说，惑乱人心，乃士林之文妖，实权奸逆竖一类，心怀叵测，请立即驱逐出境，以平民愤。湖南学政徐仁铸试图调和，王先谦即以辞职相胁，身为其门生的徐仁铸只得亲赴书院赔礼道歉，再三慰挽，王先谦才收回辞呈。

这一则消息再次给张之洞以震动。徐仁铸一现任学政竟然敌不过湖南乡绅，可见守旧势力之强大。由湖南一省可推及到其它十七省，维新大业要在全国大行，将会有多么艰难！是的，前景未卜，以局外静观为宜。张之洞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时恰好桑治平从江边回来。

张之洞招呼他过来一道吃早点看报纸，桑治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说：“那一年春天在督署后花园赏花时，你即景吟了一首诗，我昨夜突然想起，把它写在纸上。你看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

张之洞拿过纸来，那上面写的是一首七绝：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对惜花时。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张之洞心里喃喃念着。是的，阴晴未知之时，速张油幕预作防范是对的。想到这里，打道回府之心更坚定了。

“谢谢你还记得这首诗。没写错，字字都对。我已决定不奉旨，明日即转舵回鄂。”

第二天，张之洞和桑治平互道珍重后分手，维多利亚号掉转船头，溯流西上。

就在张之洞重返武昌静观世态的时候，京师维新事业已出现了极为微妙的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