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急急忙忙由天津回北京的人便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杨崇伊不仅反对维新变法，尤其讨厌康有为。康有为篡改孔子歪曲儒学的行为，使得杨崇伊很愤慨，他认定康有为是孔子的叛逆、国家的奸佞，便专与康有为作对。乙未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他上折斥强学会煽惑人心，图谋不轨，结果强学会被查封。

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强学报》上用孔子卒后纪年等事，也遭到杨崇伊的严辞弹劾。光绪诏定国是，实行新政，杨崇伊认为这是皇上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对这几个月来所颁发的所有新政谕旨，他几乎一概予以反感。他对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事很气愤，这使得他很自然地与怀塔布、许宝睽等人结成了联盟。怀塔布十分看重这个仇视新政痛恨康有为的御史，甘言赞扬，重金收买，杨崇伊遂热心地为守旧派卖力。他时常出入刚毅、怀塔布等人的府宅，密谋对付皇上和新政的策略。就在光绪颁发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的时候，杨崇伊便在怀塔布的家里拟就了一道密折。第二天，怀塔布的福晋瓜尔佳氏再次进了颐和园。两个老太婆闲话家常，谈着谈着，瓜尔佳氏突然煞有介事地对慈禧说：“老佛爷，近来京师很不安静。我们胡同口上就有两家人被抢劫了，有一家婆媳两个被杀。我们家最近几夜都睡不好觉，提防着哩。老佛爷住园子里，太使我们放心不下了。眼看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了，还是早点回宫中去住为好。”

这几句近乎聊天式的话，却对慈禧很有震动：今年夏天是个多事之秋。皇帝行新政，闹得举国不宁，给铤而走险的歹徒造成了机会。过几天就是中秋了，今年中秋干脆回宫里去过好了。

正在思忖着，李莲英送来了奏折。瓜尔佳氏见太后有公事要办，便知趣地告辞。原来这奏折正是御史杨崇伊上的。杨崇伊的折子上说：近闻康有为的江湖死党有包围颐和园挟持太后的非常之变，请太后速回宫训政。

这原是怀塔布与杨崇伊策划的一个嫁祸于康有为的阴谋，分两个侧面同时进行。

果然，有瓜尔佳氏那一番话在前，慈禧对杨崇伊这道折子十分重视，而且越想越有可能，越想越害怕。当天下午慈禧就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宫，弄得光绪和宫中大小太监、宫女们措手不及。

怀塔布见这种恐吓对老太婆极有作用，便和杨崇伊谋画下一步。怀塔布说皇上突然间越三级超擢袁世凯，此举值得大为注意，杨祟伊对这一提醒很重视。怀塔布请他去一趟天津，和荣禄谈一谈。杨崇伊在天津北洋衙门里和荣禄商讨了一个晚上。荣禄也感到皇上此举非同一般。北洋三支新式军队，最强的是袁部，这样看来，九月间的天津阅兵可能有戏看。荣禄的话给了杨崇伊一个启发，这不又是一个很能打中老太婆的恐吓？

一下火车，他便草拟了又一道请太后紧急训政的奏折，急忙送进宫中。

就这样，第二天北京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复出训政的慈禧太后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达了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慈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其弟康广仁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逮捕山西监察道御史杨深秀。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张荫恒、徐致靖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全部恢复已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等衙门。鉴于康有为、梁启超已逃逸出国，会商英国、日本公使协助缉拿。同时又以皇上名义布告天下，因病重不能听政，恳请皇太后再度训政。

雷厉风行、轰轰烈烈、令举世瞩目的维新变法，从光绪诏定国是那一天起到他囚于瀛台之日止，前后只经历一百零三天，便以新派的全军覆没和旧派的全盘复辟而告终。消息传出，世界各国为之诧异，中国的官场士林为之震惊，身处武昌的张之洞更是各种滋味尽涌心头。

他的第十感觉和所有人一样：震惊。一场本屆于建制、法规、律令方面的正常变动，却引发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权力争斗，而且如此之快便见分晓：败者败得一塌糊涂，胜者胜得威风凛凛。即便深知朝廷内幕、关注时局变化的湖广总督都大感意外，这宦海翻覆之间，真是神鬼难测！

接下来，他便暗自庆幸，走对了两步重要的棋。一是四月间匆忙撰写了《劝学篇》，表明了自己在新旧中西之间不偏不倚、平和公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五月初的晋京之行中止于半途。

张之洞心想，倘若不是桑治平出面来劝阻，到了北京之后。势必取代翁同穌的位置，也势必会成为皇上新政的谋画者、支持者和执行者。那么到了今天，也绝对会落得个失败者的下场。为此，他深深感谢姐夫，更感激目光远大的挚友。

张之洞知道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办着与“维新”密不可分的事业，说过许多与“变法”非常接近的言论，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成了新派人物。同时，他与眼下朝廷最为嫉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有过交往。事实上，他对康、梁都很欣赏，尤其对梁更为偏爱。这些细节，若落在旧派人物的手中，必会成为攻讦的口实。一阵焦灼之后，张之洞开始细心地加以回顾清理。

办洋务局厂、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

梁鼎芬的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将张之洞从沉思中唤回，他想了下说：“记得，这会子你怎么会想起那副楹联来？”

梁鼎芬压低着声音说：“自京师出大事以来，我一直在为香帅回忆着看有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借口的，刚才我突然想起那年在焦山的楹联，好像有点不妥？”

张之洞的心下意识地紧缩一下：“有哪点不妥？”

“我记得，下联的末句是‘与时维新是正途’。太后现在最恨的是维新，倘若有人据此告密，说香帅您是维新派，那就麻烦了。”

张之洞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那怎么办？这楹联已在飞江亭上两三年了，要收也收不回了。”

“把它刮掉！”梁鼎芬早已有了主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时，赶紧刮掉，重新上漆。到时即便有小人生事，没有了证据，他也硬不起来。”

“行，就这么办！”张之洞立即作决定，“节庵，就麻烦你到焦山去办这件事。你立刻坐小火轮去，明天夜晚把它办好。”

“好，我这就去！”

梁鼎芬说着，正要转身出门，又被张之洞叫住了：“你带一百两银票去，送给定慧寺的僧众们。”

这一百银票显然是为了堵定慧寺和尚的口，梁鼎芬佩服张之洞想得周到，答应一声，赶紧出了门。

张之洞很感激梁鼎芬的这份心意。很快，他又不安起来：楹联可以刮掉，但别的东西刮不掉呀！眼下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上谕写得很清楚：康“纠约乱党图谋围颐和园劫持”，又说康“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看来，康有为乃叛逆，怪不得太后痛恨他。张之洞很悔恨不该在江宁接待康有为，更不应该资助他银两，让他在上海办《强学报》。还有，前年对梁启超的接待，也是太出格了。这些事尽人皆知，决不像焦山上的楹联那样，可以一刮了之的。正好辜鸿铭进来，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香帅，你早已与康梁划清界限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说，“一部《劝学篇》，乃绝康、梁而谢天下，天下人岂能不知？”

《劝学篇》是预为防患而作，但也没有哪句说到“绝康、梁”呀，张之洞一时摸不清这个怪才肚里的小九九：“汤生，你说明白点。”

“香帅，你不记得了？《劝学篇》开篇就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若有人说你是康、梁的后台，你可以明白地表示，你早就把康、梁的那一套称为‘邪说’了。你禁止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纪年，又斥责《湘报》上的不轨文章，这就是你反邪说的行动。又有言论，又有行动，陈宝箴、徐仁铸他们能跟你比吗？所以我劝香帅你放一百个心，尽管世间风急雨骤，你却处磐石之上，风雨不动安如山。”

辜鸿铭的确给了张之洞一颗定心丸。但这颗定心丸仍不能让他完全安定下来，他想起梁启超在湖南曾办过南学会。是的，可以通过取缔它来以此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太后，坚决反对康、梁的态度。

张之洞立即传令，命电报房火速致电陈宝箴：立即取缔反动团体南学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以安定人心而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下达了这个命令，张之洞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有一桩事与他同样关系密切，那就是这些天被捕的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与他关系不一般。

第一个是谭嗣同。他的父亲身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共事多年，尽管于洋务两人意见多有不合，但私交尚可。若要追究起来，谭继洵自然责无旁贷，他这个湖广总督也负有管教失严的过失。而眼下，谭继洵不知处于何种境况之中。张之洞唤来女婿念扔，让他代表自己去巡抚衙门探视谭抚台。

晚上，念扔回来告诉岳父，谭抚台虽为儿子逮捕入狱而难受，但不担心受牵连。原来出事后浏阳会馆就拍来紧急电报，告知谭嗣同怕老父受牵连，在步军衙门来查抄之前，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这封信可以保护老父。事实上，这两天湖北抚衙也一片安静，未见有事牵涉到谭抚台的身上。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大为宽慰，心里对谭嗣同充满爱怜。好个深明事理的孝顺儿子，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能静下心来想出如此好法保全父亲。这等气壮如牛、心细如发、又忠又孝的人，真堪称天地间的奇伟大丈夫。可惜时运不济，遭此困厄，但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日后作为当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谭继洵都没有受到牵连，那他这个同寅自然更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人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耳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

杨锐在好几封信里，都说起过他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分歧，他是不赞成诸如民权、议院这些过激主张的。现在，却因康有为的事而被捕入狱。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栋梁转眼间成了囚犯，这不太冤枉了吗？要为杨锐诉这个冤！

张之洞刚一冒出这个想法，心里又不免有几分畏难。眼前的变局是太后一手在操纵的，新旧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从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书上，权力之争又被说成是镇压奸佞集团的正义行为。杨锐已和康梁同被列入奸佞一类，为杨锐诉冤，岂不是为奸佞诉冤？身为国家大臣，此举岂不有和朝廷作对的嫌迹？诉不诉，如何诉？时局危急，又容不得太多的思考。张之洞为此而心如火焚。他多想找一个人来商议商议，然桑治平已不在身旁，谁可与之谈此等腹心话？

下午，念扔过来禀报汉阳铁厂的事，说起铁厂的总办郑观应在幕友房里与众人聊天时，对谭嗣同、杨锐四章京被捕一事深为遗憾。又说督署幕友们也对杨锐遭此不测之祸叹息不已。念扔的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启示：为避嫌疑，自己不能出面，找一个局外人来关说，既可达到诉冤目的，又可以免遭风险。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人选摆在面前，那就是汉阳铁厂督办兼铁路公司总办的盛宣怀。

此人绝对是新政的拥护者，是杨锐等人的同情者，他门路极广，且以局外人的身分出面更为妥当，但不知道此刻他愿不愿意出面？

念扔说：“郑观应的话说得激昂，估计盛宣怀也是这个态度。再说，他现在跟我们关系密切，也不好意思拒绝。”

张之洞说：“这不是一般的事，不能勉强人家。你不妨先去郑观应那里跟他说明，让他先用电报与盛宣怀联系。若他愿意，我再直接拍个电报。不过，所有这些都得对外严格保密。”

一个多小时后，陈念扔回来说：“一切都办好了，您就拟电报吧！”

张之洞沉吟一会，对念扔说：“你记吧。”

陈念扔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带回的钢笔，将张之洞口授的话一字字地记了下来：

盛京堂：

杨叔峤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无辜受罪，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普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

王文韶字夔石，故称夔帅。军机大臣裕禄字寿山，故称寿帅。电报亥时发出，第二天未时盛宣怀回了一电：张制台：真电所言杨叔峤事，已转电仁和，力恳保全，圣躬未愈，有旨征医。宋伯鲁革职，余无所闻。

仁和即夔帅王文韶，他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古称仁和，以仁和代王文韶，乃是对王的尊敬。宋伯鲁乃一名很活跃的新派御史，革职自是难免。张之洞看到这份电报，心情安定下来了。

王文韶与裕禄两人中，盛宣怀没有找裕禄而找王文韶，看来盛与王交情更深。王文韶眼下是太后的大红人，身兼总署和军机两大任，他答应保全，大概杨锐的处罚不会太重。有旨征医，莫非皇上真的病了，多半是因新政失败被囚而忧郁成病？

北京几乎所有的衙门都卷入了新旧之争，朝政眼下不知乱到何种地步！张之洞电告儿子：遇有大事，随时报告。

不料第二天深夜，仁权从京城发来电报：今日午后，康广仁、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被斩于菜市口，监斩人刚毅，京师百姓观看者数以万计。未等电报读完，张之洞已软瘫在藤躺椅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重大的案件，当事人又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为什么不按正常的程序由刑部审讯，由大理寺定罪，就这样匆匆忙忙，甚至可以说是亟不可待地把人杀了？

二百多年来的大清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就在接读电报的前一分钟还存在的企盼彻底破灭了，杨锐而今已是身首相分，倒在菜市口的血泊之中。可怜的叔峤呀，你真是冤枉死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杨锐的音容笑貌一直在张之洞的眼前晃动：一会儿是尊经书院憨态可掬的年轻学子，一会儿是太原城秉烛夜书的勤勉幕僚，一会儿是奔走国是的热肠京官。今年才刚进的四十岁，一个大有作为的干才能员，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书生，怎么能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短短的人生，离别他眷恋不已的国家、朝廷、老父妻儿、师友同寅？

张之洞知道，像这样的朝廷钦犯，在菜市口砍头，是有意暴尸示众、三日之内不能让人收敛的。还差两天便是中秋节了，张之洞抬头仰望夜空中那一轮即将圆满的月亮，心里无限的悲凉。今夜，菜市口是一副多么恐怖的场景；今夜，京城杨宅又是如何地哀伤、悲痛！叔峤七十岁的老父、十岁的幼儿、已成未亡人的妻子，既头顶罪犯眷属的恶名，又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未来的日子，将怎么过呀！

张之洞要念扔速电仁权，派仆人带一张千两银票悄悄地去杨宅探视，并转达他的问候。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相关消息：翰林院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积极行新政的户部侍郎张荫恒革职，充军新疆，将康有为离间帝后图谋不轨的罪行宣示天下。又命广东地方官府抄查康梁原籍财产，逮捕已出逃的礼部主事王照的一兄一弟，保荐康有为的礼部尚书李端棻革职，充军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翰林陈三立，以及前湖南学政江标、翰林熊希龄均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在惩办新派的同时，以怀塔布、许宝骙等为代表的一批老派人物，或加官晋级，或官复原职。

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觉醒来，大清帝国没有丝毫变化，依旧是原来的旧模样。

疾风骤雨般的疯狂报复过去后，张之洞最为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有人会借他曾与强学会和康梁有过联系，以及他与杨锐的师生关系而攻击他。这都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他无法抹去，也无法改变，倘若遇到仇家要周纳深文无限加码的话，他张之洞也可以被视为维新变法的积极拥护者，甚至是康梁的后台而遭到严惩。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这样做了。

十六七年前因贪污被参劾的前山西布政使，十二三年前借徐致祥弹劾张之洞不成、赋闲家居一百天如今又官复原职的太常寺正卿葆庚，便找到了眼下言宫中的大红人杨崇伊，以用一万贪污银子买来的宋徽宗的一幅花鸟真迹为诱饵，怂恿杨崇伊上了一道对张之洞的参折，但慈禧将这份参折留中未发下。一来张之洞是她一手提拔的而今享有盛誉的三朝老臣，二来一部《劝学篇》也使得慈禧深信张之洞决不是康梁一类的人。辜鸿铭的那句“绝康梁以谢天下”的玩笑之语，终于得到了证实。这桩事，两年后张之洞从姐夫鹿传霖那里得知，使他对慈禧更添一分感激之情。

张之洞的另一个担心，便是他耗费多年心血经办的洋务局厂，会因这场变故而受池鱼之殃。这个担心在几个月后也慢慢消除了。铁厂和铁路都和先前一样在正常的生产和施工中，盛宣怀及其得力助手们依旧在兴趣浓厚地经营着，并对前景十分看好。其它如汉阳枪炮厂、汉阳火药厂、纺纱局、织布局、制麻局、缫丝局也事事照旧。

张之洞的仕途没遇到障碍，他所致力的洋务事业也没多大的影响。湖广总督衙门的运转一切如常，然而中国的政坛却因这次变故而大伤元气，中国社会的进展也因此而中止甚或倒退。西方各国曾因新政而对中国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也遭浇灭，灰蓝色的眼睛里充满着对这个古老之国的政治不可理解的迷惘神色。中国的亿万百姓，也从此失去了以和平方式获得富强的机会，被迫走上血与火的痛苦之路。神州大地，再度陷于压抑、沉闷、暗淡的时空大隧道中。

终于，这种畸形的陈旧统治术导致了一场更为混乱更为可怕的大动荡，大清帝国因此蒙受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摇摇欲坠的爱新觉罗王朝几近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