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春天，在湖南长沙大办时务学堂的，除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唐才常。唐才常比谭嗣同小两岁，不但是同乡，更是志趣、性格相投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出身书香门第，本人亦是秀才。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他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两年，是书院有名的高材生。他同时又兼习武术，并与长江流域的会党广有交往，和谭嗣同一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

说起长江流域的会党，要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老湘军头上。当年老湘军的霆字营统领为鲍超，鲍超是四川奉节人，他的霆字营中有许多四川人。四川有个影响很大的会党名叫哥老会，四川籍的湘军把哥老会带进霆字营。入哥老会的人互相之间特别亲密，平时有福共享，打仗时有难共当，最受丘八所喜欢。很快，哥老会便发展到湘军各营各哨。江宁打下后，湘军十成裁了九成，这些被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老家，也有一部分不愿回家，流落在沿长江两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内，他们靠着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会众，最多时曾达十多万人。因为哥老会势力强大，地方官绅无不畏惧退让三分，因而使得其他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大刀会、红教会、白莲教及拜上帝会余党也跟着在长江流域活动起来，加上这些人在内，光绪年间长江两岸共有二十余万会党在山林江湖中活跃，成为当时中国黑社会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区域。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一带自古尚武之风盛行，谭家是浏阳显宦，唐家则是浏阳名儒，各种势力都愿意与他们接近，谭、唐二位本是傥倜不羁的脱俗之才，便凭借这些关系与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嗣同在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第二天，鉴于时局的危急和对袁世凯的不太放心，便向居住长沙的唐才常发出一封密电，叫他迅速与两湖会党取得联系，并立即北上赶到京师，共襄大业。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火速与湖南的几位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又星夜赶赴汉口，欲与湖北首领商议。就在这时，噩耗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英勇献身。同时，他在狱中的题壁诗也传了出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人纷纷猜测，“两昆仑”指的是谁？只有唐才常心里清楚，这肝胆相照的两昆仑正是谭嗣同和他两人。眼下好友去了，自己留存，留存者只有秉承遗志，继续奋斗，才能不负去者的最高托付和期待。唐才常含着巨大的悲愤，为好友写下了一副传诵极广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嬴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本欲赴京为谭嗣同收尸，后听得浏阳会馆的长班刘凤池已负主人遗骸，正在南归途中，便回家稍作料理后急赴上海，筹商新的行动。

唐才常在上海停留几天后，辗转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海内志士，共同匡救时局。在日本期间，他拜会了亡命此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又结识了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两派都主张武装起事，康有为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复辟光绪，孙中山的目的是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去年十一月，唐才常带着康有为所筹集的三万银元及与保皇、革命两派都关系甚深的热血志士傅慈祥、林奎、沈荩、毕永年、秦力山等先后回国。不久，慈禧立溥隽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废立，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唐才常、沈荩等人都列名其中。

唐才常从这一行动中看出了光绪在全国的声望，“勤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用以联络同志，共图大举。为更好地联系江湖会党，两个月后，唐才常又在上海成立自立会。

自立会的形式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差不多。开山堂，发票布，山名富有山，票号富有票，上设正副龙头，下有内外八堂，拜香堂、喝鸡血酒。康有为、唐才常列名副龙头大爷，梁启超、林奎、毕永年、秦力山列名总堂大爷。就这样，他们将长江流域一带的二十余万会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立会既受康、梁领导，又遥戴孙中山。

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的事件出现，全国人心浮动，唐才常和在海外的康、梁、孙都认为是个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唐才常遂以挽救时局、保种保国为辞，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又设总部于上海，分部于汉口。

与此同时，林奎、傅慈祥在汉口筹建起义的军队。将军队定名为自立军，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另以会党十万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这七军即中、前、后、左、右、新军、先锋营各军。中军的主力为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前军设在安徽大通，后军设在安徽安庆，左军设在湖南常德，右军设在湖北新堤，新军及先锋营设在武汉。中军统领为林奎、傅慈祥，新军及先锋营的统领为唐才常。自立军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起事。

这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西洋各国及日本签订《中外互保条约》的消息传了出来，海外的康、梁、孙与国内的唐才常等人都于此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动向：李、刘、张三督与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倘若能说动他们独立于朝廷的话，则既可以免去兵戈之灾，又可利用他们的威望影响全国，无论是对眼下的勤王，还是对今后的变专制为共和都大有好处。这些熟谙日本历史的志士，都知道当年明治天皇就是靠着强有力的萨摩藩镇和长州藩镇的策划，才实现王政复古和倒幕维新的。光绪就好比明治，李、刘、张就好比萨摩和长州。由李、刘、张来策划实施，一切就会顺利得多。年轻的救国志士们都认为此种设想值得一试。

恰好此时李鸿章在香港，孙中山请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代为进行。卜力通过翻译和李鸿章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李听的多，说的少，对于“两广独立”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不表态。直到会谈结束，卜力也没弄清楚这个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总督，对此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卜力耸了耸肩膀，对与中国大员的谈话之艰难深感无奈。卜力做过多年的香港总督，时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他的愉快感极少。他似乎看到在他与中国官员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分明存在着的厚墙深沟，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后来他才悟到，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他本人无法越过。他将与李鸿章的会晤告诉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说：“晤谈是成功的，请你过几天再去见见他。”

谁知两天后李鸿章便接到恢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当卜力再次与他会面旧事重提时，李一口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是后来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年轻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吴禄贞通过一个在自强军中做中级军官的朋友引导，在总督衙门里拜会了刘坤一。

吴禄贞是个直炮筒，不喜欢转弯抹角，话没说几句就提到了“两江独立”的话来。刘坤一听到这话，脸色陡然一变：“你是想走当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的路吗？这条路在我刘某人这里一样的走不通！”

在湘军战功鼎盛的时候，年轻的书生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蓄势自立，遭到曾国藩的拒绝。作为一个性情刚烈的军人，吴禄贞受不了刘坤一的这种奚落，一气之下二话没说，就走出总督衙门，心里狠狠骂道：“真是个老废物，还摆谱哩，等我们起义成功后，你向我投诚，我都不收留！”

自立军的分部设在汉口，张之洞自然是自立军首领密切关注的重要人物。中军统领林奎采取江湖通常手段，选派四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湖广总督衙门旁边游弋，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下手，劫持张之洞。因为北方局势紧张，武昌各衙门已接到不少湖北地方乱民蠢蠢欲动的报讯，督署及省垣三大宪等衙门都大大加强了戒备，亲兵营为督署增加两个哨的兵力，日夜值班，不敢有丝毫懈怠。四名侠客在衙门四周游弋半个月，有几次甚至登上张之洞居住的后院上房屋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康有为得知这一情况后来电制止。这时唐才常也从上海赶到汉口，在紧靠英租界的宝顺里住下。宝顺里的房主李宝田在英国人办的宝顺洋行当买办，以他的名义在宝顺里购的六栋房屋，其实是宝顺洋行的产业，受英国租界的保护。中国官府未经英国领事馆同意，不能进入宝顺里。因为有这层保护，唐才常住在这里，并将自立军总部机关也设于此。

否定劫持方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决定光明正大地进督署游说张之洞。这是因为唐才常和傅慈祥都有一个很好利用的身分一一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而张之洞则是以总督、创办者的身分一直兼任两湖书院的名誉山长的。

正是武汉三镇又成火炉的日子里，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两人各穿一件薄竹布长衫，来到位于汉阳门码头附近的湖广总督大门口，对门房说：“我们两个是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得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现学成回来，特为拜谒恩师张大人，请代为通报。”

张之洞对两湖书院的学生寄与厚望，凡有两湖书院的学子造访，均拨冗接待，何况他们又是官费资助的东洋留学生，想来张大人一定更为乐意接见。门房想到这里，笑着对唐、傳说：“二位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人。”

一会儿工夫，门房出来，果然客气地说：“二位先生随我来，张大人在客厅里接待你们。”

在会客厅刚坐稳一会，张之洞便来了。令两位过去的学生所惊讶的，还不是四五年不见的两湖书院名誉山长的衰老，而是他的散漫随意，不修边幅。在两湖书院就读期间，他们曾多次见过张之洞。那时的张之洞虽其貌不扬，却官仪十足。正二品的翎顶蟒袍、三寸高的白底乌筒靴，在前呼后拥的随从衬托下，总督大人显得威风凛凛，令那些年轻的学子两眼不敢正视，心里则羡慕得要死。而如今的这个老头子，上穿一件灰白色的宽袖对襟夏布衣，下套一条半长阔腿玄色旧绸裤，不穿长衫已使人惊奇了，脚下还趿着一双麻与布混合织就的拖鞋，手上拎着一把有了裂缝的大蒲扇。若不是在督署客厅里相遇，若不是先前认识，唐才常、傅慈祥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威名赫赫的湖广总督，分明就是一个老态龙钟、毫无地位的普通市井老者，顶多只是三家村的一个穷老教书匠而已！早就听说张之洞通脱简易，看来传说自有它的依据！

唐、傅见张之洞迈过了门槛，立刻刷地起身，弯腰向他深鞠一躬，然后自报身分：两湖书院第三期学子湖南浏阳唐才常，两湖书院第五期学子湖北潜江傅慈祥。

“坐，坐下。”张之洞上下扑了两下蒲扇，和气地对着两个后生子说，自己也边说边坐下。“你们两个都是两湖书院的，我看着你们有点面熟，但若在路上相见，认不出来。”

这是实话。张之洞一年到书院不过两三次，唐、傅两人在书院读书时也没有格外突出的表现，当然不可能在他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唐才常说：“我们两个从两湖书院毕业已有几年了，今天特来看望恩师。”

那时的官场士林时兴认师拜师。亲自教过的学生，哪怕只三个月半年，终生认其为老师，这是天经地义的。书院的山长，视书院的所有士子为生，反之，所有士子也认他为终身老师，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府试、乡试、会试的各位座师、房师，被中式的秀才、举人、进士视为老师，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各省学政、各府教谕，被该省的士子视之为老师，也在情理之中。所有这些，都有师与生的痕迹可循。还有一种普遍的拜师习俗，那就是下级官员执着门生帖子恭恭敬敬地拜上级官员为师，上司如果受了，今后就按师生形式频繁走动。这种做法实在没有一点师生之迹可循，只是将赤裸裸的功利目的掩藏在深情脉脉的师生之谊中罢了。一旦到了原来的学生大为发迹，做的官和自己相当或甚至超过自己的时候，做师的便要将帖子奉还，表示自己现在已当不起你的老师了。据说刚毅与翁同穌的关系恶化便起于这件小事上。刚毅原来只是刑部的一个主事，因办事能干，翁同穌器重他，将他提拔为郎中。刚毅见翁同穌这条路子可走，便递上门生帖子，翁收下了。从那以后，刚以翁的门生自居，执礼甚恭。以后外放地方官，每次进京，都要殷勤看望恩师。后来，翁将他再调进京来，做了礼部侍郎。那时翁是尚书，官位还在刚之上，刚仍对翁以师相待。不久，刚人军机，升工部尚书，又调兵部尚书，又拜协办大学士，和翁完全平起子坐了。翁却没有想到这时应该将刚的门生帖子还给刚，引起刚的极大不满。最后，在慈禧面前多次告翁的恶状，翁终于被开缺回籍，丢失了富贵仕途。

刚毅这种反目为仇的小人做法虽是少数，却很典型地说明了晚清官场中所谓师生关系的实质，说起来真是令人可笑可叹！

主考、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后，一向热中于办学校作育人才，他自然乐于得过他一日之教的人终生称他为师。对于那些为了干求而递门生帖子的下属，只要他看得起的，他也乐于接收其为门生，乐呵呵地听人家叫他老师。见这两个离开两湖书院好几年的年轻人来看他，还称他为恩师，张之洞显然高兴。他笑着对唐才常说：“你从两湖书院肄业后的情况我略知一点。你是回到湖南去了，为地方做事，时务学堂你参与了，《湘学报》上常看到你的文章。办新政是好的，但不要太激烈了。圣人说过犹不及，你也过了点。当然，比起谭嗣同来，你又算稳当的了。”

唐才常注意听着，在目前这个时候，提起谭嗣同，不骂他为奸佞，只是说他激烈、过头了0身为朝廷大员，这种态度，已足够友好的了。唐才常觉得欣慰。

只见张之洞又转向傅慈祥，问：“你从两湖书院肄业后做了些什么事？”

傅慈祥答：“我在两湖书院读了两年后又转到湖北武备学堂，渎了一年后，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先入日本的成城学校。后人士官学校。”

张之洞听到这，眼睛一亮，说：“你这条路选得好，湖北最缺军事教官。你这次回来是休假，还是毕业了？”

傅慈祥犹豫了一下说：“我是回来休假的。”

张之洞问：“什么时候毕业？”

傅慈祥随口答：“明年夏天。”

张之洞用蒲扇指着傅慈祥说：“我和你约定，明年夏天你一回国就来找我，我派你去训练新军。只要你好好干，待遇和提拔我都会从优。”

傅慈祥笑了笑说：“谢谢恩师。”

张之洞摇了摇扇，说：“大热天的，你们来督署看我，还有什么别的事吧。既然是两湖书院的学生，那我们师生之间没有客气可讲，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唐才常和傅慈祥互相看了一眼。唐才常挺了挺身板，操着浏阳音极重的官话，声音洪亮地说：“我们二人来督署，一来是好几年没见恩师了，心里系念，特来看望；二来，我们也确有一桩大事要向恩师禀报，求得恩师的支持。”

张之洞停止摇蒲扇，眼睛再次为之一亮。从这两次的亮眼中，唐才常和傅慈祥都看出，张之洞外形虽老了，但内神并没有老，依旧和前几年一样的充足健旺。

“恩师，学生就以实相告吧！”唐才常面色凝重地望着张之洞，显然压低了声音，浏阳官话变得浑厚低沉起来。“眼下北方拳民猖獗，京师更处在拳民的控制之下，载漪、荣禄、刚毅等人欺蒙皇上，挟乱民自重，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围攻各国驻京师公使馆。据最新消息，各国已调动近两万军队，组成联军，现正集结天津，不日将向京师开拔。拳民所谓刀枪不入纯属鬼话，在两万西洋联军面前，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京师危急，皇上危急，天下所有良心不泯的中国人皆忧心如焚，我辈亦如此，日夜筹思良策，试图救皇上于兵火之中，挽神州于陆沉之际。”

张之洞绷着脸盯着唐才常，一边听着他如流水般滔滔不绝的讲话，一边想：此人浓眉大眼，脸如国字，膀阔腰圆，肤色黧黑，十足的一个带兵勇将的材料，可惜他一直办报摇笔杆，不去学军事。相反，那个读了三个中外军事学校的傅慈祥，却眉清目秀，一副书生模样。人真的不可以貌而定。唐才常说的这个情况，张之洞已从盛宣怀的电报中获得。不过，他同时还知道聂士成、李秉衡的部队正在开往天津的途中。聂军完全是西洋装备的新式军队，又是主军，面对着身为客军的联军有许多优势，应当可以抵挡得住的。张之洞并没有把局势看得如唐才常所说的那样严重。

“学生有幸看到，当此北国危亡中原板荡之时，独恩师与两广的李中堂、两江的刘岘帅，头脑清醒、目光犀利，不奉伪诏，不从乱命，不畏无识之流的诘难，毅然与西洋各国签定中外互保章程，为皇上保东南半壁河山之安宁，为华夏免数省百姓之流离，这种置一己声名于不顾，以社稷苍生为重的风尚，学生敬仰至极，感佩无已！”

尽管唐才常、傅慈祥在张之洞的眼中并没有什么分量，但他还是很看重唐才常对他参与中外互保行为的看法。因为这毕竟是背着朝廷与洋人签的条约，若要深文周纳的话，扣上“卖国”“汉奸”的罪名，也不是无凭无据的。唐才常这番话代表着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应是值得重视的。

“你们能这样体谅老夫就好。”张之洞说着，手中的大蒲扇又轻轻地摇动起来。

“不过，学生们斗胆请问下恩师，假若京师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恩师将作何种态度？”

唐才常目光炯炯地望着张之洞，张之洞分明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他为避开这种凌厉的挑衅，放下扇子，端起茶杯来喝了半口。心里虽然有所意识，口里却不由自主地问：“京师会有什么局面出现？”

唐才常单刀直人：“西洋联军打进北京，皇上被囚，朝廷变成外国人联合组成的政府。若是京师出现了这种局面，恩师，你的态度如何？”

张之洞拿杯子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茶水从杯口溅了出来，他赶忙将杯子放回几桌上。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绪很快恢复了平静。

“在老夫看来，这样的事是不会出现的。四十年前，英法联军也曾打人过京师，文宗爷在避暑山庄安然无恙。洋人嗜利，给他重利，他便与你和谈，他没有必要囚禁皇上。再说，京师里有步军统领衙门，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新近又成立了虎神营，洋人要囚禁皇上也不容易。”

“这次和上次不同，”一直未开口的傅慈祥忍不住插嘴了，“上次是因续约不成，仇恨尚不大。这次是围攻公使馆。公使馆就是国家的代表，打公使馆就是打他的国家，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何况，日本公使馆死了书记官，德国公使干脆给拳民杀了，这仇恨就大了。一旦打进京师，洋人囚禁皇上的可能性是大的。至于京城内外的军队，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根本就不能打仗，决不可能成为洋人的对手。”

傅慈祥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你可以打人家的公使馆，杀公使，人家为什么就不可以囚禁你的皇上？若是真的重演“靖康耻”的话，该怎么办？拥立泥马渡江的“康王”，那谁又是今日的赵构呢？张之洞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了。他反问两个学生：

“倘若真有那种大不幸的事情出来，你们看怎么办呢？”

唐才常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坚定地说：“恩师，那时请您出面宣布湖广独立。”

“独立”！这个在十一年后的武昌起义时期，各省纷纷采取的行动，此刻在湖广总督的脑子里完全是不能想像的大逆不道。张之洞睁大眼睛，板起面孔：“湖广是朝廷的湖广，怎么能独立？”

傅慈祥立即说：“皇上被囚，朝廷已不复存在，湖广宣布独立不再是对朝廷而言，而是对洋人而言，这不是背叛朝廷而是表示更忠于朝廷。”

对于一个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读书人，对于一个世代深受国恩本人又身居要职的朝廷命官，张之洞对这个奇怪的建议深感突兀，即便真的出现“徽钦被虏”的事，他也没有想到过“独立”二字。张之洞严肃地说：“此事太重大，不宜多谈，何况今日谈此事，也为时过早。”

康才常说：“恩师的这种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到那时，学生就要先采取行动了。”

“采取行动”？张之洞惊疑起来。他的两只虽有点昏花却依然锐利的目光重新将这两个昔日的学子打量起来：唐才常和梁启超、谭嗣同一起办过时务学堂，他莫非是康梁一党？傅慈祥这些年在日本留学，据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流品复杂，不少人同情康、梁，有的甚至还同情那个以造反暴动为业的江洋大盗孙文。傅慈祥是康党，还是孙党？

来者不善！张之洞的脑子里突然间浮出这四个字，他的声音立刻威厉起来：“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勤王！”对于谈话气氛的变化，唐才常并不感到意外，他从容答道。

张之洞问：“你们凭什么勤王？”

傅慈祥颇为自得地答：“我们有十万兄弟聚齐在长江两岸，只待登高一呼，便会赢粮影从，直捣黄龙府！”

张之洞从这句话中嗅出一股异味来：这聚集长江两岸的十万兄弟，岂不就是那些啸聚江湖的会匪党众吗？

见张之洞没有出声，唐才常再挑明：“到时候，我们想借汉阳枪炮厂的枪炮子弹用一用。恩师造枪炮原是为了保卫皇上保卫社稷，到了皇上被洋人所囚，社稷被洋人所占的时候，我们借用枪炮来勤王卫国，想必恩师不会不同意的。”

这是什么话！这岂不在明白告诉我，他们将会打劫枪炮厂，在武昌起事吗？勤王，勤王，他们打起勤王的旗号，不知将要做出什么事来；退一万步说，即便勤王，也只能由我湖广总督出面，你们凭什么做这等事！

张之洞完全明白了，对面坐着的再也不是当年单纯文弱的两湖书生了，他们很可能是会党之头，绿林之首。与他们之间，再也不是师与生，而是官与匪的关系了。本应立即将他们拿下，但想想又觉不妥，这无疑将会把刚才这一番话公开出来，对自己不利，不如暂时不露声色。他起身说：“老夫尚有许多公务要办，你们回去吧！”

不等唐、傅说话，便对着外面高喊一声：“送客！”

回到签押房，张之洞独自一人将会客厅的这一场会见从头到尾，细细地回忆着，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可怕。他把大根叫来，低声说：“给你一个紧急差事。你去张彪那里挑选二百名精壮兵士，分成两个营，日夜巡逻，加强戒备，特别注意要道关口码头和汉口各租界人口处的动态。这两个营交给你统领，三天内组建好。”

大根一听，全身血便立刻沸腾起来，颇带几分兴奋地问：“四叔，发生什么事了？”

张之洞严峻地说：“有消息说：长江流域一带的会匪正在蠢蠢欲动，近期内有可能在武汉三镇闹事，说不定会暴动。”

大根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将缠在身上的精钢腰带勒了勒，说：“四叔放心，我会把这事办好的。他们敢有点风吹草动，我会立即向您禀报。我这就去汉阳张彪那里。”

“慢点，你稍等下，我要给张彪发个手谕。”

张彪三年前已离开亲兵营，当上了湖北新组建的新式军队的统制。这个新军完全仿照江宁自强军的形式，分八个标，二十四个营，共七千余人。

张之洞给张彪写了封短信，告诉他局势严重，要严加戒备，尤其是武昌城里各衙门、枪炮厂、火药厂要添派重兵看守，不能有丝毫懈怠，遇有情况，随时报告。

张之洞将这封鸡毛信用火漆封好，命大根立即赶去汉阳新军统制衙门。

就在张之洞对武汉三镇加紧戒备的时候，北方的局势越来越坏，一道道令人恐悸哀痛的电文，通过上海电报分局源源不断地发向全国各省督抚衙门：

洋兵攻陷天津，大清武卫军统帅聂士成在八里台战场英勇牺牲。

董福祥军围攻使馆月余不下，荣禄调国初攻北京时留下的红衣大将军火炮，但未中使馆却使民居大受其害。

主和派徐用仪、立山、联元、许景澄、袁昶相继被杀。

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

浙江提督、武卫左军统帅马玉昆大败，退至武清河。

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在武清河被洋兵大败，退兵至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城被洋兵攻破，董福祥败走彰义门，纵兵大掠逃逸西去。太后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竟无一人到场。京师城内拳民全数逃散。

太后携皇上、大阿哥、载漪、奕劻、刚毅、赵舒翘未明离宫，出西直门，向怀来方向逃去。洋兵占领北京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对于战事来说，这是何等慘败！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何等耻辱！然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和四万万民众的中华民族的国土上，发生在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按照西历计算，这正是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中国和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丧师失地、首都沦陷的奇耻大辱告别旧世纪，进入新世纪！

张之洞和所有良心未泯的中国官绅士民一样，面对着这一道道无情的电文，陷于巨大的悲愤之中。得知袁昶被杀的那一天，张之洞罢去了晚餐，彻夜未眠。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生寄望最大品学最优前景最为看好的两个学生：杨锐、袁昶都在英年被杀害。杀害他们的又不是仇家怨敌，而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皇太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世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深知杨锐稳重厚道，决不会是康、梁、谭那一类激进亢奋的人，皇太后居然不加区分，不加审判，就将他和谭嗣同一道给杀了，真是冤枉。但此冤犹有可说：因为杨锐毕竟时运不好，和谭嗣同等人同时被授章京之职，很容易被误认为康党。但袁昶之死，却无任何道理可说。难道在六部九卿的会议上，一个太常寺卿不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朝廷主战，难道主和的人就都得杀头吗？自古道言者无罪，现在是不但有罪，而且罪至于死！这是什么王法，这难道是清明之治吗？更何况，袁昶的话完全是对的，是金玉良言，是耿耿忠心。皇太后呀皇太后，您精明一世，为何这两年间糊涂至极？

这一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皇太后那拉氏英明圣哲的崇高形象，在张之洞的心目中降落了许多！

但是，在听到太后携皇上已安然无恙地逃出京师正行走在西去的驿道上，强占北京的洋兵也并没有派兵去追赶捕捉的时候，张之洞还是由衷地感到欣慰：太后和皇上没有受辱，这是祖宗的庇佑；洋兵并不越城追捕，这表明西洋各国并不想灭亡中国。太后、皇上还在，朝廷就还在；朝廷还在，大清的各级文武也就还在。

张之洞想起十多天前唐才常、傅慈祥的游说，心里默默地舒了一口气：幸而脚跟站得稳，没有听信他们的胡说。“湖广独立”，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设想。大清二百年深仁厚泽，国基笃实，是不会灭亡的。想在老夫面前玩花招，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还嫩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