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皙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髯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皙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　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的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青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这书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皙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皙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一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