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度没有猜错，南边来的人正是孙中山派出的。

孙中山在张勋复辟之乱平定后，由一部分忠于他的海军护卫着从上海南下广州，并邀请黎元洪及被解散的国会议员一道南下，在广东重新组织政府。孙中山揭橥的旗号是维护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基本军队，是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现任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所掌握的海军舰队。黎元洪没有南下，原国会议员陆续来到广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于是以这批议员为基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一个名叫《军政府组织大纲》的条例，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元帅。军政府设财政、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六部。这样，中国又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

以正统自居的段祺瑞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广州的军政府，他想通过控制湖南来征战两广。于是，南北两方在湖南摆开了大战场，结果北军失利，导致段内阁倒台，总统冯国璋委任北洋元老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只当了三个月的总理，便又被段祺瑞挤下台，段再次复出就任总理。这时，进攻湖南的曹锟及其部下吴佩孚屡屡获胜，段封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督直而经略四省，成为民国以来地方官员权力最大的人。吴佩孚也被授予孚威将军、援粤军副总司令。吴原以为打下了湖南，可以做湘督，但湘督却让张敬尧抢去了，心中不快，虽挂了个援粤军副总司令的名，但安坐衡阳，并不南下援粤。段祺瑞武力征服南方军政府的目的未能达到。半年后，段又下台。北方政府的总统换成徐世昌，总理换成钱能训。

南方的军政府内部也不团结。陆荣廷、唐继尧并不是孙中山的同志，不情愿处于孙之下。孙除部分海军外并无其他军队，敌不过陆、唐。于是，军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这七个总裁是：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由岑担任主席总裁。孙中山遭排挤，遂离开广东来到上海。

居住上海期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政党的改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区别于民国元年的那个国民党。他又撰写出版了《孙文学说》一书，阐述革命理论，为国民革命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时，随着曹锟、吴佩孚实力的加强，他们与段祺瑞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曹锟是直隶人，曹派被称作直系。段祺瑞是安徽人，段派被称作皖系。北洋军便正式裂变为直、皖两系。在东北，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已迅速崛起，成为东北三省的土霸王。张作霖是辽宁人，张派被称为奉系。曹锟与张作霖联合通电讨段，奉军入关，直奉联合打败了皖系。不久，直奉之间又因分赃不匀火并。结果奉系大败，退回关外。

南方军政府也因为派系矛盾，随着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相继辞去总裁终于全盘瓦解。

中国实际上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不少省倡导联省自治，即像美国联邦自治一样，各省由本省自己管理，在省之上有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用以对外。这个倡议以湖南叫得最响，还居然制定了一个湖南省宪法。当然，这个省宪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此时，在广东省崛起一个年轻的军事实力人物，此人名叫陈炯明。他一九○九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辛亥革命成功，年仅二十四岁的陈炯明便做了广东省的副都督，不久又做了都督。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陈炯明也参加了，失败后逃亡海外。一九一五年，陈回国参加讨袁行列，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死后，陈公开拥护孙中山。

革命成功前的老同盟会员，两次反袁的经历，使得孙对陈很是信赖，引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当陈炯明的军队控制了广东的政局后，电邀孙中山回粤，孙欣然离沪回穗。

其实，陈炯明并非中山信徒。他邀孙回粤，只是想利用孙的崇高威望为自己撑脸面。孙中山回到广州后，立即着手重新组建政府。陈是赞成联省自治的，他一心只想做广东王，对孙中山统一全国的主张甚为反感。但他拗不过孙，只得勉强同意。在二百二十个非常国会议员的拥戴下，孙中山再次当选大总统。于是中国大地上又有了两个总统：一是北方的徐世昌，一是南方的孙中山。

孙中山的政府也只设六个部，六个部的部长只有四个人，伍廷芳外交兼财政，陈炯明陆军兼内务。陈一身任两部外，还兼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决定北伐，在广西桂林组织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控制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北伐很冷淡。为保证北伐的后方供应，孙不得不撤去了陈的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伍廷芳为省长。陈因而怀恨在心，秘密与吴佩孚及同属直系的赣督陈光远联络声息。当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进入江西的时候，陈炯明的部队竟然围攻广州总统府及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

孙中山在侍从的保护下来到海珠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第二天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一边督率海军炮击叛军，一边部署各路人马回援广州。在获悉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企图扑灭北伐军的电函后，为制止直系军阀与陈联合行动，孙中山给同盟会的老同志、与曹锟曾有过交往的刘成禺写了一封信，要他全权办理此事。此时刘成禺住在香港，接到孙的亲笔信后星夜启程北上。在长沙候车时，偶遇赋闲乡居的刘揆一。

当年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充当过革命前同盟会总部负责人、革命成功后两度出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近几年来对黑暗、丑恶、混乱、倾轧的中国政坛痛心不已，失望至极。他愤而退出政界，回到湖南，寓居长沙闭门读书。怀着对老友黄兴的崇敬，也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正在埋头撰写《黄兴传记》。

听完刘成禺对广州局势的介绍，得知他此次北上的使命后，刘揆一沉思良久。尽管刘揆一对中国现状极为不满，尽管在东京时也与孙中山有过分歧，但他毕竟献身革命十多年，对孙中山本人非常崇敬，他希望孙中山的事业能够成功，对陈炯明炮轰领袖的叛逆行为万分愤慨，当此关键时刻，他要协助老友帮孙中山一把。

刘揆一问刘成禺：“你准备如何来完成这个使命呢？”

刘成禺答：“我接到孙先生的手谕后，出于义愤，慨然允诺，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与曹锟十多年前曾有过一面之识，但那时他只是一个统制，还有点自知之明。现在他打败了段祺瑞，打败了张作霖，天下惟他独尊，不可一世。布贩子出身的小人，一旦得志，还会记得过去吗？也不知他会不会见我。只是军情火急，不容我犹豫，我想先到北京再说，或许能找到机会。霖生，你的门子很多，帮我想想办法？”

“我离开政界七八年了，与曹锟和直系人物没有一点联系。”刘揆一托着腮帮边说边思索。忽然，他拍着脑门说，“有一个人可以找。”

“哪一个？”刘成禺眼睛一亮。

“夏午贻，他是曹锟的秘书长。”刘揆一问，“你认识他吗？”

“夏午贻，就是前几年遭通缉的袁世凯的内史夏寿田吧！”

刘揆一点点头。

刘成禺说：“此人我不认识，你和他熟吗？”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交。”刘揆一说到这里，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忙说，“夏午贻和杨皙子是至交。杨皙子和我熟，我和你去一趟北京，当面找杨皙子，请他出面去找夏午贻。”

刘揆一的热情仗义，使刘成禺很受感一动。他说：“霖生和我一起去北京，真是天遣贵人相助。军情瞬息万变，不能耽搁了，我们今天连夜北上吧！”

过会儿，刘成禺又说：“由杨度找夏寿田，再由夏寿田游说曹锟，这条路子自然是最捷近不过了。只是杨度过去是袁世凯的人，帝制失败后又装神弄鬼的，玩起什么披发入山礼佛参禅来，他会再管这些事么？”

刘揆一笑着说：“杨度这人我很了解。早年我们一起拜在王壬秋先生门下，在衡州东洲书院读书。他那时跟壬秋先生研习帝王之学，一心想做大事，出大名。东洲三百多个学子，就数他用世之心最强烈。正因为他极想用世，所以才会接受满人朝廷的征召，给他们制宪法，后来又去抱袁世凯的大腿。他本是竭力主君宪的，但要投袁所好，想依靠袁来做大事，不惜放弃原来的主张，鼓吹共和，调停南北。不料，他在袁政府里屡遭排斥，抑郁不得志，这样又将他逼到袁克定的门下，想通过扶持袁克定当皇帝，自己好做开国宰相。谁知美梦不成，却恶名远播，被政坛彻底抛弃了。”

刘成禺说：“照这样说来，杨度的确是个政治节操不好的人。”

“不能这样说，禺生。”刘揆一断然否定，“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至于信仰、主义等等，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已。目标不可移易，信仰、主义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一个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功名追求。杨度诚然是功名心重了一点，但扪心自问，就是我们这些献身革命的人，又何尝没有出人头地的个人想法在内？假若革命者都是纯洁无私的话，何来革命党内部的斗争分裂？又何至于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成果？革命党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苛求于杨度呢？”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刘成禺能理解刘揆一这番对目标与途径、为国家做贡献与个人出头露脸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点点头说：“依你看来，杨度是个有大节的政治活动家。”

“是的。”刘揆一立即说，“这一点我坚信。早在东京时期，我就说过中国若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则是中国最理想的内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爱国又有才能的人。我相信杨度是在备受打击和误解的情况下才灰心失意学佛参禅的，其内心决不会淡漠政界。好比说，我现在也是闭门不问世事了，但只要一提起政治，我仍然会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刘成禺笑着说：“正是的，若没有这股子热血，你怎么会陪我北上？不过，你是革命党人，与孙先生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杨度究竟与你不同，他会像你一样热心吗？”

“我想会的，因为他为国为民的心没有死。孙先生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他会支持，何况杨皙子与孙先生是朋友。禺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吧！”

“什么事？”刘成禺怀着很大的兴趣问。

“我先写首诗给你看。”

刘揆一提起笔来，在纸上写出了一首七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