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9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中外的恩师，您说的就差不多了。国外的说了四个，西克教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哈隆教授、布劳恩教授。国内的说了三个，是陈寅恪教授、汤用彤教授、胡适教授。

季羡林：就是国内的，第四个啊，太多了，怎么选，不知道。

蔡德贵：随您，由您定。有些是老师，但不一定是恩师。您觉得够恩师系列。

季羡林：恩师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董秋芳，这四个就够了。

蔡德贵：您七八十年舞文弄墨，就是受董秋芳老师的影响。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看看，德国那面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都有了。不讲了，《留德十年》很详细了。

蔡德贵：那德国就不讲了。

季羡林：就是最近，哥廷根大学每年啊，选一个杰出的校友，2008年选的我。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一年选一个，证书发给我了。

蔡德贵：一年一个，文理两科都有吗？

季羡林：哥廷根大学整个的学校，就一个。

这是证书的内容：

值此2008年第一届国际校友返校之际，哥廷根大学授予季羡林教授、博士2008年哥廷根校友荣誉称号。

季羡林生于中国，1935～1945年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1941年获梵文博士学衔，上世纪80年代，他撰写《留德十年》，为哥廷根大学在中国塑造了形象，由他描述的德国学术生活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一直延续至今。

哥廷根大学校长 库尔特·冯·费古拉教授、博士

哥廷根 2008年9月27日

蔡德贵：您说说回国半年路上，受的那些苦。

季羡林：那时候这样子，1945年，那时候（回国），还没有飞机。我是从德国，那时候英美军已经进去了，就是希特勒彻底垮台。进去以后，一个美军的少校，他要开车送我们到瑞士。因为除了他开车之外，我们毫无办法，那时候交通都断绝了。这个美军少校他图什么呢？他幻想能够去瑞士逛一逛。结果，我，跟张维一家，刘先志夫妇，我一个人，就坐美军少校的车，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美军的基地，到那里管了我们一顿饭。

蔡德贵：管了一顿饭。

季羡林：不吃不行啊！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开车到瑞士去。结果那瑞士呢，那时候德国在那里没有正式的大使，或者公使的，找了一个代理，代理还不是瑞士人，是德国人。我去找过他，他说我签了字的，管用不管用，不知道。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外交代表。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拿着他的签字，美军少校把我们送到瑞士德国边境。当然进不去了。进不去，后来我们就在边境，与中华民国驻瑞士公使馆打电话，他们就派人来了。来了，主要是跟瑞士方面交涉，公使馆出面，没有事，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进了瑞士了。

进了瑞士，这个国家的干净漂亮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我那时候在德国留下了一块面包，那面包什么玩意儿呢？有点面粉，主要有鱼粉，闻起来有腥臭味。但在德国就是宝贝啦，一天定量发给那个玩意儿。我有一块没有吃，就把它带进去，怕路上饿，带进去以后，我的想法是，找一个我认为比较能够丢东西的地方，就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结果这块面包，我拿在手里，一路就没有找到一个地方能够丢的。瑞士就是那么漂亮，那么干净。

蔡德贵：德国人也爱干净。

季羡林：德国人也爱干净。法国人就不行了。瑞士是几个民族合成的，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意大利人。他那个电车上就有三种语言。

我们进了瑞士就好办了，那时候中国公使馆的公使，叫梁龙。他就派人到边境来接我们。进去了以后，找到一个天主教办的，一个叫什么玩意儿，有点慈善机构味道一类的地方，不对外营业的。那地方我们使馆可以不出钱，把我们送到那个地方，法国叫Foyer St. Justin，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半慈善。里面已经住了几个中国人了，就是在瑞士工作的，教汉文的。

我住到里面去以后，大夫首先警告，说你不要有饱不饱这个标准，不要拿平常讲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饱的感觉没了。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有这个经验，没有饱的感觉，结果这一顿就撑死了。所以，先警告，你不能根据饱不饱。你饿了几年了，没有饱不饱的感觉。要定量，你自己定量。

蔡德贵：那这个人真好。

季羡林：到那里去，一下子，德国的那个面包就不要吃了。这里是白面的面包了。

蔡德贵：您第一顿，吃的什么，还记得吗？

季羡林：它没有别的，早饭是面包，午饭、晚饭大概是基斯、土豆、牛肉，这么烧在一起的。

蔡德贵：平常我们认为是不好吃的吧？

季羡林：那时候什么都好吃啦。

蔡德贵：可以叫狼吞虎咽啦？

季羡林：也不敢啊！大夫不是讲了吗，你不要感觉饱不饱。你没有饱不饱的感觉，丢掉了。就是根据自己一般的数量，定吃多少。在那里大概过了半个月，才知道饱了。恢复饱的感觉，还真不容易。那个基斯，土豆，牛肉，在欧洲人的口味中认为是好的，但是我们就不行。基斯有臭味，平常的时候吃，干的时候，还可以，可是一放在饭里面，那个臭味就闻出来了。我多年没有吃基斯了。

我们走以前哪，先是美国兵打进哥廷根。打进以后，就撤退了，英国军队来接，来接就是，德国那个希特勒，在哥廷根有一个粮库，给军队准备的，罐头的，里面有牛肉、白糖，粮库后来是美国兵进去以后，交给英国兵，那时候是英国人，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具体管事的是希特勒的法国俘虏。在那里零零碎碎的，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英国那个管事的，给一个条，难民，他给我们条就行，每天拿着条，到一个地方去领肉，牛肉、羊肉，主要是牛肉。

蔡德贵：是牛肉罐头吗？

季羡林：不是罐头，是见到肉了。那个具体管事的法国俘虏，军装还是旧的，新的换不了。他在那里管，我们每天到那里去领一份，牛肉或者羊肉，我房东大为高兴了，她当然也得吃啦，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厮守（好东西），她给我做，就是这个她能做。

我刚才说，希特勒在那里有一个仓库，都是罐头的，是给军队准备的，这军队撤走了，那个英国管事的，给我们一个难民身份。我们管他什么难民不难民哪。每天拿这个（难民身份）啊，有一次听说，德国军队准备的仓库储存有罐头，有白糖和牛肉，没有别的。有那么一个地方。后来我和张维啊，我们两个就去了。前门啊，挤满了德国人，在那里看，管事的是法国俘虏。进去以后，那个法国俘虏来找我了，我把护照给他看了，那时候，我们的护照都得随时带在身上。看了以后，他当然无权干涉了。我就跟张维，那时候我们不是长袍大褂，长袍大褂就好了，就进去拿那个罐头啊。如果是长袍大褂，可以兜在那个身上，结果不行啊。张维比我厉害，我拿到十罐头，就不得了了。他拿的比我多。我拿回家去了，我那个房东老太太高兴极了，多少年没有见了。再回去拿，仓库关门了。关门以后干吗呢，以后就定量分配了。我们就拿那个难民的条，是到一个地方去领，一次只能领一天的。领的东西，有新鲜牛肉，也有这个罐头。我那一阵子，是我到瑞士以前吃东西吃得最好的日子。

蔡德贵：有多少天？

季羡林：没有多少天，因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少校啊，他好歹碰到这么一个（机会），他想逛瑞士。所以就自告奋勇，带着我一个人，张维一家。

蔡德贵：有没有刘先志？

季羡林：有刘先志夫妇。刘先志，对。你知道，他这个在德国得的那个乌龟，他舍不得吃，养起来了，他大概非常喜欢，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马科斯”，去天天（避难），那时候那个轰炸机还在轰炸，提着包，不是提别的，提着“马科斯”，到郊外去逃难。他还带回国来了，“马科斯”。（大笑）真有意思啊！

刘先志后来也是这样子，和我们一直（在一起），从瑞士到法国，在马赛，上船，那时候就长途跋涉了。那个船是英国的船，运的是法国兵，运的目的是到西贡，去镇压越南人民的，那个船全是兵，就是我，刘先志，张维，我们三家。

蔡德贵：你们算是旅客，其他都是兵。

季羡林：其他都是军队。后来这个船规定，原来平民不能登到最高层。我们就跟他交涉，我们不是要到最高层看一看吗？他们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每天上最高层看看。那时候吃东西，轮船管饭了。

走的时候还很危险。那个水里边放的水雷，还没有排除完。我们就从瑞士到法国，从马赛，上船，一直到这个西贡，停下了。路上听那个管船的就讲，过公海的时候，因为水雷没有排除，他一晚上就拿着探照灯看，有没有水雷。你要有水雷，触了水雷整个轮船就完了。整个旅途是非常危险的。

蔡德贵：在水上晃悠了很久吗？

季羡林：船上没有那么久。就是马赛到西贡，几天吧，两三天，没有多久。那个船速度挺快的。到了西贡就留下来了。在西贡，大概住了有半年。为什么呢？再往前走怎么办哪？

后来我们到了西贡，就跟这个国民党的，驻西贡有一个总领事，驻越南有公使，西贡有总领事，大概那个西贡的华侨多，所以有总领事，天津人。我们到了西贡，就先找这个总领事，让他给我们找住处，给钱，还得……那时候我们有一条经验：就是跟国民党的官员打交道，软的不行，我们这些留学生，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所以国民党的那些官啊，都怕这个留学生。

蔡德贵：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衙内了。

季羡林：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第一顿饭，给的是一般的筷子，我们都给他撅断了，要象牙筷子。立刻就来象牙筷子了。（大笑）后来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就是和国民党打交道，就得粗、野，别的都不行，他吃这一套。你如果文文绉绉的，他以为你怕他。你粗野的话，他不知道你是国内什么大官的子弟。所以我们就打了一路。到了后来，就无理取闹了，筷子撅断了，象牙筷子了，越凶，他们越不敢动。越闹得厉害，他就越怕你，（以为是）国内什么院长的儿子，他们不知道啊！

蔡德贵：你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大官的背景。

季羡林：都不是。（我们一路上）就是打出来的。

蔡德贵：您在西贡做过讲演吗？

季羡林：有讲演。西贡的华侨很多啊，是在知用中学。后来在国内还见过那个知用中学的学生，唐月梅。

蔡德贵：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那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国内情况也不清楚，就讲这个“西域新发现的文字”。中学生，他怎么能懂这个呢？不过我们是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所以听的人还挺多。他完全不懂。

蔡德贵：新发现的文字讲吐火罗文吗？

季羡林：也有吐火罗文，反正是新发现的文字。因为讲什么，什么呢，我不知道。一提到蒋介石，叭，都站起来了，吓了我一跳。（大笑）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个规矩。一提蒋介石，就一齐站起来了。我问他们，干吗站起来啊？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个规矩。

蔡德贵：在别的中学还做过讲座吗？

季羡林：就是一个中学，知用中学。（在别的学校）没有讲。那个总领事是天津人。

蔡德贵：要钱的时候，您是不是还在他总领事的办公室闹过啊？

季羡林：那是在瑞士了。我们一到瑞士，有一个瑞士国民党使馆的一个人，是德国留学生。他就跟我们讲，国内寄钱来了，寄钱是专门给留学生的。

蔡德贵：泄密了。

季羡林：我们就掌握内情了。我们就去瑞士使馆闹要钱，说国内给我们寄钱来了，专门给留学生的。本来他们给我们，一进瑞士，已经给200美元了。后来我们就定期，在西贡住了有几个月，定期要钱。他知道我们有内线，他那个使馆的参赞，第二把手，是德国留学生，通知我们，有钱来了，你们来要钱吧。要钱甚至于要动武。他使馆的一个官员，手里拿着手枪。我们才不怕那一套呢！

蔡德贵：你们几个谁最壮？

季羡林：刘先志壮，山东大汉。后来到山东做过副省长。

蔡德贵：滕菀君是淄博的啊？

季羡林：她是淄博的，大资本家，自费留学的。

蔡德贵：在西贡待了那么长时间啊？

季羡林：等着怎么再往前走啊，当然是坐船。还是国民党给解决的。西贡那时候是说下雨立刻就下雨，下一阵立刻就晴天。

蔡德贵：北方人在那样的地方，是不是觉得蒸得慌？

季羡林：对。就这样，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了上海。

蔡德贵：有没有人到码头去接您啊？

季羡林：哪里有什么人接我啊。后来啊，在上海的时候，我首先跟李长之联系上了，他当时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那时候，我这个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在瑞士曾经有过200美元。后来在瑞士碰到一个德国教授，他是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的，我给他翻译《四书》，我们两个合作。后来出版没有，我不知道。

蔡德贵：把《四书》全部翻译出来了？

季羡林：我拿了这笔稿费，在瑞士买了一块表，是欧米格的。

蔡德贵：欧米格就是用稿费买的啊？

季羡林：除了稿费，我哪里有别的钱啊！

蔡德贵：那您稿费很多啊？那个表很贵吧？

季羡林：在瑞士，那个表不怎么贵。使馆给点钱，我本来能够买两个的，结果呢，我想留一点现金，结果我错了。如果买两块，我回来以后就阔极了。回来的时候，正是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得要命啊！我在上海去卖这块表，我受了人家的骗，怎么受人家的骗呢？他问我在瑞士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就说，我给你比瑞士多一倍的价格。多一倍也不行啊，当时是不知道啊，只卖了十两黄金，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得要命，卖二十两黄金也可以的。卖掉了一个金表，十两黄金，兑换出什么当时的钱，法币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往家里寄钱，我十年没有管家啦。我换这个黄金的时候，他多给我一两，我立刻就退还给他了，我对他说，这个不义之财，我一辈子不发。你错了，我不能错。

蔡德贵：您寄钱之后，自己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

季羡林：当时不大清楚，反正是我给家寄了。第二次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人家办公，我就去南京玄武湖啊，瞎溜，晚上人家不办公了，回去睡在那个办公桌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反对那个聂元梓，造了谣说，我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热烈欢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么个人啊，什么热烈欢迎啊，胡说八道。

蔡德贵：您在南京是不是也做过讲演？

季羡林：做过讲演。在南京讲过，上海也讲过。是李长之安排的，大概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讲堂。后来这个李长之讲，你这个中国话不怎么地道啦。十年没有说啦。

蔡德贵：有十一年不说了。

季羡林：嗯。当时我有一个字，就是“搞”，搞什么？现在我们张嘴就说“搞”，中国以前没有“搞”这个字。到西贡以后，听他们说搞这个，搞那个。中国这个“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德贵：您在上海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我记得，还是那一套，因为新的内容我不知道，旧内容啊，反正是我学的就是这玩意儿，大概99%的人听不懂。

蔡德贵：谁在上海给安排的呢？

季羡林：就是李长之在那里搞的。上海、南京。后来主要是在南京。那时候臧克家在上海，还不是现在这个夫人。郑曼跟我讲，不是我。

蔡德贵：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

季羡林：也不是原配。那个原配，大概丢啦。后来我们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济南我们那个房子是大的，就把我们都赶出去，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吃大锅饭。被赶出去以后，住在一个小地方，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给她吃什么？

蔡德贵：应该是郑曼。

季羡林：第一次醉酒。我以为是郑曼，郑曼说不是她，是谁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日本那个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