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5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金克木先生，在从武汉大学过来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后来唐长孺先生把自己的妹妹介绍嫁给他了，就是唐季庸。

季羡林：是唐季庸。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好像就成亲了，很短的时间。金克木你认识吗？

蔡德贵：见过，但是和他不熟。都说他脾气有点怪，但是也很有才。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和他住一个楼13公寓吗？

季羡林：大概是。

蔡德贵：您东单元，他西单元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是您把他聘过来的吗？一聘就是教授吗？

季羡林：他是武汉大学的。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后来就紧了。他没有什么学历，在印度待过。在武汉大学就是教授了。这个人是很有活动能力的，他在皖南事变中是上校。后来“文化大革命”，首先揭他这个皖南事变的事，上校，大概20岁出头，那个人是游戏人间，对人生不那么严肃。

蔡德贵：他受佛教影响很小吗？

季羡林：这个影响，他写过《梵语文学史》，那个书写的还是不错的。

蔡德贵：还做过东语系的教材吗？

季羡林：不是教材，就是出版的学术著作。

蔡德贵：金先生的杂文我读过，杂文还是不错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有些批评现实很尖锐的。他敢批评现实的。昨天提到，您神经衰弱，到读报都不能读的时候，这个时候把课交给金先生了吗？

季羡林：嗯。他那时候已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还是有预见的。要不然的话，我还不能出去了，课就没有办法上了。

蔡德贵：那您在云南的时候，待了一个多月。

季羡林：在云南，就是走遍了云南。

蔡德贵：您去云南，回来以后神经衰弱好点吗？

季羡林：好啦。在西双版纳，就那一次。一直到缅甸边界了。

蔡德贵：那时候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啊？坐火车可是很长时间的。

季羡林：坐飞机，不是直接去云南，中间在成都停了一下。然后就到昆明。

蔡德贵：这一段时间，一个多月梵文的课就是金先生教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学生到现在梵文巴利文的有多少届呢？

季羡林：没有几个。

蔡德贵：真正成才的不多啊？

季羡林：大概不到十个人。有的在香港了，没有用上。

蔡德贵：蒋忠新是第一届学生吗？

季羡林：蒋忠新不是第一届。

蔡德贵：他是您比较满意的学生了。

季羡林：蒋忠新很有才。

蔡德贵：他的梵文、巴利文学得都不错吗？

季羡林：嗯。好的。

蔡德贵：他和黄宝生、蒋忠新、王树英、张宝胜，谁早呢？

季羡林：蒋忠新早。王树英没有学梵文，张宝胜学过梵文。

蔡德贵：一个材料，说您招过一个解放军战士，学梵文、巴利文。

季羡林：有啊！

蔡德贵：听说您对他评价很高的。

季羡林：对，那个人聪明，学语言的，姓张，叫张劲草。

蔡德贵：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做梵文吗？

季羡林：后来没有。

蔡德贵：是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时候招的学生吗？

季羡林：不是，还要以前。中印边境反击战是1962年，应该在反击战以前。反击战以前哪，谈判中印边界，我不是正式代表，作为顾问，和印度谈判。谈判的时间很长。我就说，这个印度人不是正规的谈判，他一定让我们承认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帝国主义硬加给中国的，我们不能承认的。结果他这时候，就到全世界的图书馆去找地图，那地图都是受英国影响的么。地图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是英国帝国主义搞的。所以他不是真正跟你谈判，就是跟你搅和。

蔡德贵：您参加这些谈判了？

季羡林：我自己参加没有参加，有没有顾问的名义，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顾问一类的性质。当时是这个样子。他一定逼着我们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不能承认的，承认了不就是承认了帝国主义么。后来周恩来想这样解决，在西部，这个东边是麦克马洪线，往西走，给他一些好处，不要承认这个麦克马洪线，他们不干。就到处找地图，地图当然是英国搞的啦。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言了，这是一个英国人报道的，马科斯维尔，说尼赫鲁讲，我要教育教育中国，大言不惭。结果派了一个独立旅，一万人，进中国。那时候，我们这个，有个元帅的名字，我给忘记了。他到那个亚东去看了一下，那个前边正好是一个兜，那个地形啊，他说，就让他们在这儿进。结果印度就派来一个独立旅，旅长叫达尔维，率一万人，一下子就进了咱们的那个兜了。中国好像出了一个军，整个把他们包围起来，一个也没有剩，都抓来了。抓来以后，怎么处理很难，按道理，他们是战俘。但是中国不愿意给他这个名义，把他们那个旅长达尔维准将请到北京来，想了半天，那么谁出面招待？中印友协，我那时候是常务副会长，出面来招待。丁西林是会长。所以把人抓来，把达尔维弄到北京来，不做战俘，在北京我出面就来和他叙家常，中印友协中印友好么，几千年来的友好朋友，谈中印友好。在前门全聚德，那时候那个全聚德还没有那么大的，你知道前门出来，走一走，在全聚德准备了几座烤鸭，叙家常。那时候全聚德还不是在和平门那么大，是在前门，比较小的。和这达尔维话家常，不是战俘实际上是战俘，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后来他这样子，他倒是同意到全聚德吃烤鸭。他下边的几个团长，一进来啊，就是印度的那个军装还不脱，我知道，这个家伙是个滚刀肉，不脱那个，身上的衣服都裂着口子，我一看，进来的这个人不善。后来那个达尔维本来是旅长么，不过他现在不是旅长了，说话也没有用。那几个团长是死硬派，那时候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是不脱那个军装，烤鸭也不吃。我们也没有吃成。中国这边本来说吃烤鸭的，结果达尔维准将同意了，团长不干，结果都没有吃成。尼赫鲁在印度本来是权威，至高无上的，因为当时倒不是因为是总理，而是被认为是甘地之后实际上就是尼赫鲁，是爱国的志士。到这时候呢，达尔维准将旅长已经没有了，说话不算数，他答应了吃烤鸭，下边的几个不干，我们也没有吃成，准备吃烤鸭的，结果大概磨了一个上午。

蔡德贵：和这些团长也要交流吗？

季羡林：就是达尔维坐在那个地方，主要和他谈话，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实际上他们是战俘，但是不能按战俘来对待，只能讲中印友好，几千年来的中印友好。后来，这个印度方面，有一段想否认，说尼赫鲁没有说这个，我要教育教育中国人，结果英国人，那个马科斯维尔说，尼赫鲁说过的。所以尼赫鲁本来在印度，是在甘地之后第二个大的伟大的爱国者。可是，结果这一仗下来，不久就死了。

蔡德贵：印度人对他评价那么高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解放后，您和印度官方打交道经常出来啊？

季羡林：解放后，1951年中国派了一个大型代表团，第一次出国去印度。

蔡德贵：就是丁西林做团长的那一次吧？

季羡林：丁西林是团长，李一氓是副团长。管事的是李一氓，李一氓是党员，20年代的老党员，

蔡德贵：那个代表团，您当时是不是最年轻的团员？

季羡林：我是最年轻的之一，那时候有这个画家常书鸿。

蔡德贵：常书鸿？常书鸿后来也是搞敦煌的吧？

季羡林：对。搞敦煌的。

蔡德贵：还有吴作人吧？

季羡林：有吴作人。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也去了。

季羡林：嗯。很大的一个代表团。

蔡德贵：还有郑振铎吧？

季羡林：有郑振铎、钱伟长。

蔡德贵：那个代表团规格很高啊，准备的时间也很长啊！

季羡林：在印度六周的时间，走遍了印度，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招待的，那时候私人航空还没有，陆军有，印度派了军用飞机。所以我们那次周游了印度。

蔡德贵：准备出国的文件，也准备了很长时间。

季羡林：不光是文件，而且是准备展览的（图片），在故宫，是不是在太和殿啊，搞的那个图片，是放大的，准备出去展览的。那时候周恩来几次到故宫去看这个展览。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宣传中国。

蔡德贵：中文的材料还要翻译成英文，您是不是参与翻译？

季羡林：没有，我不是翻译，我是代表。有翻译，代表团有好几个翻译。

蔡德贵：就是那一次，您看到郑振铎和冯友兰先生开玩笑，冯友兰先生的胡子被剃掉了。

季羡林：冯友兰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大使馆那里有中国理发师，郑振铎站在旁边，他们对冯友兰没有敬意，为什么没有敬意呢？因为冯友兰要当蒋介石的帝王师。

蔡德贵：实际上没有做成，冯友兰坐过蒋介石的牢。

季羡林：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就是他的那个主要思想，是想给蒋介石帝王师准备的。

蔡德贵：就是新理学的那一套。

季羡林：对。《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郑振铎这个人是民主人士啊，很早的，他瞧不起冯友兰。冯友兰在使馆里，坐在那里理发，郑振铎站在旁边，跟那个中国理发师说，给他把胡子刮掉，理发师一刀刮掉了一块，别的就不能留了，不能留一半啊，结果胡子没有啦。

蔡德贵：结果剩下的不行了，全部就刮掉了。

季羡林：结果到印度，被授予第一个荣誉博士的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么。当时下边就对他讲，说你致答词的时候，就是要注意措辞，什么措辞呢？就是，当然要表示感谢，措辞就是不要认为了不起，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掌握分寸。冯友兰他也掌握不了。

蔡德贵：冯友兰还惹麻烦了吗？

季羡林：没有麻烦。那时候中国代表团规模很大，周小燕也去了，唱歌的，张骏祥，张骏祥、周小燕就是那次认识的，后来结婚的。走的时候，在北京我们筹备了半年，后来坐火车，到武汉，停留了几天，到武汉大学，在东湖。

蔡德贵：在武汉您有没有讲演？

季羡林：没有。到了印度以后我讲了一次。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坐的火车不是专列，专车吧，是特意挂了一节车厢。代表团里面还有个老和尚，五台山的，表示中国宗教自由啊，而且对佛教那么尊重。准备的时间很长。

蔡德贵：就是在印度，您用英文发表的讲演引起的震动很大啊？

季羡林：震动也不清楚。印度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概念，和中国正相反。

蔡德贵：您那次讲的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就讲中印友好。题目《天雨曼陀罗》的散文，曼陀罗花，就是讲中印关系。我们那时候到了广州，叶剑英那时候在广州，10月10日，我们在广州度过的。

蔡德贵：叶剑英是广州市长啦？

季羡林：不是，比市长还大。

蔡德贵：是元帅了？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评。

蔡德贵：他宴请过代表团吗？

季羡林：不光是宴请，我们还到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

蔡德贵：那是10月1日了。

季羡林：10月1日。

蔡德贵：那这个代表团规格很高了。

季羡林：当时第一次出国的代表团。新中国建立不久，所以一定要精心。准备的时间很长，那时候在北京饭店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就是为此做准备，毛泽东去了。发表了一个讲演，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几千年来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后来他这个讲话到处大字印出来。北京饭店这次就是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也把印度大使请去了。

蔡德贵：您那时候的身份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啊？

季羡林：就是。

蔡德贵：五台山老和尚叫什么？

季羡林：当时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