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次口述
2008年11月26日下午4:00~5:30
蔡德贵:讲到东语系,是不是还是讲下去?您在东语系当系主任,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副系主任?
季羡林:有副系主任。
蔡德贵:开始就有吗?
季羡林:开始没有。
蔡德贵:开始就是您一个系主任,加一个秘书。
季羡林:有总支书记。
蔡德贵:1946年开始没有总支书记吧?
季羡林:开始1946年没有。解放以后有了。
蔡德贵:那时候就一个秘书,有一段马衡的女儿当过秘书吗?
季羡林:不是。王森是秘书。
蔡德贵:王森当过秘书啊?
季羡林:就是我们两个“二人班”。
蔡德贵:王森后来也去了中央民族学院了吗?
季羡林:他没有。因为他不是搞(语言)专业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学生,搞中国哲学的。
蔡德贵:他是汤用彤先生介绍过来的吗?
季羡林:就是汤用彤先生派来的。
蔡德贵:那时候,除了王森先生,陈玉龙也在办公室,是秘书吗?
季羡林:陈玉龙不在。陈玉龙好像是东方语专过来的,解放后晚来的。
蔡德贵:他和陈炎一块过来的吗?
季羡林:嗯。东方语专过来的。
蔡德贵:和刘麟瑞先生、黄敏中先生一起过来的。东方语专过来好多人啊!
季羡林:整个东方语专都过来了。东方语专就没有啦。后来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东方语专毕业的学生算不算北大的校友。后来我认为整个学校都到北大来了,当然是北大的校友啦。结果他们狂喜。作为一个北大的校友,随便就可以当的啊?所以那一次,我们到台湾去,到机场热烈欢迎的,就是东方语专,那一批北大的校友,热烈欢迎,到机场。
蔡德贵:那也都是七八十啦。
季羡林:当然是七八十了。
蔡德贵:实际上,那些到北大的东方语专的教师,也是沾了大光了。
季羡林:当然沾光了。
蔡德贵:陈炎先生、黄敏中先生,包括刘麟瑞先生。
季羡林:刘麟瑞、王世清。
蔡德贵:王世清这一辈子是混得最差的了。
季羡林:也不能说混得最差。他也是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的,学阿拉伯语的,刘麟瑞,王世清,都是爱资哈尔大学的。
蔡德贵:王世清的职称一直没有上去。
季羡林:嗯。
蔡德贵:应该说口语水平是很好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刘麟瑞先生的口语是最好的。
季羡林:阿拉伯文整个的是刘麟瑞第一。第一把手。
蔡德贵:他的文字水平和口语标准化的程度,太棒了。
季羡林:对。最早的是马坚。
蔡德贵:1946年您把他从云南聘过来的。
季羡林:对。他原来在回教界,没有什么地位。
蔡德贵:那个时候,您能够从云南把他调过来,对他一辈子也是不得了的事。
季羡林:当然。要不然,谁知道马坚哪!而且他夫人啊……
蔡德贵:叫马存真。
季羡林:马存真。马坚死的比较早。
蔡德贵:马坚先生1978年就去世了。刘麟瑞先生晚年很惨的,不幸福。病把他折磨得够呛,心情也不愉快。他去世以后,把房子收回了。不知道从哪里扣了一小间,给他的女儿刘慧。刘慧写的《刘麟瑞传》,您给题写了书名的。刘慧也是学阿拉伯语的。
季羡林:我也听说了。这个人是人品高尚。
蔡德贵:专业特别棒。
季羡林:对。专业特别好。
蔡德贵:他还特别谦虚。1950年以后,他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都当过比较重要的翻译。
季羡林:重要翻译。对的。
蔡德贵: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刘慧这次写《刘麟瑞传》,才从新华社把照片调过来。我们都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的。他一辈子淡泊名利。
季羡林:(淡泊名利)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可以的。
蔡德贵:他在阿拉伯语界的口碑是最好的。
季羡林:这个人是正直。
蔡德贵:1988年前后,他跟您在一起过春节茶话会之类的聚会。
季羡林:嗯。那时候,阿拉伯语翻译,全国就是马教授、刘教授。毛泽东接见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人,都是他们当翻译。
蔡德贵:我们原先只知道马坚先生,实际上知道刘先生翻译的次数比马坚先生多得多。因为马坚先生把照片挂在家里,刘先生从来没有挂。他从来就没有靠这个吃饭。
季羡林:有一次中南海派人来,说是毛泽东要接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请马坚教授做阿拉伯语翻译,马坚先生要洗澡。哎呀!我急得浑身冒火,等着接见,可是还得等人家要洗澡。
蔡德贵:是不是因为回民每天要洗澡?
季羡林:不是。回民是每天都洗澡的。他那个不是每天洗的。
蔡德贵:您当系主任,主持系务工作期间,有没有别的教师不大听话的?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的脾气特别谦和。
季羡林:没有碰到哪个人和我闹过。我三十几岁当系主任,一直到后来,从来和同事关系处理得很好。没有矛盾过。
蔡德贵:您在单位从来不发脾气。
季羡林:我不发脾气。
蔡德贵:在家里发脾气?
季羡林:在家里也不发脾气,从来不发脾气的。
蔡德贵:有一次,您从塔什干回来,在内部作了一个讲话,有人把您出卖了?
季羡林:对。也不是出卖。
蔡德贵:不是打小报告了吗?
季羡林:它是这样子。我回来以后呢,让我讲一讲。我说讲一讲,是这样子。我说,两种讲法,一种是敞开来讲,一种是有保留地讲。他们说,我们把这个范围啊,限制在党内,那就是你敞开来讲。我讲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苏联。因为我们那个去塔什干,中国直接去不了,必然得到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转飞机。结果啊,我讲的可能是实话,因为苏联当时外边吹得不得了,我们叫他“老大哥”。可我走过苏联以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只要经过苏联的,旅行日程上,本来没有在莫斯科停留的,但是一定要在苏联留。留的目的就是给苏联宣传,这个我也不反对。我们在莫斯科留几天,参观。结果,我说,我们在莫斯科几天,我们在莫斯科参观的只是“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苏联是那个样子。
蔡德贵:和报纸上吹得完全不一样啊!
季羡林:不一样。后来就是,虽然限制了范围,我也没有做到畅所欲言,就是讲了一点实话,实话主要就是,苏联老大哥不是我们吹的那样,就是这么一个主题。你让我说实话么。后来就抓辫子了。一篇小文章救了我,《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我在塔什干开会啊,(一个小男孩)大概是犹太人,反正是苏联国籍的,会点英文,跟我成了朋友,所以我写了《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做报告有人抓辫子,后来解救我的,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对苏联哪,塔什干的小男孩,我对他印象非常深,我赞美他,结果说,就是我对苏联只有爱,没有恨。(笑)救了我,就是这个小男孩。
蔡德贵:那时候反苏就是反革命。
季羡林:那当然了。
蔡德贵:您那篇文章写得很早,一回来就写了。
季羡林:回来就写了。
蔡德贵:但是发表的时候日期不对了,署的不知道怎么是1962年了。
季羡林:肯定是不对的。实际上应该是1958年写的。回来就写的。
蔡德贵:这篇文章以后,就没有再追究您。
季羡林:说这篇文章,我对苏联没有恶感。当时对老大哥那是要毕恭毕敬,而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最不理解,说是苏联有的,我们不能有。比如说历史,我们有《历史研究》,苏联叫《历史问题》,他叫历史问题,我们这个刊物就不能有,不能再叫《历史问题》。其实,也没有人提历史问题,就是《历史研究》么。那时候《历史研究》的主编是郭沫若,把我弄进编委。我那时候号称是研究东方史的。其实,我搞的对象是语言,不搞历史。但是那时候《历史研究》编委有我。
蔡德贵:这个也和您当时学部委员一样的,开始在历史组。我查了刘大年的材料,当时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您开始分在历史组,后来公布的时候,把您放在语言组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文章,有些影响。
季羡林:东方历史写过。
蔡德贵:您在1950年以后,主编过一套小丛书,《新时代亚洲小丛书》,有些影响。陈玉龙、陈炎都写了。
季羡林:陈玉龙、陈炎都有。
蔡德贵: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先后出版,其中有吕毂、陈玉龙《越南人民反帝斗争史》;陈炎《战斗中的马来亚》;马超群,李启烈译《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郭应德《维吾尔史略》;王宝圭《缅甸人民的解放斗争》;任美锷编著《东南亚地理》;[日]渡部彻著,陈信德译《日本劳工运动史》;[越]长征著黄敏中译《论越南八月革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白寿彞《回回民族底新生》;陈肇斌、王清彬《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经济》。
季羡林:不过那个小丛书水平不高。
蔡德贵:可能有一点政治因素。
季羡林:为政治服务的。
蔡德贵:是小册子性质的。
季羡林:对。不是真正研究的学术著作。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还审过稿子吗?
季羡林:我忘记了。在郭老家里边啊,开过编委会,郭老先在西四的家里。后来他搬到什刹海。在他家里开过一次会。
蔡德贵:那时候您当编委有待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就是一级教授的工资,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钱吗?
季羡林:没有钱。
蔡德贵:连车马费也没有吗?
季羡林:政协委员是这样子。我二、三、四、五届,四届当过20年政协委员。就是困难时期,政协委员每个月有8张吃饭的票。那时候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啊,有吃饭的票,8张就可以到政协礼堂旁边的食堂去吃八顿饭。人大代表没有。
蔡德贵:人大代表没有啊?
季羡林:人大代表也不应该有啊!人民选出你做代表,你借这个代表图谋私利,不行的啊!我开始不是人大代表,是政协委员,二、三、四、五届,20年政协委员。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到政协礼堂的食堂去吃饭。(大笑)可以带家属。政协礼堂那时候在张自忠路那个老地方,人大会堂还没有盖。带着老祖,(指季承)你奶奶和季承去吃过一次,这顿饭,我们三个人用了两张票,还没有“畅所欲吃”。
蔡德贵:那时候一级教授挣那点工资,家里也挺紧张吗?
季羡林:一级教授最初并没有这个词,解放前后,有几次调工资,调工资呢,本来有几个老的,翦伯赞、曹靖华,我记得一调工资是他们先调。原来这个什么曹靖华、翦伯赞啊,没有人给他们什么名义。不过大概是翦伯赞与中共有什么联系,后来周恩来给他一辆汽车。那时候北大有汽车的,就他一个人。当时调工资,前面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大概开始有一阵是,一级工资空着,因为毛泽东不领。行政的,教授也是行政的,马寅初是三级,二级就是国务院总理,一级就是国家主席。所以马寅初三级。
蔡德贵:马寅初拿行政工资。
季羡林:那时候,教授也是拿行政级别的工资。后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平衡,这个一级教授,就不能凭你的年龄啦,主要靠学术著作,找了好多人,评这个一级教授。
蔡德贵:您可是第一次就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第一次。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第一次还不是。冯友兰是因为政治问题。
季羡林:也不是没有根据。他的目的是蒋介石的帝王师。
蔡德贵:没有当成。
季羡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太傅”啊。他不是“太子太傅”,就是“太傅”。后来,这个对冯先生啊,就是大家不是从心里尊敬。郑振铎,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印度的中国使馆给开玩笑,把冯先生的胡子剃掉了。就是出于对他不尊敬。郑振铎对他不尊敬,因为他想当蒋介石帝王师。理发师给冯友兰理发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站着,说,把他胡子刮掉,理发师是中国人,一下子把胡子剃掉了。一半不行了,这一半也剃掉吧,开了一个玩笑。(大笑)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也不发火。您说是保持大雅。
季羡林:不发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狡猾的,不发火,另外一种是真的不发火。
蔡德贵:您从1946年一直是教授。您的工资的变化,1946年那时候工资是多少钱?
季羡林:那时候论小米。
蔡德贵:一开始就是小米吗?不是吧!那是解放初吧?
季羡林:最初工资忘了,解放前可能大概是法币。
蔡德贵:那法币不值钱啊!
季羡林:也不是一开始就不值钱。最早的是银圆券,金银券。
蔡德贵:那时候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还很困难,冬天连烤火的煤都解决不了,您还帮助联系胡适先生,用书换了美元,才解决了烤火煤。您在北大没有碰到困难吗?
季羡林:我这个人,反正是,那时候我吃饭,就在地摊吃。
蔡德贵:地瓜也吃。
季羡林:在地摊上,蹲在地上,喝豆腐脑,吃葱花饼。那时候季承去了。那个葱花饼啊,最好吃了。
蔡德贵:北大的教授像您这样,到街头吃饭的人多吗?
季羡林:这我没有见过。
蔡德贵:有一次您在沙滩理发馆,还见过老舍。
季羡林:老舍那是,不是吃饭,那是理发了。
蔡德贵:老舍走的时候,把您的理发费也付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那您个人,在季承他们去以前经济方面也没有感到困难啊?
季羡林:没有感到困难。那时候我在辅仁大学兼课。
蔡德贵:您是在辅仁大学兼过课啊?
季羡林:嗯。兼过,教语言学。那时候辅仁大学系主任是余嘉锡,他亲自到东厂胡同来请我。一个月三块大洋。
蔡德贵:才三块大洋啊!讲一次啊?还是一个月啊?
季羡林:一个月。
蔡德贵:那太惨了。
季羡林:那时候有三块大洋,拿在手里边啊,觉得心里稳当极了。外边那时候是法币。三块大洋不得了的。
蔡德贵:您教了多长时间语言学?
季羡林:起码教了得有一个学期吧。那时候东四啊,有人手里边拿着大洋,哗,哗,哗,换法币,可以用这个法币讲价钱。反正他也不赔。
蔡德贵:在辅仁大学教的学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啊?
季羡林:没有。也没有什么接触,我反正讲语言学,讲完了就走。后来送给我一个月三块大洋,最后送了一疋布。
蔡德贵:送了一疋布?这就算给您的讲课报酬了。
季羡林:反正是拿着这三块大洋,心里就觉着踏实了。
蔡德贵:怪不得台湾辅仁大学把您做校友了。
季羡林:应该做啊,我在那里教过书的。
蔡德贵:解放初您拿1100斤小米了。刘麟瑞先生拿400斤小米。两倍半还多啊!小米值钱啊!到1956年就正教授了,是北大正教授里最年轻的了。刚刚过40岁。
季羡林:大概是。清华大学是张光斗,水利专家。
蔡德贵:那时候张维在清华是一级教授吗?
季羡林:张维在清华。是不是一级,那我就不知道。
蔡德贵:反正吴组缃跟您是同学,他没有评上一级,是二级。
季羡林:二级。对吴组缃当时争论很大。就说他这个,没有什么站得住的学术著作。
蔡德贵:他有小说。
季羡林:《一千八百担》。而且他是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凭这两个,要给他评一级,后来没有通过。
蔡德贵:您还帮他说过话。
季羡林:对。我说应该给他一级,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始终是二级。
蔡德贵:林庚没到二级,是不是三级?
季羡林:林庚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没有动。
蔡德贵:他在燕京大学啊,合并到北大的。他也没有定到二级吧?
季羡林:嗯。后来是二级,最高的就是二级。他没有定到一级。
蔡德贵:那时候一级教授确实是很少的。北大文科就是七个人。陈岱孙最大,翦伯赞、冯定、郑昕,您是最小的。也羡慕啊!那个一级教授。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那时候您到食堂吃饭,后边就有人说一级来了,一级来了。
季羡林:就是啊,是这样。那时候,沙滩有几个有名的饭馆,菜根香,就是卖一样,煮的鸡,你去了以后,给你一只鸡,还有一碟泡菜。在那个菜根香吃饭,我碰到过几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有杜近芳。那个馆子的水平还是高。另外呢,一个四川的馆子,干煸牛肉丝,好吃。
蔡德贵:四川的馆子啊!那时候川菜就有名啦?山东人喜欢吃鲁菜,您还喜欢川菜。
季羡林:我喜欢辣的,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