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您在北大的好多活动还没有说到。比如说泰戈尔访问北大，您没有说。

季羡林：我第一次见泰戈尔，在济南。那是在我小时候的事情了，大概是 1924年，我13岁，泰戈尔到济南。那时候，什么叫泰戈尔，什么叫诗歌，都不清楚。忽然听说来了一个诗人，在山东省议会，有一个大堂。我挤进去了，看了一眼，那时候不会发票给我的，小孩子也没有票，一钻就进去了。

蔡德贵：徐志摩陪着吗？

季羡林：就是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直是徐志摩陪啊！

蔡德贵：徐志摩夫妇吗？

季羡林：他爱人是陆小曼。

蔡德贵：您见过徐志摩吗？

季羡林：见过。泰戈尔给徐志摩起名叫Susima，是不是陆小曼陪着徐志摩？

蔡德贵：他用英语讲，有人翻译吗？

季羡林：有一本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集，我好像看过这本书。大概没有出版，成了一本书，他每次讲话都不长。

蔡德贵：像13岁的孩子。您听完了吗？

季羡林：没有听完。看了看，一个大胡子，就出来了。也听不懂，觉得没有什么意思。1924年。

蔡德贵：泰戈尔后来呢？

季羡林：后来在1931年或者1932年，又来过一次。那时候极左，来了以后就没有让他活动。

蔡德贵：到清华了吗？

季羡林：清华去过。我那时候在清华念书。

蔡德贵：也没有讲演，也没有和学生座谈？

季羡林：那时候，座谈不大举行。也没有人哪，杜威都是来讲演，是胡适当翻译，他不是杜威的学生么。杜威什么实用主义，我也不懂。

蔡德贵：在清华见过泰戈尔吗？

季羡林：就是在济南见过，1924年。1931年或者1932年的那次，那时候没让他有活动，认为他是宣传封建主义观点的。

蔡德贵：到北大办泰戈尔画展，是1948年吧？

季羡林：对。那个具体日期我忘记了，那时候有徐悲鸿，画家啊，泰戈尔的画，好像还有齐白石。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画展筹备期间，又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做指导。

蔡德贵：好像没有齐白石。您记得齐白石参加了吗？

季羡林：不敢说。那次有个印度学生，个子很高，一定要站到前排，我让他往后挪一挪，庞然大物。他不听那一套，站在那里。

蔡德贵：站在第一排吗？

季羡林：对。

蔡德贵：是北大的学生吗？

季羡林：对。印度派来的留学生。

蔡德贵：那次和泰戈尔有交流吗？

季羡林：没有。后来我到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那时候泰戈尔已经不在了。

蔡德贵：那次您见过那位女士，写过《家庭中的泰戈尔》，是梅特丽娜·黛维夫人著的。

季羡林：那个赛珍珠啊？

蔡德贵：赛珍珠是美国的那个了。

季羡林：嗯。就是那个谈话集，我翻过，出版了吗？

蔡德贵：出版了。在国际大学的那一年，泰戈尔已经不在了。

季羡林：1951年了。

蔡德贵：您始终没有跟泰戈尔聊啊？

季羡林：那时候我也没有资格啊！

蔡德贵：在搬到西郊以后，您在临湖轩是不是参加过很多外事活动？

季羡林：嗯。不少。印象深的就是，有一次是参加接待伏罗希洛夫的活动（1957年5月5日），在临湖轩。那时候是田汉，在那里作过一副对联：伏老不服老，泽东真泽东。

蔡德贵：这是上世纪50年代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还和伏罗希洛夫讨论过吗？

季羡林：哪有什么讨论啊！就是礼节性拜访。

蔡德贵：您和印度总统交谈了吗？

季羡林：印度总统那就出来啦。在校园图书馆后边那个广场，边上。交谈也是废话，那还有什么正经话吗？

蔡德贵：官场的那一套。您和中外政治家有交往很深的吗？

季羡林：没有。谈不上最深，都是礼节性的。有一次和这个杨秀峰出访非洲。

蔡德贵：就是钱其琛当随员的那一次。

季羡林：对。王泰来当翻译。

蔡德贵：那次时间比较长吧？

季羡林：那一次长。

蔡德贵：有半个月吗？

季羡林：嗯。那次是，我们从北京到缅甸，飞这个开罗。那个使馆啊，没有给准备好，我们在缅甸仰光机场，我跟杨秀峰、胡沙、钱其琛和王泰来，我们没有拿到机票，是因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失职，没有给我们办好机票。在机场，我们费尽周折，介绍说，杨秀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部的部长，人家也不认什么教育部长，他们还是不理会。我们无论怎么样说，都没有办法。最后是一支钢笔解决了问题，办理了去开罗的机票。要不然就麻烦了，我们没有地方住啊，走不了啊！人家不认什么教育部长。

蔡德贵：你们在埃及金字塔，进去了吗？

季羡林：上过，那个门口啊，在金字塔的一半。进去，那个地方是摆那个木乃伊的。你去过吧？

蔡德贵：去过。不是唐老鸭有一本书《我钻进了金字塔》，您比他早钻进去了，我也比他早钻进去了。您那时候50多岁了吗？

季羡林：不记得。

蔡德贵：在开罗，您参观开罗大学了吗？

季羡林：爱资哈尔大学。还不是爱资哈尔，爱资哈尔大学是在开罗，但是我们没有参观。我们参观亚历山大大学了。

蔡德贵：罗马风格的城市。在亚历山大住多长时间？

季羡林：我们在开罗大概住四五天吧。阿斯旺水坝，陈家康的大使。

蔡德贵：去没去卢克索？

季羡林：去过。陈家康那个人，玩世不恭。不是学阿拉伯语的。玩世不恭。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就讲，这个小丑要跳出来了，证明对他评价不高。不过，那个埃及大使在非洲第一名，是地位最高的。

蔡德贵：访问是他安排的吗？

季羡林：后来我们从开罗往西走，经过突尼斯。在突尼斯看到格瓦拉，就是古巴的那个。后来我们一直到这个卡萨布兰卡。从卡萨布兰卡起飞，到马里。马里那个地方，热啊，42℃是凉快的时候。那时候，在那里我闹过一个笑话，我过敏。在马里吃杧果，从前没有吃过，一吃我就过敏，流鼻涕。凡是新东西啊，没有吃过的，就过敏。

蔡德贵：现在吃杧果，还过敏吗？

季羡林：现在没了，过敏过去了。

蔡德贵：还打喷嚏了吗？

季羡林：打喷嚏啦。夜里想喝水，拿出一瓶香水，灌了一口。

蔡德贵：哪儿来的香水？洗手间的？

季羡林：反正我们住的，那个贵宾房间。

蔡德贵：喝一口香水，那是什么味啊？一种什么感觉啊？

季羡林：什么感觉啊？赶快吐出来，还敢咽啊？一喝不对头。

蔡德贵：那个热地方，我在科威特待过，先生。夏天53℃，太阳直射下，82℃。把鸡蛋埋在沙窝里，两个小时就熟了。晒两个小时，工人坐到卡车里，经常屁股上被烫出疱来。受罪了。

季羡林：（笑）马里也够热的。晚上42℃。白天50℃。那时候大使馆活动都是晚上。白天还敢活动啊！

蔡德贵：那时候住的地方，有空调吗？

季羡林：有空调。那个热啊，杨秀峰那个人啊，还衣帽整洁。

蔡德贵：他没有办法啊！您那一次好像也没有穿中山装，也穿西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