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次口述

2009年1月28日下午2:45~5:00

季羡林:上次我们说到什么地方了?

蔡德贵:说到马耸云和龙丕炎,这两位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实际上您的几个学生,您都给他们出了很多力的。有关您的东西里有的地方提到的,有几个小事情,我想是不是落实一下。

季羡林:好的。

蔡德贵:一个是王邦维读研究生的时候,需要查阅一本善本书,图书馆说只有像您这样的学者,才有可能。于是您陪同王邦维去首都图书馆,把这本善本书借出来,您在旁边看自己的稿子?

季羡林:对。是有这么回事。我坐在那里陪着,不能走。但是忘记是不是带稿子了。

蔡德贵:这是王邦维读硕士还是读博士的时候?

季羡林:忘记什么时候了,反正有这么回事。

蔡德贵:还有一个叫卢向前的人?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是不是帮助您查阅了一点敦煌学的资料,您觉得过意不去,专门去他宿舍,请他到家里吃饭。

季羡林:不很清楚了。具体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卢向前感动得不得了。后来就是钱文忠到家里是最多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和李铮老师在家里的时间最长吧?经常在家里吃饭,在1989年以前。

季羡林:对。

蔡德贵:我去年第一次10月13日来的时候,没有带录音笔。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叫我来做口述历史。

季羡林:对。

蔡德贵:年前不方便,所以是不是请您再说一次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季羡林:为什么,也很简单。首先流行啊,这么一种做法。我就是在大潮中,参加了一份。不是我发明的,口述历史流行了很长时间了,很多了,而且有的已经出版了。所以,既然别人可以做,我说我也可以做。因为口述历史有一种好处,关于我的传哪,有一本公开出版的,《季羡林传》(《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是不是啊?有一本是张光璘写的。张光璘这本,我从头看了一遍,另外几个人写的,我没有看过。

蔡德贵:我的那本,您没有看过?

季羡林:看了一点。张光璘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蔡德贵:还在北大,退休了。

季羡林:他那个我看过一遍,别的我都没大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是哪一部啊?张光璘的啊?

蔡德贵:都差不多吧。论印的次数多,可能我的那本发行比较多,山西古籍出版社印了1万册,后来转给人民出版社印5000册。因为人民出版社影响大一点。

季羡林:那当然了,那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啊!

季承:还有自传。

蔡德贵:自传是后来的。然后我在北大出版社,他们组织的一套系列,第一本是《乡土先知费孝通》,第二本是我的《东方学人季羡林》。2007年得过新闻出版署的优秀畅销书奖,有证书。

季羡林:哦。这样子。还有一个奖杯,是不是啊?

蔡德贵:这个不是国家图书奖,像您的《罗摩衍那》是国家图书奖。另外很多您的传记,其他的还有于青的《东方宏儒季羡林》,本子比较薄的。

季羡林:对。于青那个书,我没有看,我跟她谈过。那时候不是有个全国新闻出版署评书活动么,我参加过几届评书。于青就是在新闻出版署管这个事情的。

蔡德贵:于青也是山东人。

季羡林:这个不知道。

蔡德贵:于青还有《季羡林静静走在喧嚣中》,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季羡林:这个书我都不知道了。

蔡德贵:当代中国出版社编的《季羡林自传》是比较全的,读者很认同的还是您的这本。后来还有卞毓方2007年出版的《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季羡林传》。

季羡林:卞毓方的出了吗?

蔡德贵:出了,大概也是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的。您的《季羡林自传》很完整了。读者能够详细了解您的还是自传了,因为《牛棚杂忆》、《病榻杂记》都收进去了。

季羡林:哦。那这本书相当厚了。

蔡德贵:很厚的一本。您萌生口述历史的想法,2007年年底就有这个想法了吗?

季羡林:嗯。这个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当时流行了,流行而且可以出版,我也可以试一试。口述历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许多季羡林传记一类的,不能写到的,口述容易讲到,所以要想了解我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口述更为可靠一些,更细致一些。

蔡德贵:现在口述历史我们见到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梁漱溟的,美国一个学者艾凯给他整理的,反响比较大的,梁漱溟晚年的一些思想活动,和盘托出了。

季羡林:我知道。这本书我没有见过。梁漱溟这个人哪,我是很钦佩的。我很钦佩的标准,除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有谁敢跟这个,顶嘴的。武的呢,我崇拜的是彭德怀,文的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

蔡德贵:实际上,您跟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佩服他。

季羡林:我见过他。见过,见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是在航空学院组织的一次批斗会。那时候见的彭德怀。

蔡德贵:您那时候参加过批斗会啊?

季羡林:不是批斗我的。我那时候还没有被批斗,我去参加,是看了。

蔡德贵:是北大组织的吗?

季羡林:不是,是航空学院组织的。那时候我去看过批斗会。不是批斗我的会,那时候我还是没有被批斗的。我去的时候很担心,彭老总的脾气很暴躁。我说那个集会啊,不是讲理的地方。他一暴躁,就不可收场了。那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把人性啊,完全歪曲了,好人坏人也分不清楚,真正活跃的,大概都不是好人。好人不参加的。所以我去看,老是捏一把汗,我怕彭德怀脾气爆发,那个不堪设想。什么叫不堪设想呢?一个是被挨打,一个是甚至于被打死。那时候打死太容易了。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常讲,这个中华民族啊,当然是很伟大的民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涂,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什么叫大事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到今天应该有一个结论吧?可是据我的观察,很多人把“文化大革命”忘掉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这是不应该的啊!这叫大事糊涂。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一个说法吧?现在年轻人哪,大概都忘记这件事了。我说这个问题,就是很值得研究,我们中华民族啊,对这样的大事,我们糊涂起来了。我始终认为,我们讲中华文化史,讲中国的民族史,讲中国民族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一个说法,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那个现象?就是没有个说法。年轻人忘记了,这不能忘记的。你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大革命”你不研究,那行吗?如果没有一个说法,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蔡德贵:武的您佩服彭德怀,文的佩服的是梁漱溟。

季羡林:彭德怀和梁漱溟。我跟彭德怀没有什么接触,跟梁漱溟接触比较多。一个中国文化书院,它有个院务委员会,原来的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后来他让我干了。汤一介搞的,他是院长,叫创院院长。

蔡德贵:这个书院您在北大的时候,搞过很多活动。搞过国学讲座,您还参加了林毅夫的经济中心举办的文化讲座,您和张岱年,可能还有侯仁之先生,一共有三次,大概。您做的是东方文化,讲东方文化会再现辉煌。

季羡林:对。不在朗润园。好像做讲座,反正在北大二教一带。二教有个后门,是不是啊?

蔡德贵:中国经济中心邀请您做的,大概还有张岱年、侯仁之一共是三个人。您有一次提到《毛选》5卷有毛与梁漱溟辩论的。

季羡林:是第一篇吧?

蔡德贵:我后来查了一下,不是第一篇,是在一百多页上。

季羡林:那后来那个书为什么禁止啊?

蔡德贵:听说是因为华国锋搞的,说5卷不能代表毛泽东思想了,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了。

季羡林: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我佩服的就是敢顶,敢顶是中国的士。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的,士可杀,不可辱,士跟中国这个侠啊,有联系。祢衡骂曹,就是中国的士,士跟这个侠有联系的,其实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举动。他心中有一个是非观,看见不是,不对的,不是“是”而是“非”的,他就起来抗拒。我觉得,这是中国士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士啊,与中国的这个侠啊,是不能分开的。我曾经让人给我复印那个《史记》的《游侠列传》,我后来始终也没有看到(复印的),忘记托的谁了,好多年了。我想研究研究,这个士,外国语言,任何语言没有办法翻译的这个士,现在翻译成知识分子,太浅薄了。这个士,是知识分子,但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

蔡德贵:《游侠列传》可能有朱家、郭解。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季羡林:嗯。“祢衡骂曹”,我觉得就很有典型意义。曹操这个人奸诈,他不杀祢衡。他把祢衡送到黄祖那里,让黄祖杀,让别人杀。《捉放曹》的那个戏,后来还演吗?

蔡德贵:不知道。“文革”以前经常演。“文革”当中就是八个样板戏了。

季羡林:中国的京剧啊,现在还是应该加以提倡。为什么呢?因为艺术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老百姓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大半是从京剧来的,当然有一些是不真实的。不过起码会知道一些。你像曹操这个人,如果没有京剧,不会像现在这样,人人都知道奸诈的曹操。《三国志》、《三国演义》那个人名,大多是两个字的,只有两个人,是三个字的。两个三个字的,《三国演义》人名都是两个字的,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蔡德贵:诸葛亮吗?

季羡林:诸葛亮,是一个字,诸葛是复姓。

蔡德贵:一时想不起来。

季羡林:《捉放曹》那个,就是,叫黄伯奢(应该是吕伯奢),是不是啊?奢侈的奢。他不是要欢迎啊,那个曹操跟那个陈宫,陈宫不是县长么。《捉放曹》就是陈宫捉到曹操,又放了。后来跟曹操一起闹革命去了。一离开那个首府,就欢迎他,杀羊欢迎陈宫跟曹操。曹操听到,杀那个肥的,曹操以为是要杀自己,就拿起宝剑来把黄伯奢一家都给杀了。杀了以后,曹操知道自己是错了,他怎么讲呢?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负就是对不起。还有一个(三个字名字的,)是诸葛亮的老丈人。全《三国》,就是这么两个人是三个字的。这个我不敢说了。这个名字的多少(字)啊,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派出所就很有关系,现在可能过了这一段,过去都是什么什么军,张军、李军的,绝对的军,还有什么宁,王宁、张宁,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一个单位里有两个李宁,来了信谁也不敢拆。是哪一个的呢?

蔡德贵:不用说张姓、李姓的了,我的蔡姓是小姓,在百家姓里大概排在40名以后。叫蔡德贵的大概都有十几个了。

季羡林:你这个名字,太一般化了。

蔡德贵:还有女孩叫蔡德贵的。

季羡林:你这个“德贵”,本来是不分性别的。

蔡德贵:我以前是得到的“得”。

季羡林:哦。得到的“得”,是自己改过来的啊!

蔡德贵:您以前主张复姓。现在香港和台湾,女的往往在结婚以后,把丈夫的姓放进去了。

季羡林:对,像刘王黎明。旧时代都是这样,先把夫姓放到前面去了。我那个妹妹,季香,我们本来有个林字辈,她没有排上,就没有名字。我那二妹就排上了。秋妹季惠林,还有季漱林。中国这个旧社会可恶,男尊女卑,是最可恶的,瞧不起妇女。中国有一个,我最不了解的,中国这么一个聪明、伟大的民族,怎么缠小脚?到现在我没法解释。有一阵儿,也是几十年以前了,好多人研究这个问题,裹小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学术问题。不管怎么样,这对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光荣的一面。妇女每个人为什么缠小脚呢?那个鲁迅的一篇文章,《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就是,他就不懂,他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脚缠起来。

蔡德贵:缠得厉害的,肉都臭了。

季羡林:臭,就是“好”,烂了,脚就越来越小了。烂掉了,溃疡,残酷极了。我觉得,中国这么一个伟大民族,这个习惯我始终不懂。因此我对满族很佩服。满族不缠脚,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好东西人家都学,就是不缠脚。我觉得这个满族啊,不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我对满族很佩服的。我们小时候,这样子的,你要不缠脚,女的不缠脚或者缠脚不小,嫁不出去的。

蔡德贵:慈禧太后都不缠脚吗?

季羡林:她不干的。

……

季羡林:我的理想啊,就是把士和侠结合起来做人。

季承:当官的是不是士?秀才和状元当了官,如果有侠气,是不是就是士?

季羡林:当官的和士是两个范畴。这个士是指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当官的是另外的事。这个当官的,不是有清官和赃官吗?有清官和赃官,老百姓当然欢迎清官了,但是有人主张赃官比清官好?你们知道这个事吗?很正经的讲的。什么道理呢?如果都是清官的话,封建社会啊,消灭不了。因为有了赃官,才创造了封建社会消灭的基础。

季承:当官的就不是士。

蔡德贵:当官的是单立人的仕了。彭德怀是侠,梁漱溟是士了。

季羡林:士和侠不可分。梁漱溟……不过这个侠跟士是分不开的。因为不怕生死,就是侠气,梁漱溟就是不怕生死。